不想被成功定义的「Z世代」——给项飙写信

“从叙事中醒过来”

盈欣从小以为，只有拿到最好的，自己才会快乐。“考上最好的高中，我就想考最好的大学，进最好的大厂，绩效得打A。”拿不到，她就很痛苦。中考那年，从她学校进入青岛最好高中的，不到5人，她是其中之一。但高考她没发挥好，去了澳门一所大学。

要好好学习，继续升研究生——入学后，盈欣对周围同学产生一种不屑，觉得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只有自己在学习，还更早地去实习。在那时候，她发现“整个世界不是像你之前所受的那种教育，多劳多得，只要努力就能取得成绩”。

去年夏天，她给项飙写了封2万字长信，表达这些困惑，讲到优绩主义的影响、原生家庭的问题，还有后来在互联网大厂实习求职时的挫败，想交流当前年轻人生存境况的一些感受，以及如何“把自己作为方法”，尤其是怎么“从叙事中醒过来”。

那时，项飙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在线讲座《为什么读书这么累？一个有关生命力的初步理论》。“像大海汹涌波涛上的一个泡沫，对自己的存在感到非常虚无，非常累，但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是怎么一回事。”讲座中，他提到一个学生的表述。

后半程的2个多小时问答，很多名校生分享了对教育系统的感受。项飙回应，觉得年轻人的生命力正在被这个系统“捕获”。他公开邮箱，希望跟他们深入交流。

盈欣的信发送了两次。在一个早上，邮箱弹出项飙的回复：“浓度很大，我需要再读一次。里面的内容很深，我觉得也许我们在线上聊一次会比电邮里的文字交往有效。”盈欣觉得，能被项飙当作“一个人类学的观察对象”，可能也是做一定贡献了。



●项飙给盈欣的回信。讲述者供图

八月的一个周末，项飙出现在盈欣的屏幕里，背景是家里的阳台，开着几朵天竺葵。他刚起床，只有早饭时间有空，一边吞面包一边说，“就以你为主线吧，你提出一些问题，我们聊一下”。

盈欣没有提前准备话题，两个小时的对谈，围绕学者好奇的——互联网大厂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怎么被形塑开始，向各处发散。

作为大厂实习生，盈欣自认是最拼的那个。当时正好有员工离职，空出一个岗位，她被承诺了转正offer，干的是正职的活儿，还自学AI的底层逻辑。作为一个学市场营销的文科生，一点点去抠数学、计算机的知识，和她对接的上下游，都说她“厉害”。

每天下班时，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有时候甚至通宵。实习了10个月，offer突然以一个“很荒诞的理由”被取消了。她感受到一种“毁灭性的打击”，随后延毕一年，以应届生身份参加2023届的校招。但那年，很多大厂停招校招生。最后，一个曾经实习的朋友给她递来“救命稻草”，推荐她到上海一家中厂，关于offer，公司只是说“先实习两个月，到时候再看”。

盈欣印象里，在她之前几届的学生，都是竞争互联网大厂offer，而她的学弟学妹，同时也会看更稳定的工作，可能工资只有大厂的百分之六七十。他们有一种对大厂的调侃：我完成了过去十几年的内卷教育体系，要大展宏图的时候，发现压根没我什么事了。

这个表达引起项飙注意。他在视频中说到自己的理解，“是一个蛮潇洒的说法”——不像一种受害者心态，也不是一个愤恨批判的说法，映射到具体的生活态度上，有一点点躺平。他向盈欣确认，这无力感是否也没有彻底变成佛系？

以盈欣的经验来看，这个语境里其实包含优越感——虽然大厂不再有从前的安全感，“果实已经被摘取”，但进去还是有光环的。在她的感受里，无力感和焦虑是不一样的。有选择的时候会焦虑，反而生命力很强，抗住压力，焦虑很快会过去，或者转换成另外的力量。这是在一个自由的前提下。无力则更可怕，盈欣说，“会有点丧失人的主体性，对周围世界有种陌生感。”

在后来的圆桌交流中，2018年毕业的左小军说到类似感受。他作为管培生进入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新部门，领导是40多岁女性，很会喝酒应酬，而他相对内向。有次一对一沟通，领导说他总体挺好，但是不够狼性。他陷入困惑：作为一个男生，在职场里一定要很有狼性才是对的吗？

当时，他感到职场通路被堵住，“自己狼不了，领导又要让我狼，那我的未来怎么办？是不是房地产行业不适合我？”后来他离职了，2022年跟伙伴创业，又感到同辈压力——别人能做到我做不到的话，创造不了新的价值，我的价值感又在哪里寻找？

这次听见项飙谈到，自己也依然有同辈压力，左小军明白这种恐惧是不可避免的，“那我目前和解的办法就是放过自己，尽量在行动里创造价值，或许没有得到世俗意义的认可，但做的过程总体是享受的，就够了。”



●项飙与来信者进行圆桌交谈。源自纪录片截图

对于自己走不出来的经历，盈欣选择写出来。她最后留在了那家中厂做产品经理，同时报考同济大学非全日制的创意写作专业。平时工作，周末上课，她感觉写作成为对抗现实失控感的一种方式，是一条理想的支线。

之前她把工作当做生活的全部，对自己高要求，也苛责周围人。发展出支线，转移了注意力，不再在工作中找意义和尊严，生活相对松弛下来。笔下的文字是能被掌控的，通过梳理，她把自我厌弃和优势联系起来，变成自我接纳的过程。



遇见他者碎片

2020年居家隔离时，不到20岁的盈欣在《十三邀》中第一次认识项飙。那期访谈她看了“无数遍”，把每一帧字幕剪下来做成图片，排进公号文章，去年底又重温了一次节目，还在网上看完项飙的所有中文讲座、对谈视频，以及《把自己作为方法》。没想到几个月后，自己有机会与这位学者写信、对话，并约定了下次继续。

以前她几乎不发社媒，“不知道该怎么和身边人说心里话，只能躲进书里读读写写。”这次视频结束后，她感叹，在这个效果都被数据量化的时代，人文学科的效用好像真的很难被衡量，但公共讨论的空间始终是很重要的，不同声音和表达值得被看到。征得项飙同意后，她把对话内容剪成一个半小时音频，放到播客“贰律背反”上，引来184条评论。

有人提到，这种形式好像一个互助会，也有人想给项飙写信。盈欣跟项飙提议，向年轻人发起一次邀请——让大家用具体经验来阐述自己，再组织有意愿的人和他共同线上对话。项飙支持了她的想法，给出三个话题方向——间隔、看见、失控/可控感。

两个月后，盈欣收集到51封信件，共15万字。她花了半个月读完，整合出一张excel表格，提炼其中的共性，例如悬浮、彼此之间的原子化……总而言之，“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感”。她好像看到曾经迷茫的自己，觉得写信人也都希望“被看到”，于是几乎一一做了回信，除了几封只想给项飙看的内容。

“在他人身上看见自己，或许也是一种看见？”盈欣的自我接纳过程里，包括建立爱好——当为了去看剧而盘票，她找到同好，下意识有了一点人与人的连接感。她在自己的信里，跟项飙提过，去看《摇滚莫扎特》时，演员在结尾到观众席互动，粉丝找了交响乐队演奏片尾曲，大家在这种感动中产生交互。现在，她微信里经常聊天的几个朋友，都是在剧场里认识的。

后来对话时，项飙追问她，怎么理解这种“被看到”——人什么时候是想被看见？什么时候又不愿意被看见？这中间如何面对隐私？

盈欣意识到，对于自己考研的前前后后，都不想让很多人知道，尤其是同事。她把朋友圈分组，精细到每一个人。更不想被男领导看见，工作软件的头像都为此从卡通人物换成德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抽烟的黑白照，签名写：老登恐惧症患者。顺着这个思考，她反观那些剧场朋友，其实在一开始想让对方了解的，也只是“剧场里的我”，把很有具身性的部分也隐藏起来了。

工作之后，跟过去好朋友生活轨迹不同，没法分享日常。而互联网把人切得很碎，不是完整的主体，盈欣发现，自己常是作为一个碎片跟人连接的。比如工作中结识的同事，在一个周末街头偶遇，彼此都会感到尴尬。而上班时并不反感，也都在一起吃饭。这似乎是工作和生活需要剥离的界限。

这种弱联系，她在实习时已经感受到。那两年她换过四五份实习，从北京到深圳，再到上海。因为漂泊，没敢给自己的生存环境置办东西，也不敢跟同事建立深入的关系，整个人的状态混沌无序。而业务线太过细分，与现实产出的距离特别长，她虽然在做偏用户分析的工作，但“根本不知道做的东西怎么抵达用户”，意义感也随之丧失。

在北京西二旗时，花三千多和陌生人合租，她把他们“非人化”，当作一个符号，才能在这种亲密环境里不觉得太尴尬。一旦具象化之后，想到自己是跟男性共用卫生间，“挺没有尊严的”。最难受的时刻是发现男生把尿滴到马桶圈上。

她8点出门上班，晚上12点下班，吃饭点外卖，共用的厨房基本没有人去。她告诉项飙，这种“附近”不是很舒适。关于人生的道路、方向，自我的价值，她当时内心想得特别多，但周围没人可以交流。“憋疯了”，急需和世界确认一些信念的存在。



●凌晨1点的西二旗。讲述者供图

她去青年作家张怡微、朱婧的新书发布会，加上朱婧的微信，把自己的小说发给她看。在翻译《海德格尔导论》的农民工陈直的讲座上，她见到陈嘉映，之后写信询问，如果对哲学感兴趣，有没有必要去读一个哲学的研究生？要不要也去翻译一本哲学书？陈嘉映分享自己的观点：鼓励学生先去工作，再去读研。

这次整理信件，盈欣看到，很多人说自己把阅读写作作为建立生活秩序的方法，可一旦跟具体的人联系——身边意见不同的朋友、有观念拉扯的家长，会再次感到失控。

不少像盈欣一样受困于此的人，希望能跟学者深度交流。

刚读研究生的小敏，在一个考研村苦学6个月上岸后，发现研究生跟自己想得很不一样，读博士除了自身实力，还要靠人情往来，研究生同门只聊生活，不聊学术，在背后默默地卷。她在日记中写：“在这座城市里，我一直觉得我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就像一条宽敞河流，我流淌其中，像个垃圾袋一样飘过，留不下一点痕迹。”

她向项飙写信表述，原本以为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会有引领者告诉我，我该以什么方法去做。但是这个引领者告诉我，世界非常大，要自己去寻找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做就行了。可是方法是什么，依旧没有告诉我。

小敏在圆桌谈话中进一步表达了这种失控感，认为这是源自对权威的畏惧——决策依赖于他人的想法指引。她说到，自己的导师“很大佬”，她问导师一个问题“yesorno”，导师回到“or”，她就一头雾水，失去方向。这场对话结束后，她意识到，自己总把问题的答案寄托在那些比她更强大的人身上。

项飙在最后回应了“被看见”的问题——关键不是被看到或者不被看到，人抗拒的是“被重新定义”“当做被控制的对象”。

一点“间隔”

第一次圆桌对谈聊了3个小时，第二次隔了十多天，又聊了1个半小时，一共40多人参加。大部分问题，项飙也没有解答。

随机地聊，自然展开，形成讨论——圆桌的开始被项飙比喻成“种子培育”，大家种种看，会有什么。他跟参与的年轻人说，人生中的问题，绝大多数没有答案，但它是需要回应的，也因此要摸索、拥抱它。

这种深刻，是因为“直白，直接面对自己的经验，不用过度用理论框架去证明。”项飙解释，“间隔”是生命力很重要的一种起源，没有它就完全被控制，卷入一个系统里面。怎么在接受被系统支配的前提下，有一点可控感？——“你和现实生活中间，是有空间的，得用实际的行动把这个空间填补起来，最后还有很具体的东西产出。”

他讲到自己童年，由于父母是老师，常听他们抱怨工资太低，他就知道了老师之间关系的复杂，和背后的系统。出于对老师困境的了解，他产生“间隔”，能够回看自己身处的教育环境。“大家觉得迷茫无力，是除了系统之外，没有其他生活资源、信息资源、情绪资源、审美资源，来回看这个系统。”

知道教育系统背后是什么，同时有自己的“小世界”，这也是间隔的意思，即构造“横向反思空间”。项飙举例，如果总反思领导怎么说，老师怎么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在一根线上打圈的“纵向反思”，将陷入二律背反的囚徒困境。



●圆桌交流进行中。讲述者供图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29岁的左小军开麦接话，原以为自己能在创办的福建乡村会客厅里，找到交流的锚点。他组织放映独立电影，用两天一夜的时间放下手机，和大厂产品经理、考研党、来歇脚的数字游民讨论人生的意义、“爱是什么”，工作的困惑。

“有讨论的氛围，但不多”，他更关注和年轻人的交流，而合伙人更关注咖啡卖了几杯。这些活动好像“和上班差不多”，有妥协和挣扎的部分，他也在考虑“是否要一直做下去”。

最后，他和合伙人散伙。他明确地知道，自己无法忍受“为了赚钱而忽视社会价值”，开始做亲密关系的概念店，再出一些周边。微信列表里的顾客有1000多，只是愿意买账的仅几十人。

他把项飙当成“远方的榜样”，一直在践行项飙提出的概念。项飙说“如今城市的生活是折叠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被隐藏起来”，他就去践行一些体力活，给会客厅装灯具、装监控，拧上每一颗钉子。还把自己和妻子的婚礼做成一个月的展览，希望重建“附近”，回答“不婚不育的时代为何走入婚姻”。

“我算是比大多数年轻人或者说大多数同龄人多一些探索的，但我依然对我的生活也没有多满意。为什么你取得了多少成就，好像跟你去做了多少探索，经历多少东西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的？为什么我折腾了这么多自己想做的，依然不满足？”他说出新的困惑，觉得自己好像另一种意义上的“蜂鸟”，需要不断地探索自我，在探索自我的路上，仍旧像陷入惯性的驴，拼命奔跑，要取得成绩。

谈话结束后，盈欣和一位参与者方景还在讨论这些困惑。因为经历相似，她们后来约着去了济州岛、云南玩。清明假期，两人又在昆明和另一位圆桌朋友吃了顿饭。从下午两点聊到晚上六七点，话题依然延续之前的交流。

28岁的方景还挣扎在无意义感的工作中。她换了三四份工作，都是收入体面、曾经觉得有意义感的内容行业，但做完项目，迎接她的不是升职加薪的承诺，而是出于没有提升空间的考虑，整个部门被裁员。

“我能很具象化的感觉到自己生命力的流失，感觉自己变得愈加干瘪。”给项飙的信中，她这样描述。写信距离被裁员不久，她问道：“我是不是正在用自己最珍贵的时间换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符合家庭期待的想象中的未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此时此刻的我处在哪里？”

她的房子40平，自带一张褐色条纹的塌塌米，摆在白色书桌的斜对角，铺上沙发巾，横着摞起纸质书，就构成了她的“小世界”。工作的内容放到白色书桌上，阅读、工作以外的写作，都在榻榻米上完成。读《哲学小史》《卡拉马佐夫兄弟》《西西弗神话》，她尝试通过这些，去反思工作的工具化。



●方景的塌塌米。讲述者供图

而盈欣正在接受，即将失去上海中厂的工作。组织圆桌对谈的时候，她碰上同期三个校招生晋升。考核要述职，还要评估工作的努力程度，盈欣没怎么准备。最后其他校招生都晋升了，只有她被卡了。

领导找她谈话，以为她会不高兴，但她觉得，自己找到了想做的事情。忍受着年终总结时“你能力不行”“你这一年没有成长”“你表现太差了”的批评，裁员对她来说，变成了“期待”。

上个月被裁之后，她又给项飙写了封信，沟通圆桌对谈接下来的走向，也提到了自己的工作情况。项飙回复她，会每5-6个月参加一次，但对就业，“我给不出什么建议，我怕你失望。”

盈欣没有期望项飙给出解答——被裁员的第二天，她就去复旦蹭课了。她决定再考一个人文社科类的研究生，也做好了竞争很大的准备，哪怕再试两三年，“不想经历找工作那种被挑拣的感觉了，尽管也羡慕忙忙碌碌的大多数。”

她的“小世界”在公司旁边的大众书局，中午午休的2小时，她会去读书。王安忆的《考工记》陪她度过了一个春天，她开始看到时代的背景、现实的环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学读了八九十本，又去读哲学，从康德读到萨特。

在这些之后，她才有勇气花了好几个晚上，反思实习期经历的幻灭，写下五六千字。“好多事情你以为逃避了，就你把脏衣服推到床底下，你就不用再去面对它了，但是总有一天你还是要面对它，当你拿出来，真的是一团乱，你要把它们都拿出来熨帖好，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