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最喜欢的“大局观”，究竟是怎么来的

出身商人的管仲为什么为难商人？真的是大公无私么？

各位好，前两天我写的文章中，提到了《管子》中的一段话：“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我看到留言中有人说大开眼界，说没想到著名的贤相管仲还说过这样话呢？

这里要多说一句，《管子》和中国先秦时代大多数古书一样，的确是托管仲之名创作的，但到底原话是不是管仲说的，还是他的推崇者借他的名义总结，其实谁也不知道。



但甭管“利出一孔”这话是不是管仲说的，现实中的管仲的确开启了古代中国“利出一孔”的首次尝试。

他教齐桓公不用在税收上下功夫，“官山海足矣”——说的简单点，就是国家垄断冶铁和煮盐这两个当时最为重要、最为必须、也获利最为巨大的行业，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官营盐铁产业的先河。

管仲的这个“利出一孔”，给后世王朝提供了一个思路，之后中国的历朝历代，官营行业的名单越来越扩展，酿酒、瓷器、丝绸等等等等，只要一个行当逐渐成熟并有利可图，朝廷就立刻敏锐的跟进，将其纳入官营，不仅做到了利出一孔，也使得古代中国民间资本始终没有发展到欧洲那种足够由民间支撑大航海时代远洋贸易和探险的规模。

所以，这个过分早熟而厉害的手段，就像《三体》中的智子一样，锁死了古代中国向工商业文明发展、最终爆发科技和工业革命的路径。

这个主意领先全世界领先到什么程度呢？十月革命之后，新生苏俄由于经济频临崩溃，列宁被迫执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耕种自留地，企业主重新创设私营商铺和工厂，当时俄布内部也存在争论，担心资产阶级借机复辟，列宁说没关系，“只要我们掌握经济制高点就可以了”——列宁说的这个经济制高点，其实就是管仲所谓“官山海”的意思。

只不过，时松时紧、搞来搞去经济开放程度始终没突破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苏联后来经济也是一塌糊涂。这从一个侧面其实证明了“利出一孔”“官山海”或者“占领经济制高点”这些思路，其本质上都是一种战时经济的特殊体质——如兴奋剂一样，能够在短时间内激发和调动一个国家的空前力量，但从长期看，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上升是起毒害作用的。

事实上，你去看到管仲和齐桓公问对中的很多思想，会发现管仲的很多治术，本质上都带有“战时经济”甚至军国主义经济体系的思想，他的“寓兵于民”政策非常接近于近代普鲁士所打造的军国主义体系，这就难怪为什么后世人们总结法家思想的渊薮，会最终总结到管仲那里去，把他奉为法家思想的鼻祖了——管仲虽然没出那些连坐、保甲、疲民、弱民、愚民、辱民的馊主意，但他是第一个只站在对君王有利、且超级短视的角度，主张给国家“嗑药”上强度的人。

然而，我每每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别扭的感觉——管仲这个人，你说他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呢？

你说他愚蠢吧，列宁两千多年后想出来的招，他当年就能想到了。货真价实的“领先西方两千多年（当然俄罗斯严格意义上说不算西方）。”

但你说他聪明吧，管仲的出身不是统治阶层，恰恰相反，他自己就是商人，一个商人获准给君王提意见，开口居然是要掠夺民众多余的钱财、堵塞民众赚钱的路径，要官山海、要让天下利出一孔，到头来让商人的生意都没得做，你说这商人是不是疯了？

当然，你可以说管仲“胸怀天下”、“有大局观”，出了这个主意，得了齐桓公赏识之后，他就不用经商了，一步跨入统治阶层，谁还去管那个？

可是马有失蹄、人有失手，君恩有隆厚的时候，就也有衰减的时候，管仲的法家后辈商鞅，吭哧吭哧给秦国定了那么一套严刑峻法，最后不就落到一个逃亡投宿都没人敢收留，作法自毙、五马分尸的下场么？

指望君王的恩庇与特权生活，哪有自己安安心心劳动、做生意，财产能神圣不可侵犯，花自己挣来的钱安心妥当？

所以我读先秦时代这些法家谋士故事，总觉得他们有一种大愚若智、外加精神分裂的神经病气质。

这种矛盾的观感，就像你观察今天网上某些人，平素义愤填膺的叫喊，收复那啥啥、打谁谁，我捐一年的工资！甚至我捐一条命。还深谋远虑的给你摆事实讲道理，大河满了小河才能满，撕碎西方对咱的包围网，我们才能实现全民富裕，到时候“骑在洋人头上拉屎”，对咱们所有中国人都有利啊！



勇是挺勇，慷慨是挺慷慨，深谋远虑是挺深谋远虑。可是现实中，换另一个场景，看到那些弱势群体受到欺辱，看到社会不公现象，你让他们挺身而出，甚至哪怕就是微信转个朋友圈，帮着呼吁一下？他们却又立刻化身犬儒主义者，哎呀，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把自己小确幸的日子过好就行了。他人受难关我鸟事？食品安全眼不见为净。

这种人，你说他们是勇敢还是畏葸，是慷慨还是吝啬，是智慧还是愚蠢呢？

在我看来，这些人倒真不愧都是管仲和商鞅的子孙，在大愚若智、精神分裂的道路上闭目狂奔着。只不过龙种产下了跳蚤，管仲、商鞅的法子甭管怎么作法自毙，是真的对君主有利的。这些人的论说，则除了听上去慷慨激昂，于己于国都无一好处了。

当然，他们仍喜欢说自己有“大局观”，连平时看个电视剧都喜欢的幻想自己是帝王，或者至少是国师——哎呀，这帮刁民不管不行啊，什么康熙雍正乾隆，还是太仁慈！人杀少了。

是的，你会发现罹患这种“大局观”病的人，在中国真的挺多的，于今未得痊愈。

那我们不妨就从管仲的故事出发，分析一下，我们的国人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怎样罹患这种“大局观”病的呢？

前文说了，管仲这个人的出身，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都非常特别——他是一个商人。齐国内乱，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齐桓公）争储，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一个主公，并约定好了只要一方事成，就举荐另一方也成为上卿。

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能获得两个重要信息：

第一，中国商人早在那个时代就懂得“分散投资”“风险对冲”这件事了，管鲍两个人本质上其实是合伙人，他们的政治投机行为用这种约定达到了稳赚不赔，公子纠和小白相比之下反而成了为他们的利益拼上性命的傻帽。

第二，从管仲和鲍叔牙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中国商人特有的强烈的“从政欲”。

商人从政这个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并不鲜见，比如中世纪的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的许多商贸城市的商人会趁着帝国或者诸侯出现财政危机的时候，主动向君主提供资金，用于“赎买”自己城市的自治权，赎权之后这些商人则会通过竞选成为城市的市长或者议员。汉堡、法兰克福、不莱梅等许多“自由城市”，最早就是建立的。与该手法大同小异的商人赎权在同时代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屡见不鲜。

议会、大学、股票交易所……等等这一切，都是在这波商人从统治者手中赎买城市的自由权之后才逐步成为可能的。



但对比之后我们会发现，古代欧洲的商人赎权与古代中国管仲式的商人从政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像管仲这样的人他们并不为本阶层做长远的考虑，在自己投机成功、一脚踏入政坛之后，管仲们就不再为本阶层、甚至广泛意义上的“民”说话。

如你所见，管仲给齐桓公出的主意，就是要“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换句话说就是要掠夺富裕者的财产，还要断绝他们致富的手段——虽然最初的手段有待提高，但这在思想上就是一个要转手致自己所出身的阶层于死地的绝户计。这跟欧洲商人愿意不断的签订契约、花钱从君王手里一点点赎买权利、提高商业地位是决然不同的。

而管仲之后，古代中国商人阶层中的精英似乎就染上了这种自己一上岸，就“把海水弄干了，从一个黑暗森林奔向另一个黑暗森林”的奇特癖好。

比如汉武帝时代著名的“能相”桑弘羊，武帝时代几乎所有对民间竭泽而渔、榨干国力的政策，几乎都是在桑公羊的参与下制定的，什么算缗令、告缗令、盐铁官营等等，导致“天下富户率破之”——有点钱的商人基本都被搞破产了，从武帝之后，有钱地主们即便能从田地里获得多余的收获，也宁可立刻吃喝花掉、或者继续扩大田产，商业衰落和土地兼并同时发生。桑公羊不仅搞亡了商人这个阶层，还让汉代由盛转衰。

即便如此，在汉武帝死后举行的西汉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依然梗着脖子为这套竭泽而渔的政策辩护。

当然，饶是桑弘羊巧舌如簧，他也最终没有躲过杀身之祸，他很快因为跟大将军霍光争权而被满门抄斩，也落了一个商鞅式的兔死狗烹的下场。

但你知道么，恰恰是这个最为彻底的聚敛之臣，桑公羊自己的出身却恰恰是一个商人家庭，童年时是因为会帮家里的生意算账而被选拔进朝廷的。

所以古代中国朝廷里不是没有商人的代表，恰恰相反，至少在科举选拔体系完全成型之前，商人很多，官位很重。

但就像入朝的知识分子总在想着怎样帮帝王牢笼士人一样，这些商人也没有遏制古代中国重农抑商、利出一孔、越来越精密的压抑和盘剥商业的趋势，恰恰相反，从管仲到桑公羊，他们在一步步的帮君王加强、完善这套体系。

王小波先生说过，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与愚蠢，就是打造关押自己的牢笼。我觉得王小波对知识分子太苛刻了，你看精明如商人，到头来不也一样？

管仲和桑弘羊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干？这个事情可能能从另一个商人政治家吕不韦和他老爹那番对话里获得启示——吕不韦在决定投资秦始皇他爹嬴异人这个“奇货”之前，曾经问他父亲：

归而谓父曰：“耕田（农业）之利几倍？”曰：“十倍。”

“珠玉（商业）之赢几倍？”曰：“百倍。”

“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从吕不韦这个对话里，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商人之所以迫不及待的想要插手和干预政治根本原因，其实还是政治的暴利性——

欧洲中世纪的大商人之所以热衷于与国王订立契约，赎买自由城市，自己继续做商人，根本原因是商业在当时欧洲就是最挣钱的行当——甚至比作为封建领主更加获利巨大，否则领主们也不会为了十字军东征、公主嫁妆这种事问商人们借钱。

而与之相比，中国古代商人从管仲时代起， 参与政治的最终目的则是抛弃自身商人身份，向“其利无数”的真正暴利行业——获得权力进行涌动。而为了达成这种蜕变，从管仲、商鞅、韩非、李斯到桑弘羊，都不惜损害甚至断绝自己原属阶层的生路——管仲教导齐桓公“塞民之羡”，桑弘羊算缗告缗，都是向商人宣战。而出身知识分子（士人）的商鞅、韩非、李斯，则污蔑知识分子为五蠹、要求主上焚书、愚民，则是力求要断绝知识拥有者的生路。两者的思路其实异曲同工，都反映了一种自己活就不让别人活，万民死亡和奴役我不管，只要我能削尖了脑袋往最暴利的权力中心拱的急迫。

所以这些在君王面前急切献策、谄媚、求用的“国士”们，他们所谓“大局观”、所谓“胸怀天下”的口号包裹下，隐藏的其实是一颗极度自私自利、只要我自己出人头地、牟取暴利，其他人怎样我都不管的丑陋内心，这就难怪为什么如今在网上有这种“大局观”、动辄叫嚣“打xx我捐一个亿”的人往往同时也是那些在现实中都是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不公正缄默不语、一副关我啥事的态度了。

看似矛盾的态度背后，其价值观本来是统一的。

千古“大局观”，实为名利心。

“微管子,吾其披发左衽矣。”孔子在提到管仲时，虽然对他的诸多做法并不赞成，但最终还是说了这样一句好话——也就是从实际功效的角度讲，孔子依然认同管仲通过利出一孔，通过那个时代能达到的国家准战争动员，抵抗了外族的入侵，改变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战争劣势状态，保证了孔子最看中的周礼、束发、（男子）右衽等文明的传承。

但是，想来颇为讽刺的是，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清朝，它的特点恰恰是辫发和左衽的，也就是孔子视为噩梦的“以夷变夏”最后还是降临到了这片土地上。而在欧洲普遍爆发工商业和技术革命、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文明早已成了明日黄花的时代，东亚经济实力第一的大明仍无从抵抗北方民族的侵攻，究其原因，则无非是因为明代把管仲所定下的“利出一孔，塞民之羡”的思路发挥到了极致。等到清朝再创新高的时候，就遭遇了力量差距更悬殊的近代西方列强入侵。

管仲的大局观与他的治民术，真宛如一口毒瘾，刚开始的时候的确能刺激国家迅速虚胖、雄起。但吸食了两千多年后，越到后来、诱发的越是羸弱和畸变，除了扼杀创造力、导致晚期中华帝国陷入无休无止的治乱循环，再没有任何益处。



于是知——所谓大局观，无非是一种可怕的害人害己也终究害了国的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