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隐名”背后：公众永恒的忧虑

2026年1月12日

最近，部分地区法院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文书将审判员姓名隐去，以XX代替，案号作模糊处理，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登录网站进行检索，相比于前几日的报道数据，隐去文书数量已大幅减少，可见系统内自查整改效果明显。

在网站上以“审判员：XXX”为关键词，可检索到文书113篇，以“审判员：XX”检索，有文书13篇。





以“审判员XXX”和“审判员XX”在裁判文书网上分别进行检索

虽然检索存在一定偏差，并非全部文书都进行了法官隐名，但情况基本准确。在时间上，隐名文书大多集中于2025年，尤以12月、下半年为多；在地域上，河南、浙江、四川等地法院的隐名文书数量较多。



前述检索中“法官隐名”判决的主要地域和年份

事实上，有关裁判文书的公开问题呈现出间隔性的关注热潮，以媒体报道为引，公众的讨论反映出对司法公开问题的一种永恒忧虑。2023年8月前后，网传人民法院案例库似将取代裁判文书网、文书上传数量大幅减少，同样引发热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案例库与裁判文书网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并非“以库代网、此开彼关”，回应了公众质疑。



人民法院案例库检索界面，目前共收录案例5000余篇

裁判文书网自2013年7月1日上线开始运行，至今已十余年的时间。其累计文书超过1.6亿篇，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裁判文书库，也被视为中国司法改革和司法公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之一。它的作用不止是法学学者、学生与实务工作者进行案例检索的工具，也是大众监督司法的有效形式，甚至成为一种司法运转的日常。“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一推论的反面也隐含着这样一重表达——怕见阳光的必定已经腐烂。在此意义上，任何司法公开形式的改变与削减都可能引发海量关注，让大众萌生一种“正义打折”的幻灭感。

如果对裁判文书网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2010-2014年是裁判文书网的动议草创期。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发〔2010〕48号），其中指出“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可以在互联网公布”，可以算作裁判文书网的雏议先声。2013年7月，裁判文书网正式上线，同时集中公布第一批案例。同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3〕26号）发布，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前述规则，实践开始运转。

2015-2017年是裁判文书网的快速发展期。2016年，全国四级法院全部实现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机制，案件类型全覆盖、法院全覆盖。同年8月，最高院对此前的司法解释进行修订并予以公布（《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6〕19号，以下简称《规定》），这一解释也是目前全国各级法院开展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主要依据。此外，民族语言裁判文书也在这一时期被纳入公开范围并设置查询专栏，网站的APP手机客户端同步上线，同一案件的不同审理阶段相互关联跳转，这些举措都进一步便利了大众查询，也让裁判文书网上的案件量呈几何倍数增长。

2018年后至今是裁判文书网的持续调适期。由于案件数量激增，法院面临现实压力，且出于保护当事人权利、防范网站安全等的考量，最高院持续推进裁判文书网的调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公众对裁判文书网的态度从此前一片叫好更多转向忧虑质疑，尤其是2023年案例库的出台、近年来网站上传案件数量的波动，都反复牵动大众关于司法公开程度的敏感神经。



裁判文书网检索界面

仔细思量，裁判文书网之所以会被大众持续关注并热切讨论，恰恰反映出其背后所代表的司法公开问题。网站只是因其集合、前端的外观属性而被置于台前，幕后则需要更多的机制完善。须知，裁判文书公开远非司法公开的全部，还有许多环节有待完善。

早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曾印发《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将公开审判的宪法原则细化为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其中对文书公开的要求如下：

裁判文书应当充分表述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证据的采信理由、事实的认定、适用法律的推理与解释过程，做到说理公开。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制宣传、法学研究、案例指导、统一裁判标准的需要，集中编印、刊登各类裁判文书。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个人隐私以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案件和调解结案的案件外，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可以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当事人对于在互联网上公开裁判文书提出异议并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不在互联网上发布。为保护裁判文书所涉及到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正当权利，可以对拟公开发布的裁判文书中的相关信息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人民法院应注意收集社会各界对裁判文书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

自此之后，司法公开工作持续推进，“裁判文书网”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成为公开的有力抓手。与此同时，其他环节的司法公开也借助互联网技术得以进一步落地，比如一些地方法院选择社会关注度高、依法公开审判的案件进行庭审网络直播或微博直播，收获上亿次观看，极大地推进了庭审监督的公众参与。此外，最高院还陆续开通了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中国庭审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四大公开平台”，修改了《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全面深化司法公开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庭审直播公开渠道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对于“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作出明确要求：

（四）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进一步健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司法活动的外部监督。公开是公正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执法司法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公开取得显著成效，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普遍提高。同时要看到，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司法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商业秘密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关系日益复杂，司法公开的范围、方式、程序亟待进一步规范，既要发挥司法公开的监督制约作用，又要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正当权益。

在此之下，裁判文书公开工作更要连贯和慎重，并对每一份判决保持应有的严肃。如果说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自药家鑫案开始被国内大众关注，并在此后衍生出“舆论裹挟司法”亦或“不平则鸣”的争辩，那么裁判文书公开的规范性与实效性，则是这一争辩的“前提”。

对问题的讨论首先需要问题被看见，最高院的回应迅速而果决，态度值得赞扬，但出现“隐名”问题背后的机制也需要关注。这种关注不是一边倒地肯定所有文书必须公开，而是对整个公开机制进行考量，诸如法院的现实案件数量、法官的工作压力、法律的基本要求、公众的合理期待等等，否则只是单纯要求整改，无法避免之后公开中可能发生的更多问题。公众的忧虑需要回应，但也需要理性判断，否则完全回应型的司法公开机制未必奏效。只有机制本身具有操作可能性和制约性，才能有效、稳定地长期运转。

学界有部分声音表示研究制定《司法公开法》，以法律的形式界定司法公开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或许也是一种值得讨论的思路。不过这种呼吁更多是在“隐名”当事人与代理人的维度进行权衡，至于审判员、书记员等则不在此列。归根结底，对审判工作人员更大程度地公开是监督司法工作的需要，此时的“隐名”处理，不止是对制度的一种整体性破坏，更容易让大众在直接观感上作出否定性评价，显然不足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