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本芬事件：从“发现抄袭”走向“文学祛魅”

2025年的年度文化事件是什么？我会选文学鉴抄事件。

这场风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将文学圈掀起惊天巨浪，我们诧异地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名家都在抄袭。

八十六岁的杨本芬道歉，让鉴抄事件进入高潮。这位八十岁才凭《秋园》爆红的“厨房作家”，“‌横扫国内十二项文学大奖‌”，却被“抒情的森林”晒出多处抄袭王朔、余华、霍达、朱自清、约翰·格里森姆等人作品。

杨本芬写了篇《一个回应》。她承认“袭用他人语句”，说这是“违背写作伦理的”，现在懂了“一个作家是不能用别人文字的，哪怕一句也不行”。

接下来，杨本芬又被扒出数倍于道歉前的抄袭。譬如她在《秋园》中多次抄袭贾平凹《商周》的段落。而更吊诡的是，贾平凹此前刚被曝出《美穴地》一文与冰心1924年作品《往事》大段文字雷同。

文学鉴抄事件像一只突然飞进文坛的啄木鸟，啄出了文坛华美殿宇里早已存在的腐朽虫洞。

但它的意义远不止此。

鉴抄，从童书作家一路啄到文坛大佬



文学鉴抄这把火，是从2024年底开始的。“抒情的森林”在读畅销童书——常怡的《故宫里的大怪兽》时，觉得有些段落似曾相识，于是用论文查重软件开始较真。

从此，“抒情的森林”拿着文本对比图，从童书作家一路啄到文坛大佬。

被他点过名的作家包括茅盾文学奖得主王火，冰心奖得主伍剑，获鲁迅文学奖提名的丁燕，文坛新锐孙频、焦典、徐衎、丁颜、蒋方舟、傅真、林培源、阿占，以及李凤群、胡竹峰、殷健灵、蒋蓝、陈继明等数个省级作协副主席。还有一个销量百万级的历史作家，吕峥。

很多涉嫌抄袭者担任作协职务，或在高校任职，但他们无一受到处分。唯一的例外是顾艳，她被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发公告除名，但她的中国作协会员、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身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作家本人大多沉默，杨本芬的道歉，是整个鉴抄事件最大的一次例外。

刊发这些作品的文学期刊、出版社和评奖机构也几乎都回避了此事，唯一的例外是首发抄袭者周婉京作品的《香港文学》公开发文承认“责编有不可推卸责任”，“立即撤回该作品所有版本（包括网络平台及纸本）”。

这和十年前已截然不同，那个时候大多数被揭发的抄袭者，都会面临类似周婉京的命运，而现在，只有香港期刊还坚持这个原则，内地文学圈似乎对此已完全不在意。

最典型的是围绕杨本芬正在进行的博弈，网友不断挖出她抄袭的新证据，而出版社则一言不发，只是在第一时间快速修改电子书，将污点段落删除。

文学圈的集体沉默，是比单个抄袭事件更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

文学是最保守的领域



杨本芬的道歉信中提到：“我读手边能找到的一切读物，像个小学生一样勤勉地抄写好词好句。那些摘抄本都被我翻烂了，一些词句和段落就印在脑子里，写作时遇到相似的心境或场景，有时它们便会跳出来。有时候觉得别人的表达更妥帖，便也用到自己笔下。”

摘抄金句，是中国数代文学爱好者的传统。

像比杨本芬小四十余岁的双雪涛也曾说他“攒下饭钱买了不少作文选，看见名人名言就记下，憋着劲在作文里用。”

但是许多成名作家，包括现代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却都乐于塑造一种天赋神启式的写作神话。

“写作是什么？当然是心灵感应。停下来思想，这挺有趣的。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对心灵感应到底存在与否争论不休，J.B.莱恩这样的人甚至绞尽脑汁，想设计一个实验来证明它确实存在。而这东西一直都在，就像爱伦·坡先生那封失窃的信，正大光明地摆在那里。一切艺术在一定程度上都要仰仗心灵感应，但我相信写作对其依赖最重。”金在《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一书中这样说。

但只要读过金的《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就知道他所谓的“心灵感应”浪漫说辞背后，是海量的阅读、持之以恒的写作、对语句的精心推敲，以及对修改的毫不妥协。

譬如他的成名作之一——卖了40万美元版权费的《魔女嘉丽》，一度让他写不下去，后来扔到了垃圾桶里，被老婆捡出来，告诉她高中女生应该什么样——因为金“对高中女生实在是屁都不懂”。这里有任何心灵感应的成分吗？

金甚至花钱上过写作培训班，那里可不是能赋予“心灵感应”的地方。

简言之，写作是一门手艺，其进阶有赖于在输入（阅读）与输出（写作）之间建立深度、有机的循环。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在《刻意练习》一书中，为这种进阶提供了科学注解：在任何领域想要达到专家水平，都需要长期有目的的刻意练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于2009年在畅销书《异类》中，用“一万小时法则”这个不甚精准的概念让它广为人知。写作也不例外。

所以任何人的写作都会有他的局限，但当一部作品被经典化后，它便从单纯的文本升华为一个文化符号。文学评论常存在神化经典的倾向，而回避对名家作品短板的深入批评。

我曾在“经观书评”批评《海蒂》是反都市文明的毒鸡汤，有很多反智的内容（譬如半身不遂整天坐在轮椅上的克拉拉，前往阿尔卑斯山后，突然能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但是你能看到的几乎所有文学评论总倾向于屏蔽掉这种视角。

这和我们的认知本能相关。从进化心理学看，服从权威（部落首领、经验长者）能降低生存风险、提高决策效率。这在狩猎采集年代是保命的，它印在我们的DNA中。

在文化领域，经典和名家便是这样的权威。质疑它们需要更高的认知能耗，并可能带来被群体排斥的风险。因此，本能会让我们更倾向于接受和诠释其合理性，而非挑战。

围绕经典已形成庞大的研究、教学和出版体系。指出根本性缺陷，有时会动摇整个阐释架构，因此体系也更倾向于进行“创造性阐释”来弥合裂缝。

所以文学是最保守的领域。托勒密地心说范式，可以被哥白尼颠覆，但文学作品一旦成为经典，它就很难从宝座上被驱逐下来——除非被发现有了致命的缺陷，譬如抄袭。

《秋园》的光环效应



杨本芬道歉后，网友ilad又扒出她大量抄袭上海作家彭瑞高《田塘纪事》的段落，其中一段彭瑞高的原文是：

“阿堂起个绝早，上镇吃茶……阿堂哪里顾得着女子态度丑，拾根草绳，缚好鱼，来不及的欢喜。他进了村，故意慢慢地走，让那些带鱼在手下荡，荡出银光来。也不迳直上水桥，却从西首绕进屋里，又出东门踱向河边，一路朝人家叫:今天镇上鱼好。仅一杯茶功夫，有一半乡邻晓得阿堂买了鱼，都说:’这贼，今天要着力神气一番了。’其实，没有鱼，阿堂也一贯是神气的。”

杨本芬略改了几个字，用在了自己的文章中：

“四老倌起了个大早去镇上买了两条带鱼，拾了几根草，缚好了鱼。进了村子，他故意慢慢地走，让那两条带鱼在手上慢慢地荡，荡出银光来；也不径直回家，故意踱到人最集中的村头，提起鱼一扬，对着大家喊，今天镇上带鱼真好。一盏茶工夫，男女老幼都知道四老倌今天买了鱼，都说，这老倌，今天要着力神气了。其实没有鱼，四老倌也同样神气。”

这一番搬运，除了将主人公“阿堂”替换为“四老倌”，情节、动作（草绳缚鱼、慢走荡出银光、绕路炫耀）、甚至旁白语气都高度雷同。

撇开抄袭不谈。杨本芬一直在强调写的是“自传体”，“以非虚构写作记录普通女性的生存困境与家族记忆”。但她记录的湖南安化是不可能存在一个四老倌，与上海郊区阿堂有着相同如平行宇宙般的凌晨。这概率甚至不如黑猩猩敲键盘敲出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因为带鱼是深海鱼，出水即死，湖南安化不靠海，不会有“荡出银光”的刚缚好的活带鱼的。

接下来还有一千余字关于四老倌的内容，也是完全复制彭瑞高《田塘纪事》。

这个发现是颠覆性的，因为此前“抒情的森林”鉴抄的结果更多只是指向场景的抄袭，而现在，我们发现，她连人物也都是彻头彻尾照搬别人笔下的。

她的很多情节与表达，并非来自亲身观察或艺术创造，而是对他人文本的移植。有些移植是生硬的，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觉得她真诚？

一个叫“子文东”的网友提到，他阅读杨本芬《秋园》等作品时，有时会觉得人物描写好到”跳跃”，“曾经感受到的两段人物刻画突兀的’精彩’……在阅读感受被唤醒的此刻，我甚至感到一种恐怖，因为我竟然曾有印象，却把’不对劲’的直觉解读成了’并不总那么平庸’。”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判？

这也要从我们的认知心智中去寻求解释。当《秋园》“‌横扫国内十二项文学大奖‌”，读者已经接受了它是一部特别优秀作品的宣传框架。有了这个信念固着之后，就容易产生确认偏误，我们会无意识地寻找支持这一信念的证据，并忽略或合理化与之矛盾的细节。

各种心理学盲测结果都显示，人们对艺术、文学、音乐作品的优劣判断，并不完全基于作品本身，而是那个署在旁边的名字，我们会受到作者名望、身份标签的强烈影响。

同一作品，被标注为名家创作时，我们的眼睛仿佛自动戴上了一层柔光滤镜，评价显著更高。

被标注为普通人时，则被认为平庸、缺乏深度，那层滤镜消失了，同样的文字可能显得平淡，同样的旋律可能觉得普通。

我们预设了平庸，便专注于寻找支持平庸的细节。预设了卓越，便能寻找到支持卓越的证据。这是确认偏误与信念固着在审美判断中的典型表现：人们容易先形成“这是好作品或差作品”的信念，再选择性地寻找证据支持自己的判断。

所以名家天然具有“光环效应”，这适合于所有主观领域，越主观，这种效应就越大。在文学赛道，基本遵循这样的原则：最有话语权的人确定优劣标准，广大的文艺青年很多时候都是盲众。

这种个体阅读时的认知偏差，在集体层面被体制固化后，便形成了更坚硬的评价壁垒。

为什么科学比文学更容易范式革命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最具话语权的人，经常也会出错？

因为“权威”都有不短的生命周期，他们接受的评价标准，会维系很长时间，变成了保守的旧范式，而真正具有创新的东西，常常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譬如科幻小说，无论是思想实验的先锋性、叙事疆域的开拓性还是文化影响的渗透力，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几乎不入主流文学大奖的法眼。而一些遵循旧范式的精致剧作，却可以屡屡折桂。至于话剧作品本身的造作性，在那套评价范式中早已被忽略了，重要的是它是否完美符合那套沿袭已久的评分表。

这和科学史上的范式革命形成鲜明对比。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如此完美，能解释绝大多数现象，维护它的人自然拥有无上权威。而哥白尼的日心说，最初在解释精度上甚至并无优势。但关键在于，科学新范式拥有一种文艺批评所缺乏的终极仲裁者——可证伪的事实与数据。一颗星辰的运行轨迹，一个实验的明确结果，最终能强迫旧范式退场。

而在依赖主观感受与人文阐释的文艺领域，这种强制退场机制几乎不存在。当一套评价标准、话语权和资源分配形成稳固的闭环后，它奖励的往往不再是突破性的创造，而是对自身标准的完美复现与精致演绎。创新往往需要等待旧范式的自然衰老，与新一代话语权的长成。

这套体系是拒绝批评的。

举个例子，如果你撰文批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除非极具批评性的媒介平台，否则编辑可能吓坏了。问题不在于你的批评是否言之成理，而在于你是否具有资格。

这里面有一些关键性的断裂：那些文学大师，一谈论起现实问题，经常笑话百出；但人们却又接受他们的作品有着对现实最深刻的洞察、关怀或想象力。

如何重获文学评论的尊严



回到杨本芬的《秋园》。

在被曝抄袭之前，杨本芬的《秋园》当然还远达不到成为经典的程度。但它也被光环效应深深笼罩。

杨本芬延续的写作传统源远流长且极具市场变现价值：以道德善意或情感正确为名，豁免对事实逻辑、历史复杂性和人性深度的严肃探究。

这种套路下生产出的内容，不是能折射复杂世界、引发深沉思考的文学作品，而是提供情感慰藉和道德确认的心灵鸡汤或苦难神话。

《秋园》的豆瓣评分，2020年版还是9分，但2025年版，已经跌到6.6分。很多文艺青年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开始更改此前对《秋园》的评价。

可是，《秋园》的评分，原本就不该那么高的。如果没有对文学祛魅，下一次我们仍然可能会被所谓的权威和营销手段构建的光环效应所欺骗。

在所有学科中，文学评价是最易被扭曲的一个。杨本芬事件，真正的进阶，是从“发现抄袭”走向“文学祛魅”——打破那些由权威、光环、营销与情感本能共谋的幻象，重建一种基于文本本身、敢于质疑、容纳竞争的阅读与评价文化。

如此，才能重获文学批评的尊严：让文学回到人间，在真实的土壤中，重新生长出直面复杂、拒绝神话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