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新快报》记者涉诽谤中联重科被捕后不到一个月，大陆企业农夫山泉即高调向《京华时报》重新挑起战火，索赔两亿元人民币。被外界解读为藉《新快报》与中联重科事件“趁热打铁”，顺应风向反击媒体，也被称为中国媒体与企业恶斗第二波。大陆舆论普遍认为，《新快报》事件让企业找到反击希望，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告诉民众，记者利用新闻敲诈企业并非个案，而是行业问题。在中国记者节临近之际，中国媒体已经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之中，它们不再是“社会的良心”，展现出自己的贪欲，近年来屡次曝出的媒体单位灰色操作事件，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媒体行业的“异化”。
76篇报道炮轰农夫山泉被指别有用心
这起风波的历史要追溯到2012年4月10日至5月7日，《京华时报》连续28天发表67个版面、76篇报道，矛头直指农夫山泉水质“标准不如自来水”。这在当时引起了中国舆论的轩然大波。曾经有过5年记者经历的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公开宣称“保障言论的自由，而不是压制，这是最良善的社会德行”，直指《京华时报》系“舆论暴力”。事件在当时最终以农夫山泉召开记者会宣布退出北京桶装水市场暂告结束。
在《新快报》与中联重科事件中，《新快报》罔顾职业道德进行抹黑报道，中联重科也被认为并非是“洁身自好”，其自身是否真有问题尚是未知数，这也是为什么直至今天仍有观点认为在整顿《新快报》的同时官方仍需对三联重科进行彻查。但在农夫山泉与《京华时报》的冲突中，舆论却绝大部分抱有同情农夫山泉的态度。首先《京华时报》是一家有着严重不光彩前科的报社。2012年的另一起企业与媒体纠纷的“达芬奇家具事件”中，《京华时报》总经理崔斌被曝收达芬奇300万公关费，该负责人因此被免职。作为报社上层经营者的总经理如此毫无操守，《京华时报》炮轰农夫山泉是否也是别有用心？
这种猜测并非毫无根据，据查，在此前，《京华时报》发行中心与北京九龙山矿泉水饮料公司合作推出一款名为“德溢源”的天然矿泉水。作为竞争对手，《京华时报》利用给手中的媒体权力试图抹黑农夫山泉的做法也就“顺理成章”。更有北京媒体消息人士透露，《京华时报》与农夫山泉之间的这场“恶斗”背后的黑幕甚于“《新快报》事件”。
媒体黑社会化 《京华时报》问心无愧还是另有黑幕
伴随着三中的临近，外界都认为一场可能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大改革如期将至。在这种情况之下，一直被中共认为是国家管理工具中至为关键一环的媒体，不可避免要担任一个倡导改革的舆论吸引力与思辨力度的角色。但今天的种种事实却说明，无论是担任“中共喉舌”的官媒还是以“第四权力”自居的市场化媒体，都在墨守成规中被金钱腐蚀得更为严重，斑斑锈迹甚至呈现出浓重的“黑渍”。在《新快报》和《京华时报》事件中，由抨击“公权力干涉新闻监督”峰回路转到声讨“媒体的黑社会化”并不令人意外。近日更有消息称，辽宁省纪委对辽宁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今年2月间大陆网络就已盛传辽宁广播电视台台长史联文已经被“双规”，并称“辽宁广播电视台这一届领导班子全部沦陷，留给辽台的，是近30个亿的外债和4,000多人的庞大人员包袱”。
事实真相如何，有待司法机关做出正确裁定，但是在今天舆论品评中，《京华时报》已然落入下风。
《新快报》事件之后，《京华时报》曾发表评论称“不论媒体还是记者，都应该自尊自重。打铁还得自身硬，守伦理、有底线的媒体才能走得更坚实”，认为不搞有偿新闻、新闻敲诈、虚假报道，这是记者的从业底线。在社会转型期，记者往往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种是暴力，一种是诱惑。不少记者在暴力面前能够坚挺，在利益面前却匍匐在地，令人痛心。捍卫职业伦理，媒体责无旁贷。记者践踏了职业伦理很可怕，新闻媒体缺乏操守更可怕。如果说陈永洲刊发12篇报道质疑中联重科是“绑架舆论”，那《京华时报》以67个版面、76篇报道死盯农夫山泉又是为何？不知面对农夫山泉的上京“告御状”，《京华时报》这番“义正言辞的说教”是否能说的继续坦荡。
让法律裁决 企业起诉媒体需支持
多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媒体面前一直以弱势形象存在，尤其是在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上，媒体站在道德高地，手握舆论权力，已几乎零成本的代价点评企业，而且企业毫无招架之功，只能通过各种“灰色方式”买通记者和媒体。因此即使是曾有过记者经历的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面对《京华时报》步步紧逼，也只能在一个发布会后带着不甘离开北京市场。
如果换位思考，站在企业的角度，在媒体步步紧逼，威胁到生存权的情况下，如果确实认为自身没有问题，那么便没有退路，只有正面回击。因此可以说，这番农夫山泉上京“告御状”的行为是在捍卫作为企业的市场生存与发展权利，其敢于站出来与媒体对质的勇气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应该支持农夫山泉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这场争端，因为事件过程的相关事实信息尚未完全透明，通过法庭的调查质证能让公众看到更多证据。
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销售额巨高。一篇负面报道，无论准确与否，都会造成企业的受损。如果没有事实依据就发帖说农夫山泉不能喝，就要负法律责任。这种帖子一旦被大家转发，就一定会造成影响。2006年富士康向《第一财经日报》这个法人以及它的一个编辑、一个记者索赔3000万。提出多少索赔金额是企业的权利，相关的诉讼费可能还会更高，这是基于公司报道给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损失折合成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金额，但是对于常人就是个大数目。当然企业也应该明白，媒体有提出质疑的权利，有行使正当监督和报道的权利。媒体的监督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毁灭性的。因此，应该鼓励和保护舆论监督，企业更应该欢迎媒体更严格的监督。今天很多中国现实中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如描绘的那般简单、黑白分明。即使是农夫山泉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抨击媒体“太黑”之时，却循旧例在会上给到场记者发放红包。曾有记者说过，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两种力量逼出来的，“一种力量就是官方以打击虚假新闻为名找你的茬。第二个力量就是法律，法律使媒体的不实、虚假报道大量减少，这是健康的”。因此无论是农夫山泉还是《京华时报》，都应该欢迎这样一场诉讼，让法律给媒体和企业一个公正对决的机会，离开暗箱操作和交易，把所有矛盾摆上台面，在公众的见证下，让事实说话，还媒体威信，还企业名誉，方是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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