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为总基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而被认为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总开关和牛鼻子的“简政放权”势将成为其中的重要议题。现任总理李克强在今年3月份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以“壮士断腕”比喻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的改革决心。准确地说，即是以此比喻简政放权。而在李克强领衔的新政府运作近8个月以来，简政放权确实是其施政核心。有分析人士表示，过多过细的行政审批项目其实是计划经济的尾巴，亦是中国官场腐败和市场不正当竞争形势恶化的主要推手。新领导集体简政放权的做法不仅有助于化解这两方面问题，还将为法治社会的登场创造条件。
简政放权成新政府施政核心
数天后便要召开的中共十八三中全会已收获极高期待值。各界学者和媒体多预期，三中全会中将会聚焦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又以划定政府与市场和社会边界、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为主要核心。事实上，这也是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和实施主要议题。
李克强在首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已经声明，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在另一次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又强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等级版的重要一招。可见，简政放权和减少行政审批被李克强视为布局政府新政着力点，并冀望以此撬开“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改革全局。
在过去近8个月时间里，李克强的实践走在了口号的前边。李克强在上任时作出公开许诺，本届政府将消减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中的三分之一以上。截止到目前，新政府已经取消和下放334项行政审批，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减少预定项目总数的半数以上。
除此之外，由中央决策者设立和推动，李克强拍桌敲定的上海自贸区其实正是简政放权实验区和最好体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一系列简政放权措施，有利于打破市场垄断和壁垒，降低市场门槛，给社会资本提供更多机会，更好发挥市场的配置资源作用。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减少生产经营成本，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而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自贸区运转满月之际受采访时也印证称，过去靠审批，现在不审批，企业活力强了、社会活力强了、管理更到位了，这是一种成功。现在自贸试验区内（办企业）需要的时间很短，这样的效率就是制度的红利。简政放权一举三得 助力反腐整风法治
有政府内部人士透露，在新政府简政放权、减少审批的改革过程中，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发现原来有自身掌握的如此多的审批项目，而其中的大多数并无必要。财经界人士胡祖六近日在受采访时表示，“批项目的权力，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这东西。”亦有分析人士认为，实际上，行政审批体现了权力来源于政府，并与“法未禁止即为合法”相反的思维，是计划经济的尾巴。促进简政放权其实也可被认为是收割计划经济尾巴，健全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志之一。
由于审批项目过多过细，不仅造成政府机构设置臃肿和低效，而且挫伤了民间社会创立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在民间舆论中，行政机关广泛而严苛的项目审批是导致中国市场经济不得不依附于行政权力的罪魁祸首。因此，减少审批项目对决策者来说的一大功用便是激发和释放中小企业经济活力，进而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状态。这也比较符合中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传统思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前提条件。
不止如此，过多过细的行政审批项目为权力介入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在中国官场和市场之间架起一道桥梁，是导致官商勾结和官员腐败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的现时环境中，即使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也不得不在各个运营环节和相应官员保持良好关系，贿赂和受贿成为潜规则。这种潜规则在市场中导致了不正当竞争，甚至是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在官场则催生腐败。因此，中国官场的简政放权，其实也能在客观上助力党建反腐整风。
李克强在阐述简政放权时曾表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行政权力必须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同时也要依法规范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因此，中国政府所进行的简政放权，意在建立脱离权力过多干预的市场经济，同时也能促进社会法治。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改革和发展虽然单兵突进，但是市场经济的运转又必然要求与之配套的法治制度保障，以及每一个个体按照法治的要求行事。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诸多迹象显示，在具有提纲挈领般重要意义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成为重要议题之一。此一关系的确定将之前简政放权措施的制度化，而且因为已经纲举目张，也会为后续更多的简政行动打开方便之门。由于简政放权对遏制腐败、促进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均有所裨益，中国决策者以此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确有可能起到以点破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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