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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巡后崛起的企业家:辉煌与彷徨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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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于11月9日至12日召开,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看清中国新经济政策全貌的最佳时机。至今,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经向外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各界期待此次会议能产生与三十年前邓小平南巡相媲美的效果:改良生长企业家的土壤,催生出新一代企业家。而在此时,回忆邓小平南巡后崛起的企业家,透过他们曾经的辉煌与现在的彷徨找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

1984年:我们“下海”吧!

如果把联想、海尔、上海大众、健力宝、万科、科龙,还有南德……这些名字放在一起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就会发现在中国风云驰骋的这些企业诞生于同一年:1984。张瑞敏、柳传志、马胜利、李东生、林聪颖、李经纬、史玉柱……他们这些当时可能卑微,日后却各领风骚的大批传奇人物,同样与1984年休戚相关。

1984,被称作中国的“公司元年”,也是民间的“下海”元年;这一年,中关村开启了她的“硅谷”传奇,南方特区在囤积数年的势能后迎来史无前例的拐点。

能量的释放源于年初一位老人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南巡。邓小平的题词结束了一场曾经摇摆于是非间的口水战争,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中央文件。这一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政策的转变吸引了一大批嗅觉灵敏的先知先觉们纷纷“下海”改写人生,“停薪留职”成为当时的流行词。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地形成的三次“下海”浪潮中,1984年是第一次。

邓小平站在深圳20层国商大厦楼顶眺望时,正在倒卖玉米的王石骑着自行车途经这里,他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听是邓小平来到了深圳。他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20年后,万科在王石的带领下成为中国房地产的第一品牌。

这时候,年轻的林聪颖砸掉了粮食系统的“铁饭碗”,每天“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生活被他看做是对生命的浪费。许多年后,林聪颖打造出号称中国第一西裤品牌的“九牧王”。这一年张近东刚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他凭借10万元创业资本下海,随后创办了苏宁电器。与他同时走出校门的浙江大学毕业生史玉柱,被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也成了办公室的清闲一族,不久他南下深圳开始一段高亢而悲壮的生涯。同为浙大毕业的段永平也愤然离开北京电子管厂,他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在国营工厂里上班,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他坐着火车来到如火如荼的珠江三角洲。

在惠州,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了自己的工厂,他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TCL。这一年,工人出身的河北汉子马胜利用一纸大字报换回了石家庄造纸厂的承包权并出任厂长。4年后,石家庄造纸厂利润增长22倍,“马胜利模式”在当时的企业改制大潮中成为一时之冠。

山东青岛两家濒临倒闭的小厂合并了,当时的名字叫青岛电冰箱总厂,这个厂后来改名为海尔。34岁的张瑞敏在1984年的冬天临危受命,成为这家当时亏损达147万元、年销售收入仅348万元集体小厂的厂长。很多年后,张瑞敏回忆说,“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颗手榴弹也炸不死人。”

同样是这一年,中关村迎来一批批的淘金客。一个关键人物也登场了,他就是柳传志。当柳传志下海的时候,中关村已经有40家科技企业,并在北京城里拥有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

1984年,广东三水县三水酒厂厂长李经纬获得一种新型运动型饮料配方,推出“健力宝”饮料品牌,还被日本媒体誉为“中国魔水”。健力宝的崛起,意味着中国饮料市场的春天到来。同时,受其刺激,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相继冒出无数大大小小的饮料工厂和食品、保健品工厂,“珠江水”和“广东粮”北伐中国的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候,宗庆后的承包工厂娃哈哈营养液开始走红神州,到今天,哇哈哈系列仍旧红红火火。

二次南巡催生“92派”企业家

在国企艰难改革的同时,乡镇企业、“红帽子”企业,以及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孕育出一批乡镇企业家和“倒爷”。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把“双轨制”作为价格改革的思路,到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成了双轨制经济。“双轨制”滋生了官场腐败。那些管计划指标的官员、企业的领导人和搞销售的人员,因为“双轨制”获利,并成为转轨(价格放开)的反对者。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市场经济。双轨制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孕育了几代中国企业家,他们是过去、也是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似乎一切都在为1992年打基础。是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争论,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国企收购者黄鸿年应时而生,这位“港商”掀起了国企并购浪潮,短短14个月中,黄鸿年组建了庞大的企业帝国,并完成海外上市,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

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毫不夸张的说,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的篇章,真正地影响了中国企业,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开始催生真正的企业家。

与此相伴的是一波更大的下海热潮,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比较典型的代表如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等。这些人被称为“92派”,他们的核心价值在于引进现代企业形态和填补了中国行业的空白,也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正是“92派”,将商业价值推上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少主流精英们下海创业,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章。他们十分注重营销,甚至用毛泽东思想治理公司。著名的有爱多、秦池、太阳神、巨人等等,不过,很多又快速倒下。

对此,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序言里写到,在摆脱旧体制铁链束缚的改革之初,百无禁忌的一代弄潮儿曾经拯救了整个中国企业界的脸面,然而很快,激情所散发出来的负面效应,令中国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冲动之中。

吴认为,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模式和思维,涌动在激情之中的那股不可遏制的投资和扩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 可也正是这场激情又把中国市场推向新的无序和盲动,使中国市场呈现出非线性的迷乱态势。他们对民众智商极度藐视,在营销和推广上无不夸大其词,随心所欲,对市场规则十分漠视。

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市场风险较小。90年代成长的企业家则面对体制和市场双重风险。因为双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默默无闻。新一代企业家则主要面临着市场风险。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和知名跨国品牌的进入,随着市场的日趋规范和竞争台阶的提高,随着网络年代的到来及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中国企业界终于迎来了激情年代的终结。

随之而来的是第三代企业家的诞生,2000年前后,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如马云、张朝阳、李彦宏等。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创始人或管理团队具有“海归”背景。他们的最大贡献在于商业制度的创新和实践,即引进了“创始人制度”和“期权制度”。

这三代企业家群体分享了中国经济成长,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是经济活力与创新的主要力量。然而,随着时间向后推移,邓小平南巡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中国的企业家们正面临新的困境。社会各界期盼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再一次释放出“改革红利”,从而开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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