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在天真的美国人赫尔利看来，国民政府的反建议也是完全公正和可以接受的，它与中共的建议没有本质区别。于是，已经升任美国大使的赫尔利转过头来，又企图劝说中共接受国府的建议。对此，毛泽东回答：
“蒋提出的三点建议的实质在于：共产党军队必须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整编。这种整编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并将导致他对我们军队的任意分割。此后，我们将任凭他摆布，毫无还手之力。”
“赫 尔利将军，魏德迈将军以及麦克勒尔将军曾告诉周恩来将军，美国期望我们的军事合作（对此我们也非常乐意提供），但是在这种合作成为现实之前，必须接受蒋的 ‘三点建议’。然而，对于接受这些条件后我们的安全，美国却全然没有提供保证。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应该向美国要求这样的保证。事实上，无论美国如何真诚， 我们都不相信它能够保证我们在接受条件后的安全。我们不相信蒋的诺言，我们对他毫无信任，任何一个公正无偏地研究过国共关系史的人都能够理解我们的这种感 情。
“我们感到美国的态度有些令人费解。赫尔利将军来到延安，问我们根据什么条件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于是我们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五点 建议’。赫尔利将军认为这些条件是完全公正的，事实上，相当大一部分条件还是根据他的建议而提出的。蒋拒绝了这些条件，于是，美国人又来急切地要求我们牺 牲自己的自由，接受蒋的‘反建议’。这一切使我们感到难以理解。”
“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们同蒋达成协议，他将给我们武器，派美军军官来帮助训练并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衷心地欢迎这种援助，但不能期望我们为此而接受蒋的要 求。我们认为，美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真的屈从于蒋的名目繁多的限制，合作事实上将变为一句空话，因为那时的我们将一无所有。至于谈到 这些限制，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放弃唯一的自卫工具----我们的军队，蒋是能够并且愿意强加给我们的。”
在 这里，毛泽东明确告诉美国人，如果 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限制条款，交出军队，蒋一定会背信弃义，以违反国家安全的罪名将其消灭。强忍住不耐烦，毛继续说：“如果美国不能理解在接受蒋的绝对控 制后我们的地位，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徒劳。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将军早在重庆就向赫尔利仔细作过解释。如果赫今天还不理解这一点，那麽，他将永远 不会对此有所理解，而让周再到重庆把这一切重复一遍，亦属毫无必要。”尽管对国府极度不信任和敌视，毛泽东并不希望和美国决裂。在会谈结 束时他明确表示：“假如美国决定抛弃我们，我们将会感到非常遗憾，但即使如此，也并不会改变我们对美国的好感。任何时候----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将怀着感激 的心情接受你们的援助。在不附带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十分愿意在一位美国将军的领导下作战。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感情。记住，假如你们真的在中国海岸登陆同日本作战，我们一定会来迎接你们，并服从你们的领导。
“我们欢迎美军观察团的到来，并尽力同它进行了合作。如果此团愿意继续留下来，我们会欢迎；如果它走了，我们会遗憾；如果它现在走而将来又回来，我们将仍旧对它表示欢迎。即使美国不给我们一枪一弹，我们仍要继续抗战，并仍将是美国的朋友。”
谢伟思的延安报告，就是在面对这样的中共领袖时写出的。是毛泽东欺骗了他，还是毛泽东被历史裹挟，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本文在后面还会提到。笔者个人的观点是，当时毛泽东的亲美态度即使是出于策略，也不乏几分真诚。
包瑞德眼中的延安
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延安的共产党人撒谎。他们编造故事，制造假像，以取悦美军观察团。为了让美国人相信中共军队弹药匮乏，彭德怀宣称中共士兵必须在一颗子弹可以击中两个日本兵时才能开枪。另一次，在参观延安附近一个异常空荡的村庄时，包瑞德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他怀疑这整个地区特意为我们的访问作过安排，正 如俄国女皇卡特琳的大臣波特金在女皇离开彼得堡到乡下旅行前沿途所安排一样。对此，周恩来笑了笑，没有回答。但以后有一次，他眨着眼睛，对包开玩笑地提起 过“波特金的村庄”。
包瑞德曾向周恩来提过一个敏感的问题：“将军，你认为哪一个国家，苏联还是美国，享有更大的民 主？” 周想了一下，回答说：“包瑞德上校，我认为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似乎是不想得罪美国客人，过了一会他又补充道：“但是我们知道，上校，要取得苏联 那种程度的民主，可能要经过一百年，因此，如果在此期间能够享受美国目前这种民主，我们就非常满意了。”
中共与美国合作的高潮是美国考虑欧战结束后把一个空降师派到共产党控制的山东沿岸，建立一个对日登陆作战基地。为此，该书作者奉命赴延安与毛、周进行试探性谈判。这个还在酝酿中的计画彻底地激怒了蒋介石。由于他的反对，更大可能是由于原子弹的使用，这一计画无疾而终。
在整部回忆录中，有延安共产党人作假的故事，却鲜有他们腐败的记录。回顾历史，包瑞德承认他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对共产党怀有过分的好感。这种好感，部分应归结于我相信他们不负众望，正在积极抗日；部分也是因为看到他们武器装备的匮乏和简陋，从而产生的同情。”似乎是为自己辩护，包瑞德继续写道：“一个使许多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对延安共产党政权产生好感的原因是：那里看到的一切都相当符合大多数美国人的口味。 在重庆，人们对警察遍布，岗哨林立的的现象已司空见惯。然而根据我的观察，在延安第18集团军司令部门前，甚至没有一个岗哨……毛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外 出时，他或是步行，或是乘着延安共产党人唯一的那辆破旧的带篷卡车，没有重庆蒋出巡时那样的排场，那些高速行驶的黑色轿车长队，那些警戒线，也看不到通常 在蒋周围的那些秘密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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