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看，平均每隔10年，中共都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顶层设计、战略部署的重大决定。正在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被认为将描绘中国未来的经济蓝图。期待中国“大手笔”改革的媒体给于9日开幕的三中会议找到一个“历史坐标”：它会像1978年那届三中全会一样成为中国经济的“分水岭”。
当然，在乐观预言“第二代改革将超越第一代改革”的同时，也有声音强调摆在中国面前的众多困难：经济发展面临瓶颈，贫富差距问题突出，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并因此断言改革远比过去“复杂而艰难”。在熟悉中国几十年改革脉络的分析人士看来，这也正是中国改革不断深化向前的动力。在他们看来，三中全会的报告很重要，但它远不是今后数年中国改革的终点。三中更像是衔接方向、理论、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第四次改革顶层设计、战略部署的重大决定
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那之后，曾先后有三次重大决定：第一次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核心关键词是“经济体制改革”，旨在全面启动和部署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该决定是第一个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启动了城市改革，也称之为“全面改革的蓝图”。
第二次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核心关键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旨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规划，也是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第三次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关键词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旨在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制度和机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成为21世纪第一个10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其中该决定最重要创新之处就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按照中国改革的历史阶段和历史逻辑，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是第四次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战略部署的重大决定。
11月9日至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北京召开，会议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键词是“全面深化改革”。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鞍钢看来，这包含了三方面的含义。首先是“继承”，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搞的市场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了它的政治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既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也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政治方向根本不同。诚如习近平曾强调的：“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层含义是是“深化”，即破解多年改革的难题，清除改革的障碍，诚如习近平所提出的“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突破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第三层含义即 “全面”，即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改革体制的种种弊端，前者是全面的“立”，后者是全面的“破”。
此外，“全面”还包括全面对外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全面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二代改革将超越第一代改革
距离全会召开越来越近了，各种吹风消息已经在一些媒体上透露，于此同时坊间也在进行着各种揣测或者说是期待。这样那样的消息不一而足。
比如说，养老双轨制能否在本次全会加以解决？养老双轨制实施十几年来，按其原有的设想是为了维持一种稳定，现在看来这种维持稳定的方案本身已经成了不稳定的诱因，并且随着一些相关政策的出台，如养老问题延退问题社保基金问题，双轨制已经成了引发社会不安乃至动荡的导火索。这样一种存在极大危险的制度还有必要存在吗？
再比如说，国土污染问题能否在本次全会加以解决？目前的各种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山东的深井排污令人发指，淮河流域的癌症村庄令人痛心，经济发达地区的水质污染空气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一些工业集中区上空连鸟都没有，更何论一些矿区的污物污染已经到了难以修复的地步。环境代价的付出可能会对中国的长期发展造成极大的隐患，如果不加以重视和治理，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形成难以逾越的障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实际上，三中全会一定不是一个出具体政策的会议。根据以往历史经验，三中全会只会出台一个蓝图性的纲领，不会规定得太细致。这些纲领性的东西可能需要各部委、地方政府再根据情况制定细则。当然，三中全会也不是说说“中国梦”愿景的场合。那么，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会做什么？
胡鞍钢指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一边设计，一边实践，一边探索，一边总结，是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有机结合起来的过程。这是中国所创新的独有的改革目标与改革途径。
一是目标设计，“凡事预则，不预则废”（《礼记•中庸》），这个“预”就是预计、预期，改革本身是要解决“过河”的目标，从此岸出发，要驶向彼岸，确立改革的政治方向，设计改革的核心目标。二是路线图设计，又解决了旨在过河所需要的“桥”和“船”的改革途径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何任务也只是空谈一顿”。三是分阶段前进，改革与发展一样，它本身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有不同的阶段，因而改革的主题不同、目标和任务有所不同，改革的动力和面临的约束条件也不同，这就形成了改革自身的历史阶段和历史逻辑。
10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对此，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近些年来，经济领域改革较多，而社会领域改革相对滞后，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一头重一头轻”的问题日益突出。“新一轮改革，应是系统性、整体性的改革，否则改革就很难往前走”。三中全会要确定今后改革方向，整体推进全方位改革、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自然在情理之中。
可以认为，1993年十四届三中的决定主要是追求经济更加效率这一核心目标；2003年十六届三中的的决定不仅追求经济更加效率这一核心目标，也兼顾了追求经济公平。如今，十八届三中不仅要追求以上目标，从而使中国的改革产生三大效益和红利：经济效益和红利；社会效益和红利；生态效益和红利。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就是第二代改革，不仅继承了第一代改革，还超越了第一代改革。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习近平的最大考验
事实上，应该说新一届政府和领导在开局以来，博得了绝大多数国民的赞同和认可，这是毋庸置疑的，从习李与民互动，到领导动漫，从言语到内心，都拉近了民众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融洽的互动关系。加上近期以来从轻车简从到饭堂客饭，从打虎灭蝇到出国访问，从群众路线到反腐成果，人民已经从旁观转到关注从关注转到关心，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党群关系新局面。这种和谐融洽的局面如果能够持续下去并长期保持下去将会给下一步的改开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三中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召开的，更像是衔接方向、理论、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对于习近平政府来说，过去一年这一届新政府所做的事情是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加分的，也让外界认识到习近平是一个务实强势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具体想法，这次三中是一个展现机会。三中全会的召开，能否把正能量扩展到全社会，能否把“中国梦”根植于民众的心中，对于习近平今后的政策推行至关重要。
而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的任务还远远不止于此。正如多维社论所言，习近平面对的第一项挑战是如何发展中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不仅是回答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尖锐问题，还将体现中共新领导集体如何认识中国今天的社会形式以及它的意识形态。他必须要建立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然而，目前理论基础还不够。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突破固定模式的束缚、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苏东剧变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创新。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较快，成绩较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特别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浪潮的侵袭，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积极采取各项措施，防止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确保了经济平稳增长。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仍在继续深化对改革发展问题的探讨，以积极寻求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2010-2011年，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执政党先后召开了具有历史风向标意义的全国党代会，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搞肃反扩大化，深层原因也是没有找到革命向执政转型的路径。中共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但对于中共来说，需要考量的正是更深层原因的存在，因为这决定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个人的问题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解决，如果是理论和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怎么办？这就是中共产改革开放以来努力探求的新路，一条有异于相路和别人的道路的自己的路。要真正走通这样的新路，中共必须顺利实现转型，并且不仅仅经济和社会领域转型，更涉及政治和精神领域。试想，当精神大厦无法再通过“造神”来支撑，就必须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如今，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雾霾影响正在退去，就更亟需一套具备说服力的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建立一套中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习近平的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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