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已经有半年不能说话了，听说他去世的消息，我仍然心头一震，感觉像是一个时代过去了。在去北京医院参加于光远告别仪式时，我交给工作人员一份我写的悼词：
吊唁“世纪老人”于光远
于光远走了，带着对人类、对时代、对经济、对社会的睿智离开了我们。在他身上，看不到党派的桎梏，看不到学科的桎梏，只能看到他对人类的爱、对中国的爱！
王德禄 2013年9月30日
在参加告别仪式的过程中，我看到很多老朋友，有科学界、有哲学界尤其是自然辩证法界、有经济学者、有历史学家、有文学家、还有律师等等，好像北京思想界的人大部分都来了。这很能体现于光远在现在中国的独特位置和影响力。我觉得于光远对我影响很大，这篇纪念文章主要讲六个话题：一、《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二、我第一个经济类课题----棉花和纺织品；三、企业家思想库；四、《精品》杂志；五、企业论坛：可持续发展；六、晚年。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
我10月6日发了一篇于光远与自然辩证法的微博：
于光远是自然辩证法的“国王”，他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他在1956年编制的《十二五科学规划―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专题规划》专门计划做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专题研究。我的两个导师，许良英和戈革都成为爱因斯坦和玻尔研究专家。我1986年到北京就是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做编辑。
于光远去世后，我一直感到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怎么理解这影响？作为《自然辩证法通讯》的主编，好像他并不对通讯做什么指示，想来想去我觉得还应该从十二年规划说起。
1956年，于光远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研究规划草案》。有一个专题是翻译西方大科学家的哲学著作的计划，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和玻尔。由于有这个计划，就有了《自然辨证法通讯》杂志，就有了在反右和文革的氛围中仍然在翻译爱因斯坦和玻尔的具体工作，我的两位导师许良英和戈革也成为爱因斯坦和玻尔的研究专家。在中国极左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仍然进行着世界一流科学家思想和精神的对接，或许这就是为我的思想成长提供的最佳空间。
在与许良英和戈革的交流中经常说到于光远，戈革还专门为于光远的《碎思录》刻了一百多方篆刻。《碎思录》每篇都是一百来字，很像现在的微博。于光远去世后，我精选《碎思录》的一些篇章放在我的微博上。
总之，进入《自然辨证法通讯》杂志社，师承戈革，成为许良英的弟子都是我人生重要的里程碑，这些里程碑中都有于光远的影子，再加上和于光远的近距离接触，这些对我的思想方法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我第一个经济类课题----棉花和纺织品
我10月1日发了一篇于光远与棉花课题的微博：
于光远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参加中国科协的棉花课题。课题组长是于光远，李昌，我是课题秘书。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咨询项目。这对我之后的二十年咨询生涯产生重要影响。
我曾经跟着于光远做过一个棉花的课题。那是在1990年6月，由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和中国科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联合发起“我国棉花和纺织品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课题，当时于光远、李昌和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李岚清都是课题负责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一个经济方面的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召开了多次课题座谈会，以外经贸部为主的纺织品进出口座谈会由李岚清主持，以农业部为主的棉花座谈会由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主持，纺织品国内供应座谈会由商业部副部长潘遥主持……，每次开会于光远、李昌都参加，并且不止一次的发言，这些会议先后编印了近20份简报。在这个课题中，我才了解到像于光远、李昌这样的人，不光喜欢讨论理论，而且也很务实，对经济运行也很敏感，甚至对棉花价格的变动都有所了解。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后来会成立长城所专门从事软科学研究和咨询，成为专门做咨询项目的咨询师，这么说来于光远是我走向创办民间智库的领路人。
三、企业家思想库
9月26日，我刚听到于光远去世的消息后，我发了一条微博：
听闻于光远老先生逝世的消息十分哀痛，我心目中的中国“两头真”世纪老人又走了一位，他曾是《自然辩证法通讯》的主编，算是我的上级。在我创业之初，他给我题词“企业家思想库”，这是20年来一直激励我的座右铭。
我刚下海的时候，拟与《工商时报》合作一个栏目《儒商》。林京耀先生约我一起去史家胡同拜访于光远，想听取他的意见，并想让他题写栏头。于光远听说我的来意后，提出不应该叫“儒商”，而应该叫“企业家思想库”。他说，你们成立长城所应该成为企业家思想库，他提供了一篇儒商的文章，并为我们题写了“企业家思想库”的题词。我后来尽管在栏头上用了这个题词，但我一直把“企业家思想库”作为长城所的座右铭。19年以后李锐又为长城所提词“民间智库”，我觉得民间智库和企业家思想库都是“世纪老人”对长城所最大的鼓励。
四、《精品》杂志
10月7日，我把保存的两本《精品》创刊号找出来翻了翻，写了条于光远与《精品》杂志的微博：
93年我们办《精品》杂志的时候，杂志社社长秦川只请了两个顾问：于光远，王蒙。王蒙只是提供了一个稿件，而于光远则是真正的顾问。创刊号上于光远的一篇《公有私有问题答客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精品》最后流产了，但此后搞聚会时于光远参加了。
五、企业论坛：可持续发展
10月5日，我到办公室找出来《1997年企业研究报告合订本》，找到于光远参加企业论坛的发言，写了条微博：
1996年11月28日，于光远参加了长城所第6次企业论坛：企业与可持续发展。他在会上作了《地球之大和地球之小》的发言。这篇发言，我之后屡次引用。从人的流动看，地球成了地球村，充分体现了地球之小；从自然资源来看，地球之大，还有很多资源没被我们认识。
1996年11月28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召开了第六次企业论坛：企业与可持续发展。于光远、杜润生、龚育之、林子力、石山等专家、学者等3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会上，于光远作了《地球之小与地球之大----保护地球与可持续发展》的发言，发言稿摘要如下：
20世纪人类有一大成就，认识到地球小，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因此要保护好这个地球，认识到资源有限，因此保护好资源。还有一个是认识，地球巨大，地球远远没有开发。但认识到地球大而要大开发时，要把前者人成就巩固下来。这是一个伟大成就，不能轻易放弃。
……
社会进步依靠生产力。该说小话不说大话，该说大话不说小话。二十一世纪要说些大话。把20世纪的框框眼光搬到21世纪是不行的。曾经19世纪怎么会想得到利用原子能呢？所以在世纪末，我们应该提倡“地球之大”，成立一个“地球之大委员会”，但绝不能忘记地球之小。
于光远这个发言对我影响很大，我感到于光远的思路非常宽、非常值得我学习，我在今后的咨询项目中，经常提到于光远的“地球之大和地球之小”的论述。这是我后来把一批“两头真”的老人作为对世界做出贡献的“世纪老人”的最初原因。
六、晚年
10月6日，我专门写了一条我和范岱年专门去看望于光远的微博：
2011年5月6日，我和范岱年一起到于光远家看望他，于光远这时只能鼻饲，但他精神很好。他对长城所寄给他的研究报告印象很深，一再表示感谢。我把之前四年的四本博客集送给他，于光远收到后很高兴，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
于光远晚年时，我和他见面的机会相对较多，每年在经济出版社年底的经济学家迎新会上我都能见到他并能和他聊几句，他们这些老同志的聚会我偶尔也去参加。
2011年4月30日，在于光远96岁生日之前，范岱年和我一起去广渠门外大街社科院宿舍看望于光远，于光远坐着轮椅在家中等着我们的到来。由于于光远患老年性耳聋，我们说话只能用黑笔写在白板上。于光远看到白板上的字后，口头回答我们，但是语音略有些难识别。于光远很关心时政和经济问题，他说每个月都能收到我们寄给他的《企业研究报告》，还说我们杂志办的很好。
我说，我近两年来向他学习，每年元旦向朋友发送介绍自己过去一年情况的贺年信，于光远听了很高兴。他的夫人告诉我他前天还去了王府井书店，买了一些书。于是我将我这几年的博客集送给了于光远，他很高兴地收下了。
这次看于光远，由于看到于光远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我心里有些难受。没有想到的是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和于光远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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