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引蛇出洞的？

如果不知道“引蛇出洞”就不要往下看了，如果不想了解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另一面也别往下看了，当然如果只想看肤浅的简短的帖子的人就更别往下看了。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大逆转，但这个逆转的转折点到底在哪里？

表面上看，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同日，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使一场开始了才一个月的“鸣放”顿时夭折。紧接着，讨伐右派分子的运动就一步紧似一步的展开，规模也越来越大，到1957年底才算基本结束，到1958年底才最后封刀。真是“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6月8日可以算是转折点了。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上半年一而再，再而三，可以说是几百次的号召人家鸣放，鼓励人家鸣放，而且一再批评党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思想不通，为什么一下子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是简在帝心、乾纲独断的事，恐怕除了我们尊敬的毛泽东本人以外，谁都不会确切知道的最高机密了。有人说，这是毛泽东4月30日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后，没有料到鸣放如此放肆，忍无可忍，才在5月写出了《事情正在其变化》的文章，这才是形势的真正转折点。这些人简直未免太低估了毛泽东，毛泽东平生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经历不计其数，甚至比你看得大片都多。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也许正为大鱼入网而高兴呢！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正如陈毅说的：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

《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和中共中央六八指示都是执行了毛泽东近半年以前的既定策略，这个策略才是真正的转折点，是从鸣放到反右的转折点。这个策略指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8日和27日两次讲话，大约2万字，不要小看这两万字，这两万字中明确地表现出了毛泽东鼓励鸣放的意图以及和反右的关系，尤其是下面一段（大家仔细研究研究）：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放得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有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同样就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说：“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都隐藏着。”“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他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如果有人用什么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瞧瞧，这不把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说的清清楚楚吗？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大概也是由于这一点，毛泽东自称：“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可能又有人说那是在内部会议上讲的。但毛泽东在6月8日前每次讲话确实都说了：“毒草锄了可以当肥料”这样的话，你没有参透其中的奥妙，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错误，把斯大林说的比隋炀帝还残暴。这件事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震动，（后面还会具体介绍这部分）之后又发生了十月份的波、匈事件。而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就是在这时形成的，一旦形成，他就亲自执行，全力以赴的做“引”的工作。第一个目标就是1957年2月27日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以极其开放的口吻，至少是建国8年来前所未有开放的口吻，甚至还充满风趣地口吻，鼓励大家鸣放。接着3月12日邀请许多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更加开放，说：“不要围剿王蒙”“中央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吗？”“鲁迅不但反右而且也反左”“现在不是放得过多，而是放的不够，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此讲话的发表是在1964年，发表的时候这些话均不见了，只剩下强调敌我矛盾的话，这些话在文革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从这一点上，说是‘阳谋’实在无法让人信服！）三天后，他老人家又风尘仆仆的一路南下，3月16日启程，18日在天津，19日在南京，20日在上海，4月份又到了杭州，老人家自己都说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南京讲话），游说大家鸣放，一直到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恳切的请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不但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最高统帅，也是一位制敌机先的前线总指挥。5月1日整风正式开始。

现在来说说苏共二十大，虽然前面说毛泽东是身经百战，经历无数的挫折和屈辱，但是苏共二十大给他的刺激也许是最大的刺激，因为这是他已经达到了权力巅峰后的刺激。这个刺激看来支配了他晚年整整二十年的生命。

1956年本来是毛泽东认为“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一开始，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自1840年以来一百一十六年”的奋斗目标以基本达到了。”毛泽东是永远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绝不能就此停止。一个目标的完成是第二个目标的开始。这年的刚开始，他就指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话只有一句，新华社的诸位高手就愣是没参透他老人家的心思，最后导致在“文革”中遭到了“违抗毛泽东指示”的批判。虽然不能明白啥意思，但是肯定毛泽东又要有一番新的宏图大略是没有疑问的。1月份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在会议最后一天，即1月20日，毛泽东讲了话，他一方面说中国在各方面还落后，一方面提出中国“要在一二十年内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最多一百年……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气有多么高；当然也可以看出，后来的大跃进的思想已经在脑海里萌生了。

同时1956年，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又是“多事之秋”，大大扫了他快快建设社会主义的兴头。“多事”指的是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原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26页）。国际上指的是苏共二十大；国内指的是1956年1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图起草的反冒进的社论。据吴冷西《忆毛泽东》中说：毛泽东在社论最后送他审核的时候，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并且写了“我不看了”这四个字。到1958年1月他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这件事他整整忍了一年半，在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才找机会出了这口气。

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凡是听到或看到的无不毛骨悚然，连毛泽东也发明了一个词，说这是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但是一直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居的毛泽东，要他承认他以为“无比美妙”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有这样的阴暗面无疑是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两点评价：“揭了盖子，捅了漏子”。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是力主对斯大林要“三七开”，并且以此思想指导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写作。56年9月5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这是七大以后十一年才召开大会，中国经过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又碰上苏共二十大这样的烦事，全党与全国人民理所当然的渴望听到毛泽东的声音。但是事与愿违的是他并没有做什么大报告，只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辞，据说还是田家英起草的。其中的两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直是耐人寻味而又捉摸不透的。但是可以肯定地是，毛泽东对八大是不会高兴的。当时国际舆论的大背景是反对个人崇拜，不论刘少奇、邓小平的实际思想如何，也都不能不反对个人崇拜，不能不把在七大提出的与马列主义并列的“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对此毛泽东是难以满意的，但又处于无法反对的状态。此中滋味，外人是无法妄加猜测的，但从一点可以看出，即对于八大最权威、最重要的文件大会决议，他不甚关心，更不赞成。对于其中最重要的结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这句话竟视而不见，要等到一年以后才提出异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75页）另外，这年十月发生了震惊世界波、匈事件。其中波兰因为党内一把手奥哈布自动让位完成了和平过渡，但在匈牙利则酿成了武力改变政权的暴乱。再加上之前的苏共二十大，毛泽东一直归罪于赫鲁晓夫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也及于列宁这把刀子。（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1―322页）他当然也考虑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作为一个63岁的老人，也应该考虑到自己身后的遭遇。也可以想象，十年之后林彪说的“毛泽东百年之后，谁要发表赫鲁晓夫那样的报告，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思想也已开始在他脑海里浮现。但现在，他日思夜想的是：中国绝不能出现匈牙利的问题，绝不能出赫鲁晓夫。他开始为“打防疫针”而运筹了。这就是后来说的“引蛇出洞”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事情正在其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页）。他在经过半年的部署以后，发出总攻击令的时候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立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是指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3页）

由此可见，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起意与八届二中全会，而决策于省市委书记会议。前后过了一年，跨度两个多月。在此后到6月8日近五个月干的事就是“安排香饵钓金鳌了”。毛泽东本人也是这样说的，在反右高潮时，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时有意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的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所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476页）

6月8日一声令下，全国形势就一变而为到处抓右派。毛泽东一改三个月前的到处游说的姿态，而以统帅的身份坐镇中央，指挥若定。《人民日报》社论与党内指示一篇接一篇，要求深挖党内右派、文艺界右派、新闻界右派、司法界右派……（估计如果是现在肯定也包括斑竹中的右派），有人比作“十二道金牌”，有人比作“五日一小比，十日一大比”。战斗一年有余，结果挖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比毛泽东最初估计的四千人多了何止百倍。就连许多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后来竟然也堕落为右派分子。毛泽东真是铁面无私。其实，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用毛泽东的话说：“基本群众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几个知识分子岂是对手，不要说是对手，估计一上来就只有求饶的份儿。可是毛泽东不依不饶非要他们“缴械投降”。可怜他们根本就没什么“械”，又如何去“缴”呢？只好搜索枯肠，挖自己的反动思想，这就是夏绀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难”的由来。许多自杀的右派分子估计是实在受不了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绝于人民”。据说章伯钧“叩头如捣蒜”。其实章伯钧还是比较清醒的，在储安平被批斗后，他还说过“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无奈他是处于一种完全封闭的体系之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自杀，也只好“缴械投降”了。毛泽东的江山真是铁打的江山。

反右斗争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就给总结了一下：

……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61―462页）

瓮中捉鳖，虽胜不武！但是毛泽东不管这一套，估计他自我状态又回到了两年以前了。党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在反右斗争中，不知是谁的发明创造，又加上了“绝对”二字（好像现在仍在用）。他现在又是无可争辩的、万众膜拜的伟大领袖了。年初他自己宣布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到了年中他自己又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程度更激烈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一切都按部就班的按照他的神机妙算进行。毛泽东不变的信念是：阶级斗争的胜利可以大大促进人民战天斗地的积极性。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就是由此而来。现在毛泽东可以来对付一年半以前针对他本人的反冒进的动作了。1958年元旦刚过就在南宁开会，着重批判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泽东对此的结论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专门反‘左’，而且尖锐的针对我。”（吴冷西《忆毛泽东》第49页）有了反右斗争的大胜利作基础，南宁会议势如破竹。毛泽东批评：“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被批评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周恩来）连检讨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是一派“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的好气象呀！

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提高了毛泽东的雄心壮志，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红遍全国。但是大跃进的失败给毛泽东平添了猜疑恐惧，不但直接导致了反右倾的斗争，而且促使他到处搜索“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终于在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开始中国开始了二十年的极“左”路线，直到毛泽东1976年逝世才大体结束。在这期间，毛泽东到底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增加了什么新东西呢？大概只有“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新名词，所以林彪才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正是因为对抗性的阶级斗争过去了，在马列主义哲学中永远不会消失的社会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也有了可能与必要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性质的矛盾了。就因为这个命题的提出，毛泽东的威望提高到了空前的程度。所谓“两党制”、“两院制”、“文官制度”、“同人办报”、“司法独立”……这些“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实际上都是在对毛泽东无限信任的前提下放出来的。其实“人民内部矛盾”（指的是当时提出的这种情况下的说法，不同于现在的范畴，下同）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一定程度上反而是加强了阶级斗争。通过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发明了不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划分阶级，而以思想划分阶级的理论，发展到最后，实际上就是以附合还是不附合毛泽东思想作划分阶级的标准，前者就是无产阶级，后者就是资产阶级。这也就是文革中出现许多“三反分子”的原因，虽然真正敢于“反对”的人几乎没有。这点是区别于“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地方。在三十年代，苏联在城市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上只有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和劳动知识分子三个社会集团，在理论上不能再有阶级斗争了，但是反对斯大林的人还大有人在，因此斯大林只能把这些“敌人”一概定为外国间谍或者同谋，一旦定罪往往处以极刑。而毛泽东则别立新义，认为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对立的，因此可以成为敌对分子。当然批判、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他一再声明这些人“不是特务”，因此“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基于这样的理论，右派分子虽然是人民的敌人，戴上帽子，即成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或者如毛泽东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是原则上倒确实没有被枪毙的，这点真是要感谢毛泽东的如天之仁了。后来的反右倾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也大体如此。稍微有点特别的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竟然被戴上了“叛徒、工贼、内奸”三顶帽子，这大概是因为有“特殊需要”的缘故。其他如彭德怀、贺龙……等无数的人虽然都是迫害致死，到底没有像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那样“明正典刑”。张志新那样的人则属于鲁迅所谓“暗暗的死去”。这些都算是沐“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深恩厚泽勒。

从1957年的6月8日开始，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名义下，中国的阶级斗争延绵二十年不绝，一批又一批的人，越来越多的人，直到党的副主席、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都以“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身份被迫害致死。毛泽东声言可以避免的“全国性的、长期的、严重的错误”竟然还是避免不了。到他离开人世，亦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受“文革”直接间接伤害的人竟达到了“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远远落到了三十多年前被中国打败的日本的后面，甚至落到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其中还包括作为毛泽东手下败将的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的后面。但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是不会这样承认的，反右以后，他的心气越来越高，他的平生大愿望逐步实现，而且实际上处于大发展、大跃进之中。从三面红旗到三个世界，从不断革命到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也许只有到临近生命终了的时候，他老人家才感觉到有点不大对劲。这点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的最后的讲话：“我生平干了两件事……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少，反对的人不多；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只是不知道他老人家有没有意识到造成这样的变化的关键就在他1957年的“引蛇出洞”上。

回头来看，毛泽东的悲剧（或者说晚年的错误）在许多国家中其实并不少见。一种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力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无限膨胀，只有“死而后已”。据胡乔木说，毛泽东曾“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147页）。毛泽东晚年的命运也确实最近似于斯大林，他们都曾领导过亿万人民，受到过亿万人民的爱戴，他们统治下都不乏聪明智慧人才，而后者都曾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都曾对他们“进尽忠言”。他们都自认为，甚至被认为天才盖世，然而却不能理解较自由的环境中一个普通公民的常识，而一概打击之为毒草，为牛鬼蛇神，为人民公敌。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究其原因，抛开那些洞若观火的空话大话，其实就是对一个“权”字的迷恋，尤其是在七大以后确立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有不少实事证明了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1948年，吴晗到平山请毛泽东对他写的朱元璋传提意见，毛泽东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公认的朱元璋残酷暴虐的一面说是为巩固其权力之所必需。1957年，毛泽东在自己的卧室里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没有积极组织鸣放为“死人办报”，同时又说“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英国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使人腐化”，他老人家也没能逃脱这个论断。毛泽东总说“权力是人民的”，但实际上，他就是“人民”。至于别的想法，与其说他不可能懂还不如说他不愿意懂。连刘邦都听得进去、听得明白的“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这样披肝沥胆的忠言，都被视之为右派的“猖狂进攻”。

一切都已离我们远去了，还是一句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本篇文章观点来自于自李慎之老先生的文章，发布在网上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对他老人家观点的关注。虽然他已离我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