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被提上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在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前中纪委官员李永忠再倡议设立“政改特区”做反腐实验室：在中国的2,800个县中拿出28个县搞实验，谁成功了就用谁的模式。他认为孤立地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并不可行，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引发无序。现在反腐的最大阻力是体制性、权力结构性，因此必然要求改革权力结构。
李永忠表示，中国已经到了3个“不得不”的关口：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而反腐作为新形势下的突破口最为合适。因为它能取得最大的共识，集中最多的力量，取得最快的效果。相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两极分化，反腐的口子最小，见效也最快。
针对如何“真正从根本上治理腐败”的问题，李永忠表示，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治本，其他的任何改革都治不了本。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巩固和发展。
做到治本的有效途径就是“尽快设立政改特区，在政改特区里来搞实践。”李永忠表示，设了政改特区，并不等于反腐一定成功；但如不尽快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30多年的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反腐败很难成功。因为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性很广、科学性很强、困难性很大的工作，必须有起码的“实验室”。全国有2,800多个县，我们拿出28个县来搞实验，也才1%。在政改特区里，各种模式都可以搞，28个县肯定会有成功的，谁搞成功了我们用谁的，就跟当年小岗村的改革一样。
他表示，全党全国性的治本当然是一个长远的计划，但在具体的“实验室”、“试验田”，治本却可以现在并马上来做。因为政改特区的要义，完全可以实现化远为近、化大为小、化险为夷、化整为零。政改特区可以治本先行，但全国当前仍应以治标为主，这二者并不矛盾。就像当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与当时安徽、四川乃至全国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并不矛盾一样。
近日，中纪委副书记张军网上与网民在线交流的数字和高检高法提供的相关数据，现在平均每天有396名党员和公职人员受处分，每两天一个厅级干部“中箭”，每月一名省部级干部“落马”。以上数据使公众对中共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呼声很高，对改革党的纪检体制寄予厚望。但李永忠表示，通过查处案件来反腐，当然有用。但不要忘记，当年苏联查处腐败案件也是很努力的，平均每10年查处的腐败案件翻一番。要知道，反腐的功夫在案外，正如好诗的功夫在诗外。仅仅单凭查处案件，腐败是遏制不了的。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单靠查案件就实现清廉。
就改革党的纪检体制而言，这是此届三中全会的重头戏。其中关键就是如何通过改革，变同体监督为异体监督，以改变当前普遍存在的监督不及时、不到位、不得力的状况。
李永忠，早年在基层纪委任职，一路从基层升职到中央纪委成员，现出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成员，以钻研“制度反腐”而知名。
2012年，李永忠就目前中国严重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问题提出“赦免部分退赃官员以换取支持政改”的观点，提醒执政当局赦免已经退还贪污腐败赃款的官员，指出不能“清算”官员，如果执政当局采取“绝不赦免”，会出现鱼死网破或鱼未死网已破的局面。因为该论调，他成为了热点争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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