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闭幕，在此会上中央宣布将要成立一个“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小组主要“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看似是此届政府在改革方面的新举措，而事实上，早在30多年前赵紫阳开启经济改革时，就曾经成立过一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并由赵紫阳任第一任主任。后来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体改委被中央派出清查组进驻，工作停滞。最后被降格，最终被撤。
赵紫阳
那么，国家体改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它为何成立，又如何消失？它所承载过的那些人和事，与赵紫阳有着怎样的关系？单秀巧所著《谁来推动改革：还原“体改委”沉浮之路》，为大家回顾体改委的兴亡。
一切，皆应因改革之需求，为改革而生。
中国30年的经济体制变革中，有两个机构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一个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个是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1980年体改办成立时中国还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2003年撤销时，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势不可挡、深入人心。23年的体改办发展之路，或许可说是23年中国改革之路的一个缩影。
从承认价值规律到承认商品经济；从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推进国企改革到确立股份制，体改委无不充当了先锋和重要参谋的角色。体改委存在的18年中，是中国改革大放异彩的时期，尤其是80年代早中期，可谓中国改革的黄金时期。学界一般认为，80年代的中国改革实现了三个飞跃：1978年底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商品货币作用；1984年到1987年十三大，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市场体系；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改革推向新的阶段。而体改委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体改委主导了多项至关重要的改革，如提出“商品经济”，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设计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投融资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流通体制、土地制度等改革方案。即使是在体改委降格为体改办的几年，也在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供销社体制改革、小城镇改革以及整顿药品市场流通秩序等方面，为国务院提供决策咨询参考。
体改委是思想碰撞、交锋最激烈的地方，甚至是众矢之的；也是国内国际人士寄托了最大理想，期望最高，最感兴趣的地方。似乎中国的奇迹，将从这里发生。因此，体改委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打开大门，以开放的思维，在学习、借鉴中探索中国改革道路。它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政府和民间；与实业家和学者都有经常交往。
“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
梳理国家体改机构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其存续的23年实践中，体改委曾是中国政府组成部门中最位高权重的，与当时的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并列，成为中国三大宏观管理部门，专司改革设计和协调，但其机构的“高配”特性，又使得体改委的领导级别高于后两者，因为体改委的主任除个别时期外，均由时任总理兼任。
体改委这样一个部门，同时又是一个标准的“清议机构”，没有政府部门常见的管理实权，从根本上说这才是后来的诸多呼吁改革的学者官员怀念体改委的关键原因。
关于体改委主任的“高配”，《中国新闻周刊》于2012年3月援引陈锦华的话称，“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陈锦华曾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于1990年至1993年担任体改委主任。
经济学家高尚全则认为，主要是因为“改革难度很大，改革要冲撞部门利益，靠部门自己改革不现实，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高尚全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曾于1982年-1985年任体改委副局长。
体改委前身：第一份改革文件的提出（79.6-82.5）1979年3月14日，成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7月2日，成立经济体制研究小组，张劲夫任组长，薛暮桥、房维中、廖季立、刘明夫任副组长。
12月3日，体制小组提交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提出设想：采取经济办法、通过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自主权。
1980年3月17日，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
1980年5月8日，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直属国务院的办事机构，不在政府序列中。负责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协调各方面的改革工作。国务院秘书长杜兴垣兼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第一副主任周太和，副主任廖季立。
1980年9月8日，体改办提交《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这被成为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
体改委：尖刀插向改革前线（82.5-98.3 ）
1982年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兼主任。从此掀开了80年代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
“清议”性质
体改委作为一个综合性专门机构出现，被赋予了四项任务：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组织试点。这四项任务一环套一环，充分体现了其“清议”性质。就在成立当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讨论会就开始了，这场讨论延续了4个月，有300多位参加者，分成8个组，大小会开了70次之多。
1984.04.16-04.25 试点的力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体改委在常州市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肯定了沙市、常州、重庆等市的实践，要求：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步伐；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开放市场，搞活流通；探索城市新的计划管理体制，完善市领导县的新体制，增加一批改革试点城市等项措施和建议。
而这种城市试点，最为典型的恐怕就是常州的“油灯罩”的故事，以此启动了常州的小商品市场：
当时的农村改革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还未全面启动，各地的商品全都由国家统一定价。 常州每个煤油灯罩统一定价为6分。因价格太低，生产厂家没有积极性，灯罩紧缺，于是这样“小小的灯罩”也成了计划供应品。试点时，他们将部分小商品价格放开，灯罩由6分涨到了2角，起初担心消费者反感，但结果相反，当地人很欢迎，说：“没有涨价呢，因为过去三个鸡蛋卖6分，现在也都涨到了2角。而且我们可以随时买灯罩。”
1984.10 迂回策略：商品经济共识艰难形成
在80年代初，人们害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变成资本主义，因此商品经济形成共识经历了艰难的磨合过程：
1，1980年，体改办《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用了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话：“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2，1981年，杨启先提出我国“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或者说充分发挥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
3，1984年8月，体改委邀请了近20人在西苑饭店开研讨会，统一意见“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无必然联系”。
4，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
1985.09.02-09.07 会议：“巴山轮”之行
“巴山轮会议”又称为“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与会专家当时所讨论的7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方法和步骤、价格问题、经济过热、改革与经济稳定、继续推进改革。
巴山轮会议邀请了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比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等等。这是中国第一次引进西方经济学，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思想启蒙，也把焦点集中在了政府----市场----企业上，为1987年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作了理论准备。有说法称这时“离确认由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1987.06.04 对外交流：四国五方会
1987年6月4日，高尚全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赴曼谷参加计划与市场国际研讨会。泰国接待方是朱拉隆宫大学。泰国财政部长，南朝鲜去刚卸任的副总理金满堤，南朝鲜发展研究院领导，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辛格，以及世界银行副行长都参加了研讨。这是真正的四国五方会。会谈的成果受到中央的重视。1989年 体改委工作停滞：89年政治风波后遭清查
1989年政治风波，国家体改委是受负面影响最大的几个部门之一，中央专门派出清查组进驻体改委。体改委工作就此停滞。
1990.09.30 体改委恢复工作：陈锦华上任
陈锦华上任后首先协调恢复体改委的工作，到1990年年底清查结束，干部稳定下来，跟各个部委的关系理顺，尤其是跟当时对体改委意见较大的单位也沟通好了。
计划与市场关系看法的突破：绝密改革材料直通中央
1990年10月，在改革被质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风口浪尖上，陈锦华组织编写了一个《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的内部材料。
体改委没有设独立印厂，但去国务院办公厅印刷厂，材料有外泄的风险。陈锦华想到了原工作单位中石化。他让秘书将材料当成“绝密件”印刷。印好后，陈锦华亲自封装好，通过机要渠道，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各寄了2份，没敢送给别人。
其中的《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实践》，是江春泽起草的，几条原则：第一，从正面提供观点和信息，不批评、不指责任何人；第二，用事实说话，观点隐含在事实中；第三，所有的事实、引语都要有可靠的出处，保证内容准确；第四，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尽量让决策者看出材料中隐含的结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不是社会基本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分界线。”
推行股份制改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体改委主张搞股份制，这是根据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1984年的一份工作报告受到的启发，报告对1983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作了一个分析，说最好是借鉴股份制，搞好了也不违背公有制原则。
1992年5月，体改委等五部委下发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总算有了个正式的说法。
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成立，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出任证监会首任主席，体改委宏观司司长傅丰祥出任副主席，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李青原出任证监会国际司司长。
同年，国家体改委被赋予中央企业上市资格的部分审批权，由生产体制司具体承担。地方体改委也同时获得了对地方国有企业上市的部分审批权，这种行政审批权为体改委（办）20多年的历史中所仅见。1993年底的时候，当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那么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呢？《决定》给出了十六字定义：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污点：体改办宏观体制司副司长受贿
1992年，国家体改委被赋予中央企业上市资格的部分审批权，这恐怕是体改委历史上唯一一次具有实际权力的领域。1993年，湖北黄石市的康赛集团派人四处“攻关”，决定不惜血本拿下批文。上市资格审核当时由国家体改委生产司主管，他们赴京找到主管领导的秘书，即后来的体改办宏观体制司副司长。其后，又给他30万职工股股票。这位副司长2001年被捕，他的万言悔过书中写道“有几次我都深深地感到法律之剑悬在头上的威慑作用，心中颤栗不已。但当我把眼光投向金钱的时候，心里的贪欲就迅速膨胀起来，连法律的惩处也不顾了。现在想起来，当时自己真是钱胆包天。”后来，这位副司长说“体改委是一个想腐败也没有条件的清水衙门，就那么一点确认权还被自己用来牟利，让单位领导和同事蒙羞。如果法律允许戴罪立功，比如上前线蹚地雷什么的，我将毫不犹豫地前行……”
体改委的这个污点使得我们又想到了那句话：权力和腐败总是如影随形。
对于央企上市资格的审批权可能是体改系统存在多年唯一的利益诱惑，这位副司长沦为阶下囚，也成了体改机构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同时也说明了，有实际利益权力存在的地方，就容易产生腐败。而这也恰恰是人们呼吁要建立一个利益超脱的部门来推进改革的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
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颁布，中国才真正开始市场经济的发展。
应该说，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的到来与体改委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不断推动的改革探索密不可分。
98.3-03.3 矛盾很多 体改委降格为体改办
降格体改办：朱镕基评价体改委有“方向性的缺点”
1998年3月10日，国家体改委改为高层议事机构，设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为国家体改委的办事机构。刘仲藜任党组书记、主任。3月27日，朱镕基在体改办成立大会上讲话，体改委存在“一些方向性的缺点”。日渐衰微：体改办“不开会、不讲话、不发文件”
体改办的成立标志着体改委从此退出政府内阁组成序列。人员编制从200人减为不到90人。降格后的体改办, 上级要求奉行三不原则, 即“ 不开会, 不讲话, 不发文件”, 声音日渐衰微, 成了真正的“ 清议机构”。
2003.03 体改办被撤 并入计委改组的发改委
2003 年, 国务院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将国家计委改组为发展和改革委。将国务院体改办的职能, 并入发展和改革委。至此, 作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伟大实践的专门机构不复存在。
发改委简称的争辩：改革在先还是发展在先？
开始上级部门定为“发展委”。对此, 体改委出身的高尚全据理力争: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明明是发展和改革两个职能, 单简称‘发展委’,没有反映改革的职能; 取消体改机构时, 有一种误解,认为好像改革任务已经完成了, 如果简称‘ 发展委’, 只会使人民加深这种误解; 因为这种争辩，才有了后来的“发改委”。
反思：体改委为什么被撤？
体改委乃至后来的体改办为什么会被撤掉？
迟福林认为“很多人对它有意见”，“在改革过程中难免触及相关部门的利益，矛盾很多”。
而陈锦华曾提到他听人说，体改委有些人有点放不下架子，不大愿意去找人，去请示，去汇报。这样工作就很难开展。他说体改委被撤掉“我不知道是否与上下沟通不顺有关系”。
在《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后来体改委在国家机构改革中变成体改办，并最终被撤消，应该说，既有偶然因素据说体改委的人都比较傲，不善跟领导打交道，但更多是一种必然性。有种说法是体改委的改革走得太快，栽在“产权”改革上。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体改委的被撤消，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虽然体改委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它在指导、协调、统筹其他改革时，势必会与其他部门发生矛盾。这样，时间一长，发生矛盾的部门越多，体改委难免“寡不敌众”，被其他部门制肘；况且，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时间越久，既得利益也日益生成并壮大，体改委的工作从而会更加难做。二是，整个社会包括高层对改革的判断此时发生了偏移，比如，认为经济改革到90年代末改得差不多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无须再改了，今后中国的任务是发展第一，改革第二，改革应该让位于发展，以发展来促改革。发改委的名称就多少反映出了这种判断上的变化。如果这样来认识改革，对体改委的作用自然会弱化，看不到其重要性。最后，需强调的是，上述原因并非孤立地起作用，而是相互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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