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3天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便随即对外发布，而按照惯例，往往需要一周的时间。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决定》全文配以习近平亲自所做的说明。对于这份长达2万多字，涵盖16个方面的长篇大论，社会舆论并不认为其枯燥，反而第一时间释放出的声音是（认为）“这的确是在改革”，舆情几乎全盘逆转此前三中全会公报出来后的社会相对负面感受。
正如这次会议的名字一样，这轮改革的内容涵盖了普罗大众关心的各个议题。整个《决定》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围绕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针对改革实践中的一些重大的、突出的、关键的，要去破解的难题，也是针对百姓所期盼、所希望解决的问题。依照大众的迫切心态，《决定》告诉了普罗大众所希望解决问题的全部对策。甚至有媒体相容，“三中全会《决定》发布后，你将会变化的人生”。
必须看到的是，这份必将载入史册的《决定》，一改原先一般人看不懂，专家也是雾里看花，甚至参会人员都是盲人摸象的特点，可以说是第一份让中国人民大众都能看的懂的全会文件。对此分析人士认为，这其实透露出两种变化：第一是从社会层面来看，中国正在经历从精英社会到全民社会的转变道路。第二是从政治层面来看，随着习近平的上台，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习近平要建立一个不同以往的政治文化范围。
报告不再“抠字眼”贴近百姓
根据以往惯例，中共在制定这一类重大政策时，为了显示庄重和不出纰漏，往往使用四平八稳的语句，腔调和语言风格也是冷冰冰，甚至有很多话过于咬文嚼字。常常会有原本就很严肃的规范性的规定条文中，再出现了让人们看来是令人疑惑的句子。必须要在显微镜下，仔细揣摩和推敲，或许才能明白其言。反正一般民众通常对于这些文件都是难以看懂，不明就里。
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在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里，习近平讲诉十四大以来20余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他说“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可以看到，每一届的变化仅在那么个别用词上，别说专家都得“抠字眼”的细嚼慢咽，还未必能解读出什么，更别说一般百姓如何能看的明白。
而在这次三中会议的《决定》里，民众对于政策有了直观感受。这主要是因为这份文件对百姓所期盼、所希望解决的问题，告诉了普罗大众全部对策，甚至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比如说《决定》可能让读大学的机会增多、在城市落户更难、多处住房缴纳房产税……再如像“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等政策都在这份报告里面有了对应的硕大。《决定》涵盖了民生、经济、法治等领域，提出的19项实打实的改革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说，这个《决定》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非常之大。
人人看得懂的全会文件
可以说，这份三中是《决定》第一份让中国人民大众都能看的懂的全会文件。
而这里也透露出了两个信号。一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变了，开始由精英社会走向大众社会。伴随网络等新传播手段的兴起，普通民众对于政治的关注度和解读能力也越来越高。当把本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行理性比较时可以发现，三中全会的《决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作的作用。对于当时那些熟知政治词汇的知识阶层、精英阶层来说，他们能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内容中品味到政治风向的转变。但是对于很多一般民众来说，受制于传播渠道（当时仅仅是《人民日报》有限几份党媒）和知识层次的限制，他们对于公报的直接感受并不是很深。而在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网络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层次的提高，使得对于本次三中报告不仅成为一个政治事件，更是一个社会事件。在自三中闭幕之后，在大陆微博之上，与三中有关的话题就一直位居搜索和讨论榜榜首，足见舆论热度。
而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十八大习近平上台后，整个中共政治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无论乐于吹捧的党媒，还是中共的批评者们，都一已经发现，自习近平上台之后，给中共政坛所带来的变化。例如在2012年十八届一中全会之时亮相，就以一个“对不起，我来晚了”向现场记者道歉，例如在其“第一把火”反腐中，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进行表述，例如在海外以“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阐述中国道路，习近平的语言风格之直白、通俗，已经不同于江、胡时期中共领导人所留给公众刻板印象。不仅是语言风格，习近平与李克强、王岐山所组成的“三驾马车”，在过去的一年中，更是在作风上体现出一中“务实”的风格，在反腐问题上的锱铢必较，在经济问题上的简政放权，正如理性的评论不应该为政府的错误进行袒护一样，对于本届领导人的转变和成绩，也应该予以肯定和支持。
有分析指出，或许是由于习近平的“红二代”出身，习本人在执政风格上，已经越来越展现出毛泽东、邓小平一般的特质，前文所说的习语言风格、行事作风都是这种特质的具体体现。而在这次三中全会中，不仅报告起草小组组长由习近平亲自担纲（十四届、十六届都是温家宝），代表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以及做出说明都是由习亲力亲为。因此可以说，今天所看到的这份三中《决定》是习近平理想主义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这份报告的语言为什么会让民众都“看得懂”。
不谈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好坏成败，仅从文风来说，中国以后诸如此类的政治报告，应当以此次三中全会为起点，一改之前沉闷、腐朽的话语，少一些技术性的条条框框，多一些直白、通俗、“让人看得懂”的语句。而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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