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军事上土崩瓦解，节节败退，上海马上就要易主了，这是上海旧中国最后的影像。图为1948年1月，上海大世界娱乐中心。（摘选自《内战结束的前夜：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 (美)Jack Birns著。）作者前言：1946年，我开始以签约的自由摄影师身份在洛杉矶工作，几乎是看到什么拍什么。
繁忙的十字路口悬挂着巨幅广告牌，画面中的西方女郎在为银行牌香烟作宣传。（1948年1月，上海）。《生活》杂志社有时也会聘请一些尚无名气的摄影师来拍摄一些大摄影家们不屑一顾的小题材。我正处于饥渴状态，所以干得很起劲六个月之后，我创了自由摄影师业绩的纪录，于是愉快地接受了到中国进行采访的派遣，虽然并非毫无顾忌。
安仁街218号居所外晾晒的衣服和鱼干。（1948年，上海）。直到我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我才弄清楚，我的新闻报道范围不仅包括诸如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溃退之类的中国内战的热点新闻，还包括五六个东南亚国家的起义和暴动。我将与《生活》杂志上海局的负责人、记者罗伊·罗恩(Roy Rowan)共同完成所有这些任务。
一位三轮车夫躺在车上酣睡，他正等着自己的乘客归来。（1948年5月，上海）。五十年前的中国，真是个不好采访的地方，尤其当你是个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时。电话很不好使，好不容易拨通之后，你却往往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我们与所有人的沟通都必须通过翻译来进行，而他们有时会自作主张地随意更改问者的问题和答者的回答。
工人们蹲在地上来数钞票。（1948年3月，上海）。日子漫长而难熬，我们从日出干到午夜。伙食也很简单，逮着什么吃什么，有时候就向街头小贩买些烤红薯充饥。交通也很困难，我们只能依赖美国提供的C-46和C-47型运输机飞行。驾驶它们的则是些“老油条”。他们开起飞机来随心所欲，经常出现一些把人吓得毛骨悚然的险情。
一支国民党军的给养运输队正开进已受到共产党军队威胁的奉天城。（1948年1月，奉天）在中国，拍摄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的。“满洲”零度以下的严寒和华中、华南潮湿得令人窒息的气候，对摄影器材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使它们常常难以安装、难以正常操作。
一群妇女和儿童追逐着满载棉花的卡车。（1948年3月，上海）本书中有大部分照片并不属于指定要我拍摄的范围，它们也从未获得刊登的机会。《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将它们弃之不用，也从不说明原因。而在我来说，我自己的目的只不过是客观地记录下一个饱尝战争之苦的民族，记录他们极度艰难的日常生活。
一位被怀疑偷了棉花的妇女正被搜身。（1948年3月，上海）。从1900年义和团起义到1947年的国内战争，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已被战争煎熬了将近半个世纪。然而这些记录日常生活的照片却被认为毫无新闻价值。对于它们的不获出版，我懊恼万分。
在黄浦江边临时搭建的窝棚外，一位妇女正在晾晒被褥。（1947年12月，上海）在我和罗伊罗恩所作的现场采访中，有过关于一群悲惨而顽强的穷人在上海沿河的码头区偷抢棉花的事件。这是一群从郊区逃到上海找工作的、一贫如洗、从没受过教育的难民。我亲眼看到这群人，男女老少大约四十多个，突然冲上一艘大货船。
银行发给上海电话公司职员的工资，是一捆捆贬值的纸钞。（1948年3月，上海）。
国民党兵用刺刀捅进骡车里，探查里面是否藏有“共军”。（1948年1月，奉天）。
在凛冽的寒风中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1948年1月，上海）。
这是为阻止交通大学的学生去参加示威游行而出动的士兵和装甲车。（1948年6月，上海）。
大学生们为抗议美国对日本提供经济援助而举行示威游行。（1948年6月，上海）。
一位副官正为蒋介石“总裁”护持大衣。蒋刚刚结束了与傅作义将军就“保卫”北平的计划所进行的会谈。（1948年10月，北平）
凄风苦雨中，一队骑兵正沿着市镇的大街向南撤退。（1948年11月，蚌埠）。
从“满洲”撤退下来的士兵在黄浦路边的理发摊子上理发。（1948年10月，上海）
等待转移命令的士兵们在烤火取暖。（1948年11月，浦口）
乘坐敞篷车的士兵们在等待着再次调遣。月台上成排堆放着一袋袋粮食。（1948年11月，浦口）
一队国民党士兵正沿着铁路向上海开拔。（1948年11月，南京）
在圣诞节前夕，这几具装在棺材里的童尸正等着被送去火化。（1947年12月，上海）。一个摄影记者，当他在抓拍照片时，是无法奢望能够表达自己的同情心的。但是，许许多多类似的悲惨画面都深深地烙刻在我心中，令我永志难忘！有一次在我拍摄一个慈善机构到医院和大街上去收集儿童尸体的情境时，我的心头充满了悲哀。
在冰雪覆盖的田野上，国民党步兵在进行调防行军。（1948年1月，奉天） 还有些时候我是处于恐惧状态的。有一次的经历更令人揪心，说起来都会叫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1949年5月17日凌晨2点39分，那是美军撤退的最后时刻。我登上了上海龙华军用机场里那七架美国货机中的一架。
一位杂耍艺人在竹竿上表演平衡动作。（1948年5月，上海）。当时，如果共产党军队的机枪手射中领航机，或者直接射到机场跑道的话，毫无疑问我们全都会葬身火海。万幸的是，“红军”(the Reds)尚未带着武器及时赶到。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飞机终于安全起飞了，但这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离开中国的方式。
一位年轻姑娘跟妈妈一起在外侨居住区摆摊刺绣。（1948年5月，上海）。在一场战争中，通常你只能在敌对的双方中报道一方，但在那段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坦率地说，我只是深深地同情中国的老百姓。在当时我尚未意识到，有朝一日我这些有关中国内战的照片会成为对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记载。
一个国民党军官在训导一群女俘,诬称她们是供敌方享用的。她们其实是被找来“作秀”的。（1948年1月，奉天）许多照片从未被披露过，我希望它们能向今天的读者们静静地诉说。
一位十岁左右的男孩正帮着爸爸推一辆装满木柴的人力车。（1948年4月，上海）。
一位妇女正靠在街头喂她的孩子。（1948年4月，上海）。
尽管上海郊区已经炮声隆隆，可对于外国人来说，1949年的上海依然不缺乏娱乐。这是一家由“白俄”经营，主要面对外国人的酒吧。
住在酒店里的“白俄”女性。
酒吧里外国人与中国陪酒女郎。
与陪酒女郎热吻。此时上海郊区国共两党正在交战中。
住在上海高级社区里的小朋友，在他们的世界里战争仿佛不存在。
上海高级俱乐部里人们正在打网球。
上海周边的硝烟提醒着人们，上海现在正是战区。
上海周边的硝烟。
国民政府正在上海举行各种反共游行。
同时，国民政府也在加紧处决政治犯。
被国民政府处决的政治犯，他们并不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些只是单纯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显然，国民政府在1949年已经不打算区分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了。
被国民政府处决的政治犯。
上海底层市民在1949年都显得行色匆匆。
上海底层市民。
在街上乞讨的乞丐。
此时物价飞涨，上海市民正排队买米。
在火车站捡垃圾的老人。
正在撤离上海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于右任。
有关系的中产阶级纷纷买船票离开上海。
在码头向亲人告别，此时一别不知何时再见。
上海机场。准备撤离到台湾的甘肃省主席马鸿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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