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专家眼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无法和1978年的那场改革大潮相提并论。因为要打破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联需要克服重重阻力，也需要时间。
如果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中的内容是陈词老调，让人无法兴奋起来。随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更能让许多人眼前一亮。虽然《决定》的文本依然是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中共背书体为开头。但随后的内容则更加具体的涉及经济领域改革的方方面面。
德广联新闻联播（Tagesschau）对《决定》的公布感到出乎预料。《南德意志报》认为应该为放松一胎政策和取消劳教所的决定而鼓掌。部分德媒观察到，中国政府还将更加开放私人领域的投资，让这一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重新获得发展的动力。
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克勒夫（Galina Kolev）
就职于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克勒夫（Galina Kolev）注意到，当前许多人愿意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而她却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虽然中国政府强调了市场的重要性，并努力实现从投资型经济到消费型经济的转型，但这些都是多年来众所周知的政策方向。
为了促进消费型经济的发展，中国放松了执行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允许让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最多拥有两名子女。在克勒夫眼中，中国政府的考虑一方面是降低人口的平均年龄，放缓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多青年人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消费，以及更多未来能够支付社会福利保险的就业者。同时，政府允许利率自由化的决定也能够提高普通民众的投资收入，促进消费。但所有这些，并不是全新的提法。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年中曾多次强调推出相关政策调整的重要性。
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再合适。与2007年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速几乎减少了一半。现在中国需要新的发展策略。比如说生产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或者完善构建产业链，做到不仅仅组装汽车，也能生产引擎。
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工作组主任德雷格（Christian Dreger）
对于克勒夫和长期观察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德雷格（Christian Dreger）来说，中国政府最新公布的改革决定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作为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的宏观经济工作组主任，德雷格认为中国只能更加坚定的向市场经济靠拢。他指出，《决定》的许多内容要素都指向这一趋势。包括让定价权回归市场，鼓励私营经济发展，激发私人企业的创新热情，开放金融市场，减少中国大型银行的强势垄断，改善私营企业的融资困境。
尽管如此，德雷格也认为新公布的《决定》并不是一种突破。中国政府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面对的挑战。比如说加强私营经济这一点，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认识，中国领导层多年来都一直强调这一点。还有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货币政策的透明化，以及金融领域的发展必须和实体经济发展相挂钩等，这些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
《决定》中关于开放金融市场的内容尤其吸引了德雷格的注意力。在他看来，中国的私营企业非常需要资金。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影子银行转正能够给私营企业带来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激发它们的创新能力。
此外，中国领导层加快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决心也是正确的决定。德雷格坚信，目前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将在多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无法再继续保留地区货币的身份，必须更加国际化。
改革的代价和阻力
改革势必让经济快车减速
同时，决定改革也意味着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中国政府目前的表态说明，经济发展速度应该至少维持在7%左右，这样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维护社会稳定。而德雷格指出，中国经济在从依赖政府投资到依靠个人消费的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将有所减速。这就要看政府愿意用多少经济发展减速的代价来实现转型。
另外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改革势必将触及官员利益。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克勒夫认为，在国有垄断体系中能够获利的政界官员并不愿意看到真正开放的市场。所以，中国政府在落实最新公布的改革方案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阻力。中国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消失。这也会成为阻碍改革的主要力量。真正实现改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决定》姓毛还是姓邓
习近平提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刚刚出炉的《决定》已经使得这种“打通毛邓”的企图破产。政治学者陈子明认为习近平未来十年还是坚持邓小平的政治意志，抛弃胡赵全面改革，“改革”前景难以乐观。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公布后，一些“毛左”如丧考妣。最近几个月来毛氏话语盛行，他们本以为在此次全会上能够取得一个具有转折性的胜利，结果决议中仍然充斥着邓氏话语，市场化改革的调子高过以往任何时期。他们对《决定》非常失望，一向活跃的标志性人物至今对此不置一词。
有些自由派人士表示，前一段官方散布的的毛氏话语，只是忽悠“毛左”的政治烟雾弹，为了掩护在三中全会上顺利推出市场化改革的举措，是“挂羊头，卖狗肉”，或者用文革时期的话来说，叫作“形左实右”。这种说法也是一种误导，因为中国的事情仅仅用“左右”来描述，已经说不清楚了。
全会决定仍充满邓氏语言
习近平没有跳出“专政右派”邓小平的掌心
《决定》称：“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这与之前的“舆论斗争”、“占领阵地”、“亮剑”、打击大V，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9号文件、819讲话与《决定》是一个统一体，均是“专政右派”的本来面目。
笔者在几年前就指出，以专政与宪政、左与右为两个维度，可以划分四个政治派别：专政左派、专政右派、宪政左派、宪政右派，毛时代是专政左派掌权，邓时代是专政右派掌权。不论“毛左”还是宪政左右派，都希望习近平能够开辟新时代，“毛左”希望回归毛时代，宪政派希望走向宪政民主转型时代。但是《决定》表明，习近平并没有走出邓时代的政治意志，当局仍然在继续坚持“专政右派”的那一套：一手是确保中共的专政地位，捍卫统治集团的政治垄断利益；另一手是在保证国有（即党有）企业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推行“改革开放”。
《决定》抛弃十二大和十三大
在《决定》及其《说明》中，并没有“毛左”所期待的“六十年”，反而强调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的“成就”、“成果”。其实，《决定》的作者没有资格讲“三十五年”，因为他们早已背离了这“三十五年”的“前十一年”，只是“后二十四年”的继承者。
《决定》前景还是“权贵资本主义”
在“前十一年”中共开过两次代表大会：十二大与十三大。十二大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和赵紫阳都说搞不清楚。但是邓小平曾在1980年提出过一个检验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可见上述“总任务”与普世价值是一致的。现在“中国模式”的鼓吹者们，已经抛弃了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也就是抛弃了十二大确定的“总任务”。
十三大提出的“全面改革”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着重点的，而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党政分开”。而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及其《说明》中，都只有一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决定》说：“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用“协商民主”取代“选举民主”，实际上是消解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十三大政治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政治改革内容完全背道而驰。
作者陈子明
《决定》前景还是“权贵资本主义”
从1949至1978年的“前三十年”早已成为历史，为之辩护者只是人群中的一个极少部分。现实中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积累下来的民怨，主要是由1978年以来的“三十五年”尤其是“后二十四年”所造成的。如果当局对于邓小平时代的“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与评价，人们对于《决定》所描绘的“改革开放”前景，是不可能感到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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