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北京时间11月18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与江西省委书记强卫的文章，为“思想解放”摇旗呐喊。而在不久前，中共多家党媒竞相发表有关“思想解放”的文章，其盛况直追30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然而，两个时期的历史与现实环境已经大不相同。
观察人士指出，如果说当时的“思想解放”针对的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国民全体的话，今天需要进行“思想解放”的则是中共自身，尤其是其中的思想僵化顽固、执政手段粗暴守旧，已经不符合现代政治要求的部分官员。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共已经由文革后的“解放者”，变成为了现今信息时代的“被解放者”。另外，习近平以三中全会为契机的新的“解放”征程，基本上是邓小平的继续和发展，这也再次证实了之前有关习近平将是“年轻版邓小平”的猜测。
党媒高唱思想解放 内外不同调
注定将对中国未来具有历史性影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未必达到“空前”的预期，但确是勾勒出相对全面立体的改革方案。11月18日的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做好“三个进一步解放”----三论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同时在第5版也现任江西省委书记强卫的文章《用好解放思想这个“利器”》，为思想解放摇旗呐喊。而在不久前，新华网、《新京报》、《济南日报》等中央或地方党媒已经以社论等形式的文章呼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一时间，有关“思想解放”的媒体宣传不绝如缕，其情景似乎是30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的再现。
将历史翻到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一场得到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领导人支持的全国大讨论，为之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条件。观察人士指出，这场大讨论其实就是一次思想解放的过程。它破除了毛泽东理论教条和对其个人的迷信，为中共决策者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以及之后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制定提供了土壤。在此过程中，中共其实是以思想解放先行，遵循了由理论到实践的方法论。可以想见，如果没有经历这次执政团队与民间社会的思想解放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少不会如此顺利，有可能被推迟数年，甚至更久。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思想解放其实是由邓小平等中共高层所主动启动，虽然主要参与者是中共体制内人士，尤其是体制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论战和角力，但是亦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因为体制内改革派或保守派代表了他们的立场和利益，或是说出了他们所不敢说、不能说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思想解放其实是由作为执政者的中共主动启动和引领的，中共走在了历史的前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宣传媒体重复30年前的故事，为深化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积极呼吁，意欲再次引领舆论热潮，但是社会舆论的整体反应即是不温不火，即便是三中全会决定中涉及多个外界期待已久的改革议题，仍然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
中共由“解放者”变“被解放者”
有分析人士认为，与文革后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相比，这一现象的出现的原因已然复杂得多了。中共高层也已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虽然民间对改善自身处境的改革呼吁已经极为强烈，但是由于体制惯性和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改革仍然寸步难进。
而且，30年前改革的阻力主要是陈旧教条式的僵化思维，而现在的既得利益者的膨胀所增加的难度已经大大超越了前者。这也是习李频频表决心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原因。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一次座谈会上表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即表明了当下的改革其实已不是作为执政者的中共主动而为，而是由外界形势逼迫而不得不为之。已经进行30余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媒体互联网传播已经对民众进行了一次集体性思想解放过程。是社会民间，而不是中共成为了中国发展的引领者，但中共无疑是事实上的主导者与决策者。
在习李上台前后，外界舆论一度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和期待，但是从反宪政、九号文件、8?19讲话到媒体网络舆论整肃等，使民间社会对新执政团队的整体好感迅速降温。这也体现了社会舆论其实是普通群众利益诉求的相对真实的表达。而对社会舆论的管控，使民众的切身利益受到了较为直接的影响。
强卫在《人民日报》所发文章称，“一部人类文明史，说到底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解放思想的关键在领导干部。我们绝不能对别人讲解放思想，对自己则裹足不前。”这一表述被认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下思想解放运动症结。也就是说，现今更应该进行思想解放的，主要是作为执政者的中共自身，尤其是其中的思想僵化顽固、执政手段粗暴守旧，已经不符合现代政治要求的部分官员。
习近平再解放承接邓小平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时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加社会活力”。其中，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已被认为是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理论的主要目标，此次将解放社会活力提升到与之同等的位置，体现了志在对接毛邓的习近平对社会层面的侧重和凭依。
《人民日报》在阐述三个“解放”中“表示，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要为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三个进一步解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进程中。”可见，习近平的三个解放，实是在邓小平两个解放的基础上的拓展延伸。再加上整体囊括了习近平未来执政方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即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接了邓小平所开启的改革开放战略。这些都表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目标将习近平未来施政的重要基础和方向，也证实了此前有关习近平实为“年轻版邓小平”的猜测。虽然习近平在过去一年中多次采用毛泽东式的施政手腕，但是这些几乎都是操作方法，而不是三中全会中所昭示出的目的，因此是“形左实右”之举。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以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一外延可被无限扩大的指示，吹响了其在邓小平之后再次解放生产力的号角。但是，正如邓小平肯定了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主体一样，习近平亦为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划定了红线。
分析人士认为，此前外界曾有消息称，中共即使进行政改，也有“三大不能改”。它们分别是“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党的领导”。而习近平在上任之初也提出了“三个自信”，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两个不能否定等，并且在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多位异见分子因不同原因被拘捕，曾经十分活跃的社会舆论为之一紧。这些做法与邓小平时期武装镇压“六四”运动也有一定的相似性，都体现了习近平等中共新领导集体的改革态度，即除了事关中共根本的领域绝对不能碰外，其他方面即使难也未必不能改。当然，也不排除这一底线的阶段性与未来变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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