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议员张文光11月20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发牌风波若不汲取教训，倘若中央仍然坚持，一条西环治港的维稳路线，香港将走向政治的死亡。西环治港的代价，不单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消失，而是港人从今以后，将管治矛头指向中央。全文如下：
港视的发牌风波，再次撕裂建制派，暴露梁振英政府人才凋零，全面倒向西环治港的维稳之路。
特首选举的唐梁之争，背后涉及政治的角力，建制派的撕裂无可避免。但免费电视的发牌风波，由于梁振英的无能管治，触发治港班子的公开撕裂。
一切由梁振英上台说起。官场流传这样的说法：竞选时，对梁振英抱有期望；上任后，期望不断减少；一年后，毫无期望可言。竞选时，人们对梁振英的认识，只是他的政论、政纲、辩论和形象，而不是他的治港能力。最后，梁振英以冷门姿态，实现左派治港的梦想。
梁振英还未上任，踌躇满志，提出5司14局的建议，希望改革政府，一洗前朝颓风。谁料他是空心特首，赢了选举，但没有自己的治港班子。
梁振英组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拉杂成军。凑合的问责团队，质素不高；个别的问责官员，更未入流。一年过去，建树不多，丑闻不断，梁振英的声望，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然后，是行政会议的非官守议员：论功行赏的梁营，公众没有太大奢望；但对召集人林焕光，确曾抱有一点期望。但电视发牌风波一役，进退失据，他的公信力迅速蒸发。
梁振英的治港班子，由问责官员到行政会议，剩下林郑月娥还有能量，这样凋零的人才，如何管治香港？
1980年代，中央决定收回香港主权，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当年，主管香港事务的廖承志，曾找一些香港华人高官，探问港人治港的可行性。
高官的反应令人失望：港英年代，没有港人精英参与政府的高层架构，行政立法议员只是唯唯诺诺的应声虫，港人是否真能管好香港？廖承志回应说：“中央对港人有信心，为什么港人反而对自己没有信心？”
无论如何，廖承志仍真心相信，香港只能由港人去管，中央不能干预。京官不懂资本主义的运作，因而提出高度自治的构思。廖承志甚至认为：如果港人治港失败，就败在中央干预之上。不幸的是，廖承志的预言竟成真。30多年过去，港英殖民官员走了，港人治港16年了，特首也换了3个：爱国商人董建华、公务员的曾荫权、传统左派梁振英，代表着不同的建制背景，他们的治港班子，只是拉杂成军的利益集团，未能实现有质素的港人治港。
30多年过去，今天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愈来愈受西环治港的操控，无论区议会、立法会和特首选举，立法会投票与特区管治，中联办的干
预无孔不入，成为香港的维稳部门，做特区政府不能做的事，电视发牌更明目张胆，自我实现廖承志的预言和忧虑。
免费电视发牌，既死于梁振英的无能，也死于中联办的干预。对于发牌香港存在两种声音：一是通讯事务管理局，从市场良性竞争的观点，认为免费电视可多发3个牌；一是特首会同行政会议，从中央政治挂帅的角度，认为只发两个牌最安全保险。
安全保险，就是维稳，表面是申请人财政和收入的持续力，背后是质疑王维基政治上是否完全可信，更深层的考虑是如何操控传媒，尤其走入千家万户的免费电视。
明显地，免费电视的发牌，没有依循香港的核心价值，而是考虑中央的政治忧虑：电视不能随便发牌，发牌必须操控；中央操控不了的人，干脆不给发牌。
电视，成为维稳的工具；西环，是维稳的国家机器。这样的维稳思维，除了紧跟中央的建制凡是派，盲目附和之外，那些信服市场运作的建制自由派，实在难以接受。于是，免费电视发牌，是唐梁之争后，建制第二次撕裂，撕裂了政府内部，撕裂港人对中央的信心。
当梁振英用行政会议保密制，拒绝公开王维基的出局原因，惹来港人极大的愤怒，市民上街要求公布理据。当立法会要动用特权法，调查行政会议的发牌真相，基于市民和功能界别巨大的压力，迫使建制自由派投支持票。
为维护梁振英的管治权威，中联办全面干预和拉票，发挥第二支管治队伍的力量，压制立法会通过特权法。中联办干预投票曝了光，左派传媒一不做二不休，认为干预是天经地义，港人是贱骨头，早晚要习惯中联办的干预。鹰派的文章，彻底激起港人的愤怒，撕破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最后的面纱，破坏了港人对中央仅有的信心。鹰派的文章，暴露了梁振英的寡人政治，他没有具质素的政治团队，没法维持香港的有效管治，没有做好电视的发牌工作，只能饮鸩止渴，依靠西环为他维稳和拉票。
这就是香港式的维稳之路，表面是中环执政，背后是西环治港，不是为了争取人心，而是为了压制异见，履行第二支管治队伍的职责。
然而，香港不是中国，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在压迫中不断壮大，怎会在西环面前沉默退缩？
《伊索寓言》的〈北风与太阳〉，西环就是那凛冽的北风，只会让港人拥抱得愈来愈紧。
往后，当西环更肆无忌惮由幕后走上台前，只会触发港人与中央更深沉的对立，迫使公民社会走上反抗之路。
回顾历史，中共建国最大的错误，是左，而不是右。1980年代，中共收回香港主权，采用理性务实的思维。因此，《基本法》的主导思想，是右，而不是左。香港从来是一个恐共、拒共、抗共和反共的城市，反左是人心所向。
支持八九民运，反对23条，拒绝国民教育，港人思路，一以贯之，就是反左。港视风波，暴露西环治港的维稳路线，港人看在眼里，寒在心里，怎能不奋起反抗梁振英和中联办？
极左误国，西环祸港，回归16年，这是最危险的路线错误。
错误源于：中央不信任香港人，不给香港真正民主，不愿推行政党政治，不重视选举的人才，逐渐放弃港人治港，助长西环的直接干预。
回归16年，香港没有民选的特首、官员和执政党，没有经选举洗礼的执政者和议政者。香港拥有的：是幕后分饼的利益集团，是拉杂成军的问责官员，是行政会议的乌合之众，是立法会永无休止的争吵，是精英敬而远之的政府，是市民永远灰心失望的政制，是看不见前景和希望的社会。现在，还加上西环的公开干预，走上香港式的维稳之路，这是香港乱局与冲突的根源。
无论如何，发牌风波总会过去，倘若不汲取惨痛教训，倘若中央仍然坚持，一条西环治港的维稳路线，香港将走向政治的死亡。西环治港的代价，不单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消失，而是港人从今以后，将管治矛头指向中央。中港矛盾不断加深，香港人心继续分离，自我实现廖承志的预言与忧虑：如果港人治港失败，就败在中央干预之上。
这是所有热爱香港的人，不情愿和不甘心的结局，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奋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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