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
杨绛与谢泳的一桩是非
《听杨绛谈往事》讲到，1956年初全国知识分子会议，高教部呈送中央的《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成为会议的参考资料。这份材料把钱锺书列为反动教授，原文是：“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
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1952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此后长达十年时间里，当事人并不知道有这份黑材料，直到“文革”时被革命小将抛出来使用才曝光；这份材料后来又为谢泳在旧书摊上淘得，他据此写了几篇文章发表，于是传播开来了。
《听杨绛谈往事》对这份材料列举的事情逐条作了澄清，证明除了“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外(1945年12月美军还是抗日的盟军，所以书中说“为盟军介绍本国文化，何罪之有？”)，其余都不实。谢泳的文章2003年开始发表后，杨绛曾托人向他说明事实，但“作者没有回应”；中国社科院也曾致函发文的刊物，声明“纯属空穴来风，查无实据。”
谢泳的相关文章主要有三篇：《钱锺书的内心世界》、《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钱锺书的直言的一面》。对于那份材料，谢泳“如获至宝，津津乐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国各报刊撰文宣扬，引用发表”，本意在于说明钱锺书不是一个“世故的老人”和“软弱的知识分子”，本质上他还是独持异见而且敢于发言的自由知识分子。“我们只看见沉默的钱先生，而没有看见直言的钱先生”，“他是一个超凡超俗的人，但却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很厌恶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是眼见的政治太让他寒心了”。
此次经杨绛先生说明，事实基本上清楚了，是当年有人捏造材料构陷钱锺书。书中还说，“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顺便说一句，《听杨绛谈往事》中，杨绛原话与记录者吴学昭的议论随时转换，浑然一体，如果体例上分得清楚一点就好了。
不论是事实说明还是对钱氏“风格”的分析，杨绛先生所言当然更为可靠，但是，谢泳的议论发挥我以为并没有大错，只是他误用了一些材料。从做学问的规矩来说，谢泳不免有先入之见，而且用的是孤证，没有敲实论据，不足为法。杨绛先生对他的“以讹传讹”不高兴，很可理解，不过跳出来看，谢泳对钱锺书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的判断还是有道理的。
谢泳一贯抱持独立思考，我手写我心，这一点极为难能可贵，他研究现代知识分子大有心得，多数文章写得入情入理，颇多发见，大概因为他是草根学者出身，严格地说，有时议论过于粗率，严谨规范上或有欠缺。记得王蒙在回忆录中，对谢泳评论他的《内心恐惧：王蒙的思维特征》一文有过激烈的回应，王蒙概括谢文“大意是王某的特点是被极左吓破了胆，什么东西都用极左来对比，只要不是极左，他都接受，从而混淆了是非，变成了糊涂虫”，也许谢泳对王蒙的批评所据也不够过硬，因此让他不服，但我们能说谢泳没有点到要害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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