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奔赴湖北瞻仰中纪委源头“中央监察委员会”（下称中监委）时，重申三中全会决定中“探索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机构”的表述。据悉，在三中闭幕次日，中纪委即召开会议，决定有中央四大直属部之称的中宣部、中组部、统战部和中央对外联络部派驻纪检组。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纪委意向中央党政机关派驻纪检组的做法，客观上将造成中纪委以及王岐山本人权力的进一步提升，也有利于促进当下重振党纪和反腐整风的整党运动。而从制度建构方面来说，中纪委这一类监督机构地位的突出，其实也体现了中共党内的权力制衡与监督。由此或许也显示出未来中共政治架构中实现“中央集权与党内制衡”相结合的制度建设的思路。
中纪委监督中央机关 引扩权猜测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作出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中全会决定全文几乎都围绕这一总体目标架构和铺展开来。近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湖北调研时表示，“纪检监察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探索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机构”。后一句其实是三中决定的原有内容。
而据港媒报道，在三中全会闭幕次日，中纪委即召开部署会议，将向有中央四大直属部之称的中宣部、中组部、统战部和中央对外联络部派驻纪检组。有政情观察人士称，在中共的组织架构中，“中央一级”党政机关除上述四部组外，还有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中央政法委，以及政府系统的国务院等，均是中共权力架构中的实权部门。
民间对中国司法一直“刑不上大夫”的印象。有分析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就是缘于中纪委实际地位处于中国核心政治外围。在此之前，这一层级的党政机关与中纪委都要接受政治局常委的直接领导，大体上保持一种平行关系。负责纪律监督检查的中纪委一般不会对这些党政机关日常工作产生直接影响，其监督功能主要针对中央以下的个人的违法违纪问题。
而如果中纪委向这些重要党政机关全面派驻监察的探索得以实现，进而被制度化，中纪委的监督范围和实际权限显然将大为扩充。与之相对应，中纪委以及其书记在中共党政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也将得到提升。事实上，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纪委的权力地位已经呈现出上升态势。十八大中，在政治局常委9变7过程中，中纪委书记保持了常委一席。在反腐过程中，中纪委改革巡视制度，由王岐山主导向各地方政权、中央部门、国企、事业单位等派遣类似“钦差大臣”的中央巡视组，收集其各类违法违纪，甚至是更为宽泛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对体制内官员的整体收束和震慑效用。另外，为规范过于繁多混乱的民间举报行为，王岐山通过“五网合一”收编国务院监察部网站，建成统一在中纪委领导下的官方门户网站。
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王岐山此番专程来到湖北调研的主要目的其实在于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下称“中监委”）旧址瞻仰第一届中监委10名成员雕像。王岐山在瞻仰过程中感慨地说，“我这次来就是寻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源头和根，寻根溯源。”这一表述有可能意味王岐山将会将当时的源头视为改革中纪委的目标，使之成为类似于中央监察委员会那样的组织架构。
纪检改革力挽中共腐败危局
中监委又是怎样的一种设置？其产生的背景与作用又是什么？
在中共创建之初数年内，其组织成员数目迅速增长，但是在此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各类问题。
为此，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出第一届中监委。这一机构设置基本袭用了苏联模式。其定义为“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并且有规定，“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从理论上来说，当时的中监委握有较大的监督权力。但是由于尚在战争过程中，其实际作用较为有限。
之后，中监委又几易其名，最终成为中共执政后设立的中纪委。但是从“监”字到“纪”字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一党内监督机构权力的收缩。因此，如果王岐山“寻根溯源”，将中纪委恢复为当年组织架构中的中监委，也意味着将中纪委从一个仅具党风、党纪和反腐职能的检察监督机关，跃升为一个以“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为目的组织和权力监督机关，大大强化了其对中共各级机构和普通党员的约束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急剧膨胀，成为拥有8,000余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但是同时也良莠不齐，泥沙俱下，腐败和“四风”更是党员整体质量急剧下降。这一情景与中监委设立前后十分相似。有观点认为，中共高层或许已经达成共识，即冀望通过突出中纪委的地位和在作用，起到整纲肃纪、清洁中共肌体、恢复党群鱼水关系，挽救“亡党”危机的目的。其实，这也正是中纪委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共高层上任之初便联袂打出反腐、整风组合拳。一年来，中纪委连拍“苍蝇”，打“老虎”，拿下11位省部级高官，引发四川政商两界、中石油系统、金融系统不同程度的人事地震。再加上祭出中央巡视组、设立举报网站收集民间举报信息，使得中国官场呈现一定的改观。中纪委、王岐山以及中共中央均收获了民间较高声望和支持。王岐山所称的“治标”初见成效，“治本”也令人产生期待。
中央集权与党内制衡
其实，王岐山所称的“治本”，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经有所展示。而按照三中全会的既定议程，中共纪检制度已然面临大变局。
三中全会决定，“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各级纪委要……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这一表述其实体现了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内在机理，与西方探索出的分权制衡理论也有一定的契合。其实，这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保持政治组织机构不变质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中共经过长年政治历史探索后得出的成果，并不应被贴上西方或东方的标签。
不过，这种权力制约仍然带有一定的中国特色，因为中纪委仍然是党内机关。权力制衡也只能是党内的制衡。在三中全会决定中，党的领导仍然是被处处强调的最高政治安排。三中全会所透露出的中纪委改革其实是建立在保证党的领导与“中央集权”的基础之上。
三中决定，“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一规定与司法脱离地方、31位省级政协主席全部退出同级党委常委班子的调整，都体现了加强中央集权与建设自上而下垂直管理体系的迹象。
分析人士认为，中纪委在中国政治权力格局中的凸显已经没有多少争议，但是这种地位上升并非没有限度，仍然需要保持在中共集权领导的规制之下。中共高层或许意在通过在保持中央集权的前提下，有限度地赋予党内监督权力，实现某种程度的党内权力制衡，以期达到保持中共先进性与纯洁性、保证中共持续执政的整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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