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已故中共副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评价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并赞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2008年2月29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称赞周在文革中“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然而在作家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有别于官方称赞的周恩来。自由撰稿人刘晓波在《读〈晚年周恩来〉》一文中指出，“在中国漫长的独裁史上，如果说，毛泽东将绝对极权发展到前无古人的程度，那么，周恩来就将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文革中一次大型集会上，周恩来指挥红卫兵高唱革命歌曲
周恩来的身后哀荣
听说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出版后，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不小的争论。我先看了老友胡平的《解读晚年周恩来》一文，之后才读到《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在演讲中感叹：“周恩来难评！”论者胡平更感叹：“评周最难！”且列出五条原因。我以为，胡平对评周之难的原因和对周本身的解析，已经颇有穿透力了。
我要补充的是，本书提供的一些资料，印证了我对周恩来的评价：在中国漫长的独裁史上，如果说，毛泽东将绝对极权发展到前无古人的程度，那么，周恩来就将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生前，尽管在中共夺权时期，周恩来在党内的位置曾一度高于毛泽东，然而，自从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并在刘少奇等人的帮助下、确立了党内的绝对权力之后，周便一直处在毛的笼罩之下，唯唯诺诺地为毛服务。而且，不论其他中共高官的沉浮多么触目惊心，周却始终稳坐第三把手的宝座；只要是由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无论其资历、能力、品德如何，周恩来眼看着他们的后来居上，又目送他们一个个身败名裂、甚至尸骨无存。周非但没有任何嫉恨之心或恻隐之心，反而紧跟毛的翻云覆雨，该助其高升时就尽力扶持，该落井下石时也毫不犹豫，而且，一切都做得无动于衷。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稳坐三把手之位的不倒翁，才能作为毛泽东的最得心应手的弄权工具。没有周的无条件的鼎力襄助，毛泽东不可能那么为所欲为起码，毛在党内高层中实现其个人极权意志的决策，用不断的党内清洗来发泄其权争嗜好和猜忌心理的折腾，用全民运动来实现其权力野心的放纵，不可能进行得那么顺畅，一手遮天的局面也难以形成。
这就是我理解的“谋事在毛而成事在周”。中共掌权初期的五人权力核心，周是几乎陪伴毛泽东走向坟墓的唯一元老----周以终身总理之尊先走一步，毛以终身党魁之尊紧随其后。正如高文谦所言：“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而周所得到的，又何止于“善终”！
死后，中共掌权后所制造的一系列大灾难之罪责，大都由毛泽东背着，毛的遗臭万年，可以与斯大林、希特勒、波尔布特、金正日等极权者相当，即便在中共的正统评价之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
而周恩来却享有“人民的好总理”的哀荣，不仅博得了党内高层和社会名流的普遍好感，而且赢得了百姓们的自发追思。虽然，毛泽东没有亲自参加周的追悼会，也许会令周的亡灵难以瞑目，因为周一直对毛如何评价自己耿耿于怀。但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足以令任何中共元老的亡灵艳慕。
何况，1976年的清明节，在中共政权的心脏北京，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中共掌权以来第一次最大规模的自发民众运动，“四五运动”又是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对“人民的好总理”的悼念和对当代秦皇毛泽东及其四人帮的声讨，已经昭示了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褒周贬毛。特别是文革刚刚结束时，一篇篇出自复出的中共元老和社会名流的回忆文章，一首首一曲曲出自著名的诗人和作曲家的颂歌，使周恩来在当时中国几乎成了“完人”的化身，集超凡的人格魅力、为政智慧和待人品德于一身。甚至直到现在，连一些晚年觉悟的老党员，在回忆自己的生涯时，凡是对周恩来的记述，大都是正面形象。
就政治人物热衷于死后声名的欲望的实现程度而言，甚至可以说，同作为独裁制度中的魅力型领袖，周恩来不仅比毛泽东成功，而且比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成功不可否认，生前，周恩来既无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也无红太阳的光辉，更没有刘少奇惨遭迫害的资本，但在死后，毛泽东留下的更多是骂名，刘少奇留下的至多是同情，而周恩来留下的则是政治美名。特别是考虑到周的政治生涯是在异常险恶的独裁政治中、在娴于权谋且心狠手辣的毛泽东手下渡过的，周恩来的仕途之稳定和身后之盛名，几乎就是奇迹！然而，“褒周贬毛”的思潮，正如九十年代的“褒毛贬邓”的思潮一样，不过是病态国家的病态现象，是残缺价值观的残缺评价，与史实并不相符。事实上，如果把中共集团比喻为一个人体，毛、周的一体化就如同大脑和四肢，疯狂的大脑只能支配病态的四肢，二者的配合写就了畸形而血腥的中国当代史。无怪乎，毛家的后人对褒周贬毛的倾向颇为不满，曾经发牢骚说：“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以至于，连周的遗孀邓颖超也对“褒周贬毛”的思潮大为不满。再看看周恩来身患绝症之后，在病房中写给毛泽东的几封信，内容全部是对毛的感恩、关心和向毛作自我检讨，也用第一手史料印证了邓颖超对褒周贬毛者的诘问：“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
国人对毛、周的评价，也随改革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在改革的魅力如日中天的八十年代，毛泽东是暴君和乱源的代名词，而周恩来是儒相和现代化的象征。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后期，两级分化和权力腐败的愈演愈烈，新左派与民族主义的同步兴起，使毛泽东的名字再次响起，作为平等、廉政和民族复兴的象征性符号。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毛泽东也仅仅是历史变迁的工具而已。
1974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客厅握手。中为邓小平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
《晚年周恩来》公开了一些中共黑箱里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为的神话，其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神话之一。
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
在中共夺权的时代，邓还没有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自然与周没有多深的关系；中共高层的历次权争之中，邓与周也并非同一战壕的战友，在30年代的苏区，邓作为铁杆毛派，与毛一起遭到党内排挤；在毛泽东时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邓出掌书记处要职，成为最高核心层的七常委之一。之后，周管政务，邓管党务，二人在工作上绝少合作。周更多是陷于具体事务之中，而邓更多是充当毛的打手，特别是在反右和中苏大论战中，邓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发言人的角色，五十万右派的人权大灾难，九评檄文对中国的外交内政的巨大负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邓之所以被打倒，就在于毛怀疑他有紧跟刘少奇的苗头，但毛还是舍不得彻底废掉邓，而是留有重新启用邓的回旋余地。所以，邓于70年代中期复出，也绝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权力。何况，周又在最关键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刘邓”，邓怎么可能信赖周的为官为人！
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已经处于病态的权力恐惧之中，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不放心，翻云覆雨的权力痉挛一再发作，一个个接班人也随之身败名裂。林彪死后，毛受到巨大精神打击，身体状态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确表示想把权力交给周，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海外舆论把恢复中美关系的头功算在周的身上，国际社会对周的好评如潮，这必然使多疑的毛对周产生猜忌，怀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毛便在此关键时刻再次启用邓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权力扩张。因为，毛知道，以智慧、人脉和能力而言，他的私党“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邓小平，无法对老练的周形成有效的钳制。只是由于邓复出后的咄咄逼人，与毛的私党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邓，但仍然是“批而不废”，为邓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础。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问题敲打周，亲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会议，毛让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邓在会上的发言，没有批评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错误，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言外之意，无非是警告周不要学林彪。如此发言的份量和阴毒，远在对周的外交错误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诛心之论和落井下石。 而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来个自我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再次涉险过关。
同时，毛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和政委开会，先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我还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敌友，辨认出“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继而向与会者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晚年周恩来》P472－474）毛主观认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显然是指周恩来。所以，毛抬出邓小平，先让邓在1974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等于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权；接着又让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实权，是为了在内政上架空周。
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邓之间的关系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固然对毛的权术阴毒心知肚明，但他对周的无条件挺毛、周对文革应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周的奴颜和圆滑，也同样了然于心。他掌管最高权力之后，对周的评价，话虽不多，但一句“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已经隐约地道出了邓对周并无多少好感。但这并不妨碍邓小平利用周恩来的身后哀荣，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
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
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
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凡是经历过多灾的1976年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国人，对当时弥漫于全中国的“褒周贬毛”思潮都会有深刻的记忆：文革浩劫之罪责，主要由四人帮及其后台毛泽东背着，即便在中共的三七开的正统评价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虽然，周先于毛去世，也没有像毛那样，有官方筹办的百万人盛大追悼会，有至今仍然矗立的毛泽东纪念堂，但是，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性的自发哀悼，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的“四五运动”，不仅表达了更真实的怀念之情，也可以称之为盛况空前，足以令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泽东亡灵感到不安。文革结束后，不仅“四五运动”得到了正名，而且对周的赞美也达到了最高潮，甚至连周生前喜欢的歌曲“洪湖水”都成为最流行的音符……
改革初期弥漫于全国的“褒周贬毛”思潮，其产生的远因是黑箱制度下关于毛、周不和的种种传闻，近因是“四五运动”发端于对周的悼念和关于周、邓之间的继承关系的传闻，而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邓小平的政治需要。
也就是说，周的身后哀荣与邓小平复出后的有限非毛化密切相关。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而推动非毛化的邓小平，必然要利用自发的褒周贬毛思潮。虽然，邓不可能公开支持褒周贬毛，但在中国的制度下，对于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思潮，最高统治层的默认就等于纵容。如果“褒周贬毛”舆论对邓不利，以邓当时的权力而言，他想遏制，实在易如反掌。但邓非但没有遏制，反而任其泛滥。特别是，在“四五运动”时期，来自天安门广场的一种传闻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的主要城市：即周与邓之间有一种亲密的继承关系，邓的复出是周的力荐，邓被视为周的接班人。二人早年共同留法的生涯，更增加了二人亲密关系的可信度。
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着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文革期间，周恩来在一次集会上带领大家呼喊拥护毛泽东的口号
周恩来的官场生存术
读《晚年周恩来》，让我想起文革记录片的某些片断。
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天，某朋友正在筹拍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青春片。因为他生于六十年代初，文革时还是小孩子，所以，为了准确把我文革的大背景，他从新闻电影制片厂找了许多文革记录片。显然，他看过后受到震动，才会特意邀请我去一起看。果然，作为在文革中度过整个青春期的一代人，事隔多年，再看当年国人的狂热，顿生匪夷所思之感，有些细节确实会令有心人极为震惊。
比如，老毛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站在毛身边的周恩来，戴着像章和袖标，端着半残的右臂，左手挥动着小红书，和广场上几十万小青年一起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万岁！！万万岁！！！”恩来同志奋力高举小红书，手臂伸向空中，整个人也向上用劲，看上去脚尖都踮起来了。由于太卖力向上，身体和头颈倾斜着，加之声嘶力竭地高呼，脖子上的血管和青筋凸起，绷得似乎就要断裂，在给恩来的近景镜头上清晰可见。朋友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细节，极为震惊。至于嘛。不熟悉老毛的小青年如你我等辈，远远地看着红太阳，全身抽风，崇拜狂热症大发作，在所难免。而他恩来同志已经和泽东同志并肩战斗了几十年，而且他在党内的地位一度比毛高，何至于如此表演效忠！你能想像吗？如果有一天，咱的一个熟人当了大官，咱俩也必须跟着喊万岁，能假戏真做到青筋爆起血管凸出的程度吗？还不至于吧。”
另一个绝妙细节更让人过目不忘。那是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台上，老毛居中，林彪和周恩来一左一右。老毛象征性地对台下狂热的代表们挥了挥手，身子就略微弯曲，似乎要坐下，后面的女服务也赶紧上前搀扶。没想到，不知为何老毛没有坐下，身体在稍微前躬的姿势上停了瞬间，又站直了，再次冲着代表们鼓起掌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再看老毛左右的林与周，两人的相互较劲便一目了然。林彪看到老毛已经有了要落座的动作，就一下子坐了下来，他万万没想到老毛又站直了。而周恩来却用眼睛的余光一直瞄着老毛，尽量保持与之相同的节奏。老毛身体稍弯，恩来也跟着稍弯；老毛停留片刻，恩来也停留片刻；老毛突然站直，恩来也随之站直；老毛鼓掌，恩来也鼓掌。整个过程的同步程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而已经落座的林彪，没能与红太阳同时起落，当他忽然发现老毛没有坐，又站直了，而且就在他身边，他的面部表情就一下由微笑松弛变得沮丧紧张，几乎是极不情愿而又下意识地跟着站起来鼓掌。最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林彪重新站起的过程中，侧伸出头，目光越过居中的老毛，怪异地盯着与老毛完全同步的恩来。恩来明明意识到林彪的恶意目光，却全当浑然不知，随老毛一起鼓掌，直到老毛完全坐下，恩来才缓缓落座。
在观看这一细节的过程中，朋友不断发表评论性解说，让我注意三人的关系和林、周的表情。最后我俩几乎是同时说：林彪看恩来的目光中所隐含的，不仅是嫉恨，还有极大的轻蔑：“瞧你那副谄媚相！”
我的文字远不够传神，也许只传达出画面冲击力的百分之一，如若不信，诸位可以找来中共九大开幕式的记录片看看，镜头本身对视觉的冲击才会让人信服。而且，与这种真实的历史镜头相比，现在的帝王戏中的臣子媚态，特别是微妙处的表现，实乃有天壤之别。
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官场竞争：极权者具有任意废立的绝对权力，故而，所有的高层官僚都在争当极权者个人的宠儿。
人们都说，林彪很会捧毛，他的窜升全靠制造对老毛的前所未有的个人崇拜，小红书、活学活用、四个伟大等等都是他的发明。但是，在九大的主席台上，他对极权者老毛的了解和紧跟，与颇有儒臣风范的恩来相比，立马见出高下之分。丞相恩来对毛帝王的洞察和紧跟之精湛细致，几乎深入到每一微妙的细节之中。对比之下，林彪就显得过于粗糙马虎。不要小看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极权者对臣子们是否效忠的判断，有时就是荒唐到于细微处洞见忠奸。林彪的先于老毛坐下，可能就会被满腹狐疑的老毛视为“目中无人”；而恩来与老毛的绝对同步，就会被极权者解读为发自内心的臣服。林彪最后被老毛视为有野心，在与恩来的争宠竞赛中身败名裂，也许就是由这点点滴滴的细节印象累积而成，因为在效忠竞赛的大节上，林彪做得远远比恩来突出。
而恩来同志的效忠表演，于细微处方见真功夫，远在林彪的大处着眼之上。
自从遵义会议以来，无论毛周的冲突因何而起，也无论毛如何对周施以淫威，周都唯唯诺诺。每一次冲突的平息，皆是以周的认错为前提，而且周的每次自我作贱，皆要先追溯自己的历史错误，然后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最后是感谢毛的有益教诲和再次挽救。而林彪，尽管他在公开制造崇拜毛的功夫上，在中共高官中鲜有对手，但林决不像周那样处处对毛卑躬屈膝，当在毛、林发生冲突时，无论是中共疲于奔命的时期还是国共内战时期，也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是否设国家主席，林至多是正面肯定毛的主张，而决不会自我作贱，更不会上纲上线。
比如，在中共九大上，林刚刚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理应愈发紧跟老毛，但在1970年8月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就因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与毛产生冲突，尽管冲突的结果以毛的胜利告终，陈伯达做了林的替罪羊。但林并没有完全顺从毛，而是对毛随后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采取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多少还有点站在失败者一边的为人义气。而周恩来再次扮演“为主席分忧”的忠臣角色，周在劝说林彪无功而返的情况下，便充当批陈运动的前台主角。正因为林的不合作，毛才愈发怀疑林的忠诚，开始设下阴谋倒林的圈套，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在毛、林冲突中，周再次充当了毛的帮凶，正如倒高饶、倒彭德怀、倒刘邓陶……一样。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为臣之道的差别，导致了二人对毛之病态猜忌和蛮横霸道的不同态度。毛与周之间发生的冲突，大都不是因为周真的犯了错或有意冒犯毛，而是由于毛的不讲理和猜忌，然而，周恩来得以屹立不到和享受身后哀荣的秘密之一，就是他的非常善于在毛泽东面前进行自我作贱的表演。在李志绥的回忆中、在高文谦的记述中，周可谓肯于放下身段、抛开自尊、无数次做自我检查的典型。
延安整风中，毛在刘少奇等人的支持下，彻底清算了以王明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右倾投降路线，周因认错态度好而得以留在核心层内。中共掌权后，为了维系住与老毛的君臣关系，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到大跃进，再到到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到评《水浒》，周不但要将自己的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而且还会利用现身说法式的自我检查来动员社会名流作自我检查，比如，50年代初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共召开的动员大会上，周恩来作动员报告时，就用自己也需要进行长期思想改造的现身说法，打动了大部分知识分子。“总理尚且如此谦虚地自我改造，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是许多参与过思想改造运动的社会名流的共同感受。文革中，毛发动的批林批孔、批经验主义、评《水浒》、批投降派等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而身患不治之症的周，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还坚持在病房中写检查，出席批判自己的高层会议，检讨自己的当下错误和挖掘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周去世的半年前，已经被癌症和手术折磨得死去活来，体重只有61斤，还颤抖着手给毛写信，向老毛问候、汇报、检讨和感恩：“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自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75.6.16.22时”
更不堪入目的是，周怕信到不了毛的手中，使自己的一番忠心付诸东流，就特意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以央求的口吻写道：“玉凤同志：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办，拜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身为中共元老和终生总理的周恩来，居然对毛的二奶张玉凤也如此哀求，可谓斯文扫地、权威尽落。
在中国，这样的君臣关系至今未变：在帝制时代，横在君王与丞相之间的“太监党”、“外戚党”，变成了中共极权时代的“二奶党”或“秘书党”，毛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之于周，如同慈禧身边的大总管李莲英之于李鸿章。无怪乎，林彪曾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恩来：“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也暗自感叹：“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象个奴仆样呢？”
在生命所剩无几之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还如此驯顺，并非因为周真的在乎“相忍为党”和“顾全大局”，而是因为他在乎自己的身后名誉，只不过，时而表现为韬晦之术，时而露出屈从之性。
在周的心中，毛就是党，就是权力、真理和至善的化身，具有对任何人进行盖棺论定的绝对权威。周经历了中共党内的血腥历史，多少枭雄，无论功劳多大职位多显赫，只要被毛打倒，就等于遗臭万年。对自己的身后声誉极为在意的周恩来，将个人的身后荣辱全部寄托在毛的评价上，所以，他才在文革之初的讲话中说：“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即便在病得无法工作之时，周还念念不忘毛对自己的评价，多次给毛写信，表达自己的绝对忠诚。周也曾经在私下里数次对知心人透露：“我是忠于毛主席的”；在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周还突然高喊“我不是投降派！”甚至周已经进入弥留阶段的昏迷状态，偶尔醒来，居然还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毛的诗词听，“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周恩来对身后哀荣的在意，既要不触怒老毛，又要在官僚集团中建立深广的人脉。他以揣摩老毛的心态为主，处处迎合毛的意旨，使毛最终无从对之下狠手；他又以保护某些高官为辅，尽量表现出对同僚的关怀，使自己在党内和民间享有盛誉，那种上下左右皆逢源的圆滑老练，达到了独裁官场生存术的极致，唯有历史上的诸葛亮，庶几近之。
然而，周对同僚们的保护，又要唯老毛是从，凡是老毛铁了心要往死里整的人，他决不会冒着与老毛冲突的风险去保护；凡是老毛还留有余地的人，他就会出面保护。这种保护，即便并无实际效用，但他一定要在官场上，将自己的恻隐之态大肆张扬。
比如，他会向复出的杨成武道歉，检讨自己说了违心话，承认自己的失职；他会把半夜梦见陈毅的惊梦告诉医务人员；他会在迟到了六年的贺龙追悼会，大哭失声。而在贺龙挨整的时候，他却助纣为虐。周抱病出席贺龙骨灰的安葬仪式，一进门就大叫贺龙的遗孀的名字：薛明，薛明，薛明在哪里呀？据薛明的回忆：“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薛明，我没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他当时哭出声来。”之后，当薛明母女反过来安慰周、希望周保重身体时，周马上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结果是一屋子人人都哭起来。之后，周又向贺龙遗像连鞠躬七次。
周对贺龙的受难和怨死的同情，与其说是出于由衷的内疚，不如说是在兔死狐悲的心境中表演愧疚。否则，在如何为贺龙开追悼会的问题上，他决不会只能按照毛的圣旨：只搞内部追悼而不能公开见报。周还要求忿忿不平的贺龙家人“顾全大局”。所谓大局，无非就是贯彻毛的意志。
而屈从于老毛的实质，无非是自保而已。换言之，周对别人的保护是以自保为底线的，他决不会为了保住他人而得罪老毛。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他一以贯之的助毛为虐，更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出卖亲兄弟周恩寿、干女儿孙维世和卫士长成元功。
独裁制度的官场，任何想走仕途的人皆要过这一关，就是必须取得极权者个人的信任。无论德才兼备之人，还是二者全无之辈，要想不被淘汰，成为恩来式的不倒翁，非要下一番忍辱负重、奴颜婢膝的苦工不可。恩来，作为独裁制度官场上极为罕见的不倒翁，所标示的那种效忠境界，虽有天生的聪明打底，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非要在伴君如伴虎的恐惧之下，在长期侍奉帝王和宦海周旋的历练之中，经过用心极深且点点滴滴的不断积累，方能渐致最佳境界----由违心韬晦逐渐驯化为习惯性反应，进而修炼成流淌在血液中的官场本能。这种只系于个人效忠的官场竞争，乃是“自古华山一条路”的竞攀，自然只能是献媚术和权谋的千古一脉。帝王鼓的脓吐的痰撒的尿拉的屎，都是臣子们争相赞美甚至入口的圣物。古代帝王的身边，打天下时还能有几位干将，而一旦坐上龙廷，先要“狡兔死走狗烹”，接着就是“忤佞当朝而忠贞失宠”。帝王大都宠幸会溜须拍马的治国庸才，而这些治国庸才专攻官场生存术，集大奸大毒大狠大贪于一身。所以，“君子失意而小人得志”，才成为官场上使用频率极高的感叹。魏忠贤、刘谨、和坤、李莲英……莫不如此。到了中共执政，得到毛泽东宠幸的周恩来、林彪、康生等人，论奸诈阴险、曲意逢迎和效忠表演，也是一个比一个地道。而纵观中国几千年独裁政治的官场游戏，伴君如伴虎已成惯例，罕见有位列丞相之尊而能善终者，而死后还能享有功高盖主的盛名者，更是凤毛麟角。大概前有诸葛亮而后有周恩来，是为绝唱。周作为中共独裁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以其娴熟的为官之道而跻身于凤毛麟角的行列。
大文豪苏东坡的终生遗憾，就是在诗境上没有达到陶渊明的“平淡”。借用东坡对陶诗境界的精彩评点，戏说林彪和周恩来伴毛泽东这只喜怒无常的独裁大虎之生涯，我私下以为很是精到。东坡云：“大凡为文，初则五色绚烂，气象峥嵘，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林彪伴君一直停留在“五色绚烂”的初级，而恩来则进入“渐老渐熟”之境。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