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务员考试不断升温，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一大恶果
早在1987年秋季，中共中央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报告明确表示：“应该看到，政府机构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互相扯皮，也是形成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下决心对政府工作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众所周知，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降低党政机关的开支，减少公务员人数。因此，报告还进一步指出：“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
我记得十三大结束之后，为了改变以党代政的不正常状况，各级党委也开始精简机构和转变职能的改革。面对这样一种改革，有些人很不适应，他们用“宣传部不如小卖部”等说法来表达自己的失落。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年轻人根本不会选择去党政机关当公务员。不幸的是，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刚刚提上议事日程，就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最高权力机关的走马换将，被长期搁置。到了后来，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鲜为人提，而且还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词汇。所谓无疾而终，早已成为自戊戌变法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宿命。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最高当局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授意和指引下，全民经商成了中国社会最时髦的选择。于是人们纷纷加入“孔雀东南飞”的大军，前往广州、深圳、海南去淘金。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人当然也不会考虑去党政机关当一名喝茶、看报、坐冷板凳的公务员。何况，当时公务员的收入水平也不算高，再加上1989年雷声大雨点小的两院反腐败通告，许多人的贪腐欲望在短时间内不得不有所收敛。
2000年以后，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迅速膨胀，致使政府可支配资金急剧增加，再加上长期以来官场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所以公务员的薪酬和隐性收入得到大幅度提升。另外在中国现行体制之下，公务员在升迁、退休、医疗、保险等各方面的待遇都远远超过其他行业。这还不算在职能部门掌握实权的公务员，还可能收到各种各样的馈赠和意想不到的好处。所以，许多年轻人把公务员当作择业的首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缺乏合理的机制，使公务员成为一种超稳定的职业
其实，对于官场上的那些“猫腻”，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本来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时间一长，他们的理想、抱负、正直、清高，就可能被残酷的现实粉碎。正因为如此，上述那位山西太原的年轻人才会说：“毕业的时候，看不起那帮考公务员的同学，但是这么多年在社会打拼，让我明白稳定而且长期有保障的生活，才是我需要的。”这就告诉我们，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是不会选择让体制“包养”的。但是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向往独立而又羽翼未丰的年轻人往往会败下阵来。
众所周知，中国公务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他们掌握着各种各样的资源。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这些公共资源很容易转化成个人的好处。第二，他们的工资收入虽然不是很高，但灰色收入却是一个看不见的无底洞。据说每当逢年过节，北京等大中城市的交通堵得要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各地进贡送礼的人蜂拥而至。第三，由于缺乏合理的问责制度和淘汰机制，致使公务员成为一种超稳定的职业。在许多人眼里，只要能够当上公务员，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不仅一家人高枕无忧，而且还可以惠及亲戚朋友。这样的职业，年轻人怎能不心生羡慕，趋之若鹜呢？
在中国，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优势。比如新闻工作者就是时下很不稳定的一种职业。首先，他们要尽量满足读者需要；其次，他们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站稳脚跟并脱颖而出；最后，他们还要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委曲求全，艰难生存。如果说前两点是国际惯例的话，那么最后一点则是中国特色了。有人说中国的媒体人是世界上最吃苦耐劳、最有智慧、最能干的一群人。相比之下，做一个公务员就不需要这种智慧了，他们面对的是另一种活法，需要的是另外一种“智慧”。
三、官场盛行潜规则，对年轻人是罪恶的诱惑、无情的腐蚀
人生有得必有失。对于进入官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虽然捧上了金饭碗，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但是他们也会为此付出一系列代价。在这些代价中，最让人不能承受的当属上司的颐指气使和自己的人格屈辱。在官场上，如果你想奉行所谓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那就会寸步难行。学界追求的是真理，官场强调的是服从。所谓官大一品压死人，就是这个道理。于是，有人把《官场秘笈》和《官场厚黑学》当作“职场宝典”，有人把《中国官场五大潜规则》当作“枕中秘笈”。
这五大潜规则的具体内容是：第一、在官场上如何说话？第二、如何处理官际关系？第三、学会造假；第四、如何送礼？第五、如何让领导喜欢？
关于第一点，文章是这样说的：在官场上混的人，最忌讳讲真话，一定要学会讲大话、空话、假话，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一不小心也相信的程度是最高境界。目前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妓女是出卖肉体，而做官出卖的是嘴皮。
关于如何处理官际关系，文章首先提出一定“要重视领导的司机和秘书”的问题。为什么要重视司机和秘书呢？想一想古代皇帝为什么重用太监，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太监就象现在的秘书和司机。另外，在一般人看来秘书比司机重要，可是在领导眼里司机比秘书更重要，因为司机是内臣，秘书是外臣。司机要拉着领导走路，要替领导了解四面八方的情况，要为领导听着上下左右的声音，还要替领导当半个家。所以要想在官场上混出个样子，把领导的司机搞定是最关键的一步。
第三点为什么要学会造假呢？文章说在官场上要想脱颖而出，最有效的招数就是造假。造假说白了就是演戏。如果是争取扶贫款，就得装穷，把群众演员全都化装成衣着褴褛、蓬头垢面，视察点选在环境恶劣、房舍破败的地方；如果是争先进，就得装阔，让群众演员个个装扮得容光焕发，视察点选最亮丽的地方。越是大领导来视察，越要疯狂造假，一鸣惊人。
第四点如何送礼？文章在概括了七种送礼技巧之后又说：当这些送礼的基本技巧过关后，……就得学学更高级的技巧----性贿赂了。据中国官方统计显示，95%贪官包养情妇，民间也有顺口溜形容：“十个贪官九个淫，还有一个在调情。”因此文章认为，想方设法对官员实行性贿赂，是官场送礼的绝技。
至于第五条如何让领导喜欢呢？文章说方法很多，但最常用的是拍马屁，专门捡好听话说，专门给领导办私事。不过在领导心目中，这种人往往是没有什么本事，关键时刻拎不起来。因此领导最需要的是“自己的人，可靠的人，会办事的人，能够提供发泄渠道的人。”文章认为，在官场上一个人有没有本事要让领导去说。因为说到底本事是领导给的，领导让你有你才能有，领导不让你有，你本事越大越倒霉。所以小本领可以拿到领导面前炫耀，大本领则应该藏起来，而且是藏得越深越好。另外，官场上信奉的是厚黑学，脸皮越厚越好，心越黑越妙。
古人说：“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面对信奉厚黑学的现代官场，不妨把它改为“一入官场深似海，从此萧郎不是人！”这话虽然有些蹩脚，却是一种真实写照。面对这些又黑又厚的大染缸，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将何去何从，实在让人担心。
四、如今的公务员考试，是科举制度的再现
经过多年探索，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务员考试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通过大规模考试，从中选拔德才兼备的考生。这其实是科举制度的再现。中国的科举考试从隋朝开始到清朝末年，大约有1300多的年的历史。2005年是中国废除科举制度100周年。为此我在《不要为科举制度招魂》一文中写道：
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天下读书人放弃真才实学去追求金榜题名及其背后的荣耀，这种情况与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几乎所有人都把考大学视为最好的出路；孩子们从入学开始，就要被训练成考试机器；至于人格的塑造、学习的乐趣和研究问题的习惯，则很难在教育中体现；即使是所谓素质教育，也要为高考让路。可见当年执政者决心要废除科举制度，与它严重地扭曲了教育功能有关。
另外，现代教育的宗旨一方面是为了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是为了造就公民。对于这一点，清政府在废科举的上谕中也有明确的表示：“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只有全国的老百姓都具有普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做一个“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的“合格之国民”。第二年，刚刚成立的学部也在一份奏折中指出：考察东西各国学制，大致有专门和普通两种。“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这就是说，培养合格的公民，是为现代社会奠定牢固的基石。如果受教育者不能具备公民的基本素质，即使是成为所谓人才，也只能被专制统治者利用。
总之，就好像四大发明在中国没有被重视、传到西方却引发社会大变革一样，被誉为“第五大发明”的科举考试，在中国也根本不会开出现代文明之花，结出现代社会之果。因此在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年后的今天，当务之急是要弄清历史真相，反思历史教训，而不应该为科举考试翻案，替专制制度招魂。
如今，这种招魂术早已冠冕堂皇地付诸行动。但是，看看那些莫测高深、云苫雾罩、大而无当、不知所云的考题，真是令人望而生畏。也许主事者认为这样做有利于选拔人才，但这是一种借口。真正的原因，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让“天下英才，尽入吾彀”。因此我认为：如果把公务员考试变成现代社会的科举取士，那就是为专制制度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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