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担任翻译的中共学者资中筠曾在接受媒体抨击当代知识分子先是被中共领导人剥夺思想独立和自信，继而在市场经济和思想禁锢下被逼良为娼，乃至投靠“颂圣”文化，为专制主义服务，抵制民主精神。在其看来当今国学热便是抵制普世价值。
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收录了资中筠呼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担当的文章。在这篇访谈文章中，资中筠声称，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论”，儒生掌握儒家道统，可以做“帝王师”。然而中共建政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
资中筠说，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是从前苏联来的，列宁就是导师，斯大林也是导师。就是说，政治领袖必然是思想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自由思想了，没有自由思想，何谈独立精神？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其实那时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
“导师绝对不允许知识分子有任何的独立思想”，“这千年文化的载体----知识精英都被改造、清洗了，精神上变成一张白纸”，“任凭一个人狂书乱画”。
在此情形下，知识分子被中共驯化，他们进而将中国封建社会里的“颂圣”文化发扬光大，敢当附庸。借用资中筠的话便是，不用于之前的愚忠，而是心安理得地在市场化和中共的思想禁锢中甘当两面派。“一边的思想禁锢毫不放松，一边是有利可图的商业大潮，两下夹击，就造成‘逼良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气都消解了。”
资中筠坦承对当下学者公开质疑民主很“沮丧和失望”。她批评，当下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于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她说本来自己曾寄望于民营企业家，认为他们可以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企业家那样有理念，推动中国进步。但是“现在我发现情况令我失望。他们要生存，非得跟权力勾结不可。那些勾结不上的，就没有安全感，不想好好发展，而是想乘着政策还允许，赚一大笔钱，看情况不妙就逃了，连创品牌的志气都没有。”在资中筠看来，当下中国到处充斥着民族主义的“中国站起来”的叫嚣，其实中国一直有极左时代的习气，敢于在对外问题上说不，反倒是老百姓个人对内部权势而言，确实还没有完全站起来，基本权利常常受到侵犯。“颂圣文化”就是在精神上还没有直起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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