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得以逃脫，他的弟弟康廣仁卻受到了牽連，早在“戊戊變法”之前，他就勸康有為離京暫避風頭，當時康有為不以為然地說：“死生有命，何必在意。……現在聖主在上，我可以救中國，豈敢存全身而退之念？”現在康有為沒事，自己反倒啷鐺入獄，真是應了“死生有命”這句話。康廣仁剛入刑部監獄時，不僅談笑風生，高歌聲震獄牆，而且還對其他被捕的維新人士說“……只恐我等未必能死耳，若死，則中國之強即始於此耳，死又何傷哉？”但僅過了兩天，他就崩潰了，他用頭撞牆，報怨道：“哪有讓弟弟替哥哥頂罪的道理的！”
“戊戊六君子”中，林旭的年紀最小。一位獄卒後來回憶道：
他（林旭）一直在微笑，像個女孩子……
至於譚嗣同，他此刻最關心的，恐怕還是他的鮮血能否喚醒他的同胞，他在給梁啟超的絕筆書中寫道：“嗣同不恨先眾人而死，而恨後嗣同死者虛生也。齧血書此，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舉。”
“軍機四卿”入獄後，清廷一直不敢提審，主要是因為慈禧自知重新訓政不合祖制，擔心在審訊時遭到指責，影響不好。於是，狡詐的慈禧把“皮球”賜給了大臣。只見當初同情變法的大臣們這會一個個見風使舵，紛紛表態，誓與大逆不道的“維新派”劃清界線。在這群背叛者裏面，甚至還有為擺脫干係而落井下石的小人，還記得那位曾經上書請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的兵部給事中高燮曾嗎？如今他竟惡毒地提醒慈禧說“康有為潛逃在外，難保不勾結洋人，惹起外國交涉。不如早殺，以絕後患。”這麼多的大臣中，惟有禦史楊深秀還敢唱反調，他上奏慈禧，請她說出皇上被廢的理由，若說不出來，就請她撤簾歸政。就因為這句話，他也落得個砍頭的下場。歷朝歷代，一個人若想贏得做人的尊嚴，就得付出生命的代價。
1898年9月28日上午，秋日的陽光灑滿了寧靜的北京城，空氣中透著陣陣寒意。
刑部監獄的牢門一扇扇打開了，依次走出來的是“軍機四卿”、康廣仁、楊深秀。刑部提牢宮聲稱刑部要提審他們，六人一一上車後，囚車卻載著他們徑直往菜市口方向開去。做過刑部主事的劉光弟第一個看出殺機，他厲聲喝道：“未訊而誅，何哉！”行刑官無言以對。
依照清朝的法律，凡中央各部官員，不論大臣小吏，必須經刑部審迅方能處決。因此，即便是站在清政府的角度來看，這次行刑也是不合法的，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謀殺。
而監斬官正是那個最仇視變法的剛毅。六十一歲的剛毅是大字都認不得幾個的半文盲，老頭沒多少文化，卻特別嫉恨讀書人，尤其厭惡西方文化。他依仗著自己的旗人血統和守舊思想當上了軍機大臣，愚昧得一塌糊塗，動不動就罵人家是漢奸，連洋務派和新式學堂的師生們也不放過，卻忘了他自己也不是漢人。維新變法開始後，他氣急敗壞，竟口無遮攔地表示：“吾寧願讓國家輸敗給外國人，不使奴隸（指漢人）得到任何好處。”因為他始終都很清楚一點，那就是----“漢人強，滿人亡”。由此可見，一個頑固、守舊的人決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剛毅一時激動不小心說漏了嘴，倒是充分表露出了一個賣國賊的自私心態。
一個賣國賊監斬一群愛國者，一個老朽的半文盲監斬一群年輕的文化精英，一出民族的悲劇正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這天是1898年9月28日，孔子的誕辰，中國蒙羞的日子。
下午，六部囚車抵達菜市口刑場。剛毅宣佈六人犯有“大逆不道”之罪，下令開斬。
按清朝斬決的慣例，殺平民用快刀，殺官則要用鈍刀，而官越大，刀越鈍。
十六點左右，行刑開始了。六人由東向西跪成一排，劊子手則從東到西逐一斬首。
最先遇害的是楊銳和劉光弟。
楊銳當場鳴冤，表示有話要說，剛毅不准，他便怒斥道：“爾身為軍機大臣，殘害忠良，不懼天下笑乎？”話音剛落，劊子手猛揮鬼頭刀，楊銳的血濺刑場。遇害時年僅四十一歲。
劉光弟臨刑長歎：“吾輩死，正氣盡矣。”遇害時年僅三十九歲。
林旭要求為在場的家屬留遺言遭到制止。遇害時年僅二十三歲。
康廣仁臉色蒼白，無言受刑。遇害時年僅三十一歲。
六人當中，楊深秀的官職最大，年紀也最大，遇害時四十九歲。
最後受刑的是譚嗣同。面對先行者身首異處的慘景，這位“高幹子弟”（譚嗣同的父親是湖北巡撫）毫無俱色，他一邊高聲道：
有心殺賊，
無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一邊迎著嗆鼻的血腥，慷慨殉國。遇害時年僅三十三歲。
莫謂書生空議論，
頭顱擲處血斑斑。
殘陽如血，鋪滿了菜市口，鋪滿了北京城，鋪滿了華夏大地。眨眼間，一切又被天邊無際的黑夜所吞噬。
第二天，大清帝國所有的報紙都眾口一辭：經刑部都察院審訊之後，宮犯六人提赴菜市口斬決，梟首示眾。總之，這是一次萬眾期待的明正典刊。接下來，一切跟變法有關的事物都成為禁忌。慈禧太后不僅廢除了“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頒佈的絕大部分政令，而且禁止人們談論西學。至於剛毅這幫老頑固，就更加肆無忌憚了，手上的血跡未幹，轉身便又去卡新思想的脖子，甚至連早期的洋務思想也不放過……
蕭殺的秋天過後，是漫長的冬季。
流亡海外的康有為在獲知這一切後，心境悲涼地寫下一副挽聯：
複生不復生矣，
有為安有為哉。
複生是譚嗣同的字，因為他年少時曾大病不死，所以，父親為他取字複生。
然而，奇跡不可能再出現了----譚嗣同己經身首異處！但就像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他的肉體消失，他的靈魂卻在每一個追隨者的心中復活。這一點，悲痛欲絕的康有為沒有想到。
更沒想到的是，一株希望的小苗在腥風血雨中倖存下來----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因己聘用西方人任總教習，正患“恐洋症”的慈禧不敢動它。記得當初曾有人主張先立學堂，改變風氣後，再推行新政，康有為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列強瓜分就在眼前，這個辦法見效太慢。但他也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在變革政治體制的同時，也興建了一些現代化的學校。現在看來，康有為是對的，他已經做好了兩手準備。
在老太婆看來，殺幾個漢人無所謂，他們不過是俺大清國的奴才；洋人咱可得罪不起，惹急了人家，可是要挨打受辱的。
京師大學堂在血淚中昂起了頭，卻是因為中國的主權淪喪；這讓中國人在慶倖之餘，又多了幾分苦澀。
但譚嗣同的靈魂就有了歸宿，“戊戊變法”的精神得以薪火相傳，中國從此有了希望……
十三年後的春天，廣州黃花崗，冥冥中，譚嗣同引領著七十二個年輕人慷慨赴死，秋天，還是一群年輕人，在子彈橫飛的荊楚大地上前仆後繼，就像他們十三年前的同鄉譚嗣同一樣……談笑間，大清帝國灰飛煙滅。
人們永遠緬懷這一年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傳奇----1898年，一群年輕知識份子用他們的淚水和鮮血喚醒了中國。
而中國這條巨龍一旦醒來，就再也不會睡去了。
四、尾聲
六君子血濺菜市口後，袁世凱在致其兄袁世勳的信中透露了內心的不安，“忠良之心被天良所戰勝，斷送維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過也。”（《項城書劄摘抄》，《被淹軍閥史料選輯》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頁）但他這裏的天良指的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天良”，而是指他不能對一直重用他的榮祿恩將仇報，也包括不忍心看著光緒、慈禧骨肉相殘。袁世凱是個典型的“老道”，滿腦子都是小圈子意識，缺少天下意識，他的理由和說辭也太牽強了，就算你說你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天良”，那你也沒有必要昧著良心去打皇帝的小報告啊，這是典型的得了便宜還賣乖，真正的喪盡天良。這個一生只想出人頭地，升官發財的“老鄉願”，是不會把國家、人民、道義放在眼裏的，他的心目中只有人際關係背後的實際利益，他以前曾經發誓說：“弟不能博一舉人，不能瞑目。”（袁世凱：《致二姊函》。天津歷史博物館館藏：《北洋軍閥史料袁世凱卷1》）後來見考取功名無望，便又打起了擁兵自重的主意，在朝鮮“壬午兵變”中立功後，他被滿清政府提升為同知，不久又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在給他二姊的信中，他難以掩飾心中漸漸燃起的欲望和野心----“弟非不欲守父母兄弟姊妹共用天倫，亦非念家道多艱，故不惜勞苦，從征海外，清夜捫心，不知幾許痛苦矣。惟自思無一自立，不願歸鄉，為鄉人取笑。今雖謬司馬職，總營務，然自問殊多歉然耳。”（同上）
在朝廷命官中，陰毒的還有“八面玲瓏”官場老油條的張之洞，對於他，康有為曾經有過一針見血的點評：“張之洞本知變法，親於新黨，徒以戊戌之秋，思免黨禍，故敢背皇上請殺六士，一線之差，方針遂反。”（康有為：《皇上復位新黨輔政中國可保論》，《康有為與保皇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頁）這種陰暗、可怕的人格扭曲的造成並非一朝一夕，也非一朝天子一朝臣。正如康有為對他人格的分析：“既懼亡國大夫之誚，又羞蒙殺士之名，內疚神明，外慚情議。”袁世凱、張之洞之流並非完全不知全面改革對於中國的好處，而多半是出於自私自保的鄉願情結。七年後，兩人一塊向朝廷奏請廢除科舉，重拾戊戌變法的牙慧就是明證。
1898年10月16日，梁啟超抵達日本，10天后，他寫信給日本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大隈重信，將戊戌變法與三十年前的明治維新作比較，認為中國變法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有三：其一，在日本，天皇與幕府將軍之間有君臣之名分，擁皇討幕名正言順。而中國則是太后與皇帝又兼有母子之名分，故處之甚難；其二，在日本， 天皇與幕府將軍不在一城，不相逼處，天皇可自由接見諸藩臣，從容謀劃。而中國則帝與後同處一宮，言行皆被監視，故皇帝極難有所施為；其三，在日本，天皇雖不掌兵權，但有幾個強藩支持。在中國，皇帝既無兵權，又沒有疆臣給予實力支援，孤立無援，故難成事。但最重要的一點被他忽略了，那就是儒家文化在日本人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要遠遠大於這個“獨尊儒術”的大清帝國。
光緒皇帝遭到軟禁以及譚嗣同血濺菜市口對康梁的刺激很大，他倆開始由戊戌變法時期的遠離暴力政治，到1899年傾向於流血幹預政治，他們大力支助譚嗣同的好友唐才常在國內成立自立軍，並遙控國內的武裝起義，試圖打擊慈禧當局，救出光緒帝，重新在中國實施全面的政治經濟改革。
百日維新期間，對朝廷仍舊保留有些許幻想的孫中山也給李鴻章寫過信，表達自己對於國家前途的憂慮，並提出自己的的治國方略，結果是石沉大海；六君子被清廷殺害後，他徹底醒悟，毅然走上了武裝反清的不歸路。其實早在1895年，孫中山就和康有為有過聯繫。那時孫中山正在籌備廣州起義，他派陳少白到上海去找康有為。陳少白正好和康有為住在同一客棧，且僅一房之隔，於是，孫中山的這位特使便和康有為有了一次長談，談話內容大多是如何推翻清廷的事情。但是，孫中山在廣州起義失敗後，他成了朝廷通緝的“要犯”，而眼看著就要受到皇帝重用的康有為立即就和革命黨疏遠起來，因為他害怕“革命黨株連，有礙仕版”。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孫中山認為與康有為聯合的機會來了，但康有為是個有著濃重儒家情結的人，如果說當初他對於革命党人尚存有同情、支持之心的話，那麼現在這些都已經為忠君之心所取代了，也就是說既然現在光緒已經有恩於他，無論如何他也要報恩，其他事情都要讓位，正所謂“士為知己者死”，所以，他明確地對孫中山說：
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餘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餘所知。（馮自由：《戊戌前孫康二派之關係》，《革命逸史》初集，第48～49頁。）
十三年過去了，譚嗣同三個血寫的大字仍舊縈繞在中國精英們的腦海中。
十三年後，當歷史的機緣再次把這三個人湊在一起的時候，天下的格局已經大變，他們彼此間的恩怨在譚嗣同的鮮血面前變得黯然失色。這一刻，那個差點也被清廷賜死的袁世凱再沒有任何的顧忌，他要向世人證明，在有把握的情況下，他是敢擔“道義”的。遠在海外的康有為也連連致電昔日的死敵袁世凱，為他出謀劃策。在袁世凱宣佈寬恕武昌起義者，並正式向清廷逼宮後，孫中山顧全大局，表示願意讓出了臨時大總統一職。1912年，中國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康有為由衷地讚歎道：“今共和告成矣，掃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和軌，人心同趨矣。”（《中華救國論》）
1914年，四川民政長官陳廷傑將本省兩個“君子”劉光第、楊銳的生平事蹟造具清冊，上呈已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並要求國家對“六君子”從優議恤，特予表揚。袁世凱二話不說照準，批文尊“六君子”為先烈，且命內務府在北京為“六君子”建立祠堂。
1915年，袁世凱覺得京師大學堂這個名字忒土，帝國味太重，為了和國際接軌，便更其名為北京大學。
1916年，袁世凱的洪憲皇朝問世83天后夭折，中國人對這個先賣維新，再賣清廷，最後賣共和的小人已經沒有任何好感了。在四面楚歌聲中，袁世凱暴病而亡，當時有人為他寫了一幅對聯：
起病六君子；
送命二陳湯。
二陳湯是指陳樹藩、陳宦、湯薌銘。陳宦時為四川督軍；陳樹藩時任陝南鎮守使；湯薌銘時為湖南都督。六君子，是指當時為袁世凱稱帝大造輿論，效犬馬之勞，而美其名曰為“籌一國之治安”的文化團體“籌安會”。其理事長為楊度，副理事長為孫毓筠，理事為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他們在報紙上公佈籌安會成立的消息和成員名單之後，時人將他們稱為“籌安會六君子”。但細想一下，這“六君子”又何嘗不是指因他的出賣而被清廷殺害的戊戌六君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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