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发布的公告中，舆论解读最多的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称国安委）和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下称深改组）。在这其中，国安委成立的消息由于是首个对外发布的三中成果，再加上机构名称的敏感性，因此也就在第一时间占据了各大网站头条，对其职权、功能的分析解读纷致。而对于深改组，解读的力度显然不够，更多的分析认为这是本此三中全会立意为“全面深化改革”下的大势所趋。当然亦有观点将其与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和改革初期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相比。分析指出，通过公报所流露出的内容来看，作为本轮改革的中枢机构，相比国安委，深改组所掌握的权力可能更大。虽然尚不明确深改组的人员构成，但是在外界热炒的“习近平经济学”大背景下，初步判断，这个高级别的中央领导小组可能将在中国政治中起到更为广泛的作用。
被过分解读的国安委 被忽视的深改组
之所以认为国安委可能没有预想中的作用那么大，是因为在公报内容中，国安委的成立，是放到了“社会治理”的小标题下，“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因此，相比于“平外患”，国安委的主要职能更可能倾向于“平内乱”。而成立深改组的决定确是放到了“党建”的内容中，“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纵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一句话点题，直接点出了接下来的改革过程中，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人事权力将成为核心。可见中央成立深改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证政令畅通，杜绝出现类似薄熙来这种“不服上”的政治人物，依靠中央权威度过改革最艰难的深水区，防止出现不稳定因素。
在中共的政治体系中，“xx领导工作小组”通常被认为是各部委的隐形上级机构。但是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只负责一个方面工作，中央党建领导工作小组管党建，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管意识形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主管经济建设，中央军事委员会管军队建设。很显然，深改组的出现，将打破历史和惯例。它存在意义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一个很宽泛的词汇，但凡需要“深化改革”的，都和这个新领导小组有关，都属于其领导。这个小组负责的范围到底有多宽，取决于哪些领域需要深化。标准答案来自三中全会公告，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安全与军事领域、党建领域。当然，范围宽本身并不代表明朝内阁决策体系将重现，也将不仅仅是一个“清议机构”。相比文革小组 政治土壤不复存在
在这个前提之下，很容易让外界想起1966年至1969年文革期间代替政治局，领导全国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下称中央文革小组）。设立它的初衷是领导文化大革命。但在文革推进过程中，它很快就成为权力极大的机构。1969年中共九大后自动撤去。此时，它的主要成员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5个紧跟毛泽东文革号召的政治人物，都进入中央政治局，陈伯达、康生甚至成为了时任常委。
虽然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赋予它“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由于当时国家、政治的性质，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几乎相当于管理国家的全部事务。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
1967年1月12日《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起草）联合署名。“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当时的政治口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
文革小组这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存在直至今天让很多熟悉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人记忆犹新，因此从字面上看被中央赋予地位极高的深改组一经面世，就立刻再度引起了它是否会重蹈中央文革小组旧路的探讨。实际上仔细来看，这种可能固然存在，也不必过度担忧。
首先出现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殊政治时代已经不复存在。需要看到在这次三中之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有试图加强集权的准备和意图，但是毕竟中共已经建立起相对正常的政治秩序。在这个秩序下，中央和地方，执政党和政府，官员和官员都达到了一种态势上的平衡。经过几十年的反思，民智已开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很难出现文革那种狂热的政治环境，各方的制衡下，也就没有了深改组异化成中央文革小组的土壤。
其次，深改组成立的目的和中央文革小组截然不同。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初衷是“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而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毛泽东的一个错误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更是在这个过程中，利用权力斗争的方式打击政敌，实现江青等人的政治目的。而深改组成立的原因则是“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作为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之一，坚信“变则通”信仰的中国人已经享受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红利。“改革”与“文革”在中国政治语系中所代表的不同意味，自然让民众对深改组寄以了更积极的愿望。体改委升级版 绝非清议机构
在三中结束的一系列讨论中，“体改委”也被很多政治观察家们频频提及。那这个在1998年已经解散的机构，究竟与深改组有何异同呢？体改委是依据第五届全国人大在1982年5月通过的决议成立的，曾经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负责主导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但是，怎么改法，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迫切需要一个高层机构来规划和协调改革全局"。1980年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第一任体改办主任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兼任。在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高层很快发现，作为一个办事机构，体改办在推动改革举措落实上权威不够。于是，在1982年5月，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体改委，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这是体改办第一次升格。此后，到1990年8月，体改委绝大部分时间一直是总理兼体改委主任。当时，体改委被赋予了四项任务：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组织试点。四项任务一环套一环。“体改委那时是事实上的改革决策中枢。在体改委工作的人当时颇受其它政府部门的人艳羡”。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后，“国家体改委”撤销，改设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同时，成立了一个虚设的“国家体改委”作为国务院的议事机构，退出了政府组成序列。2002年，现任中纪委书记、时任体改办主任王岐山飞赴海南，就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两王岐山卸任南下之后，国务院体改办一直在没有正职的状态下运行，并最终在2003年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即发改委。
通过体改委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到这个更近似于“清议”的智囊机构可以说见证甚至主导了中国35年来恢弘的改革史。
在体改委撤销的过程中，国家体改委机关刊物《中国改革》杂志针对一些地方在机构调整中撤消体改部门的行为，曾经发表了一篇旗帜鲜明的评论员文章。题目叫《这一刀砍错了地方！》。文章认为“体改部门的存在，不仅具有改革的政治象征意义和重大现实作用，而且集中了一大批精通理论、掌握操作经验、观念超前的优秀人才，是推动改革与协调各方，从而确保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力量。”当时外界有种种猜测，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体改委在产权改革上过于“激进”。
坊间传言这次中共决定设体改小组，一位前体改委元老功不可没。据说在征求综合改革方案时，这位改革派元老致信中共最高领导层，力陈必须设立一个最高改革领导和协调机构，否则这次综合改革，特别是以政府改革为突破口的改革，可能再度失败。消息说主持改革方案起草的张高丽，也亲自回信表示这个意见很重要。而在今日朝中，亦有以王岐山为首的一批原体改委官员，如副总理马凯、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而他们旧情复炽，或也是设组成功的原因之一。因此可以说，深改组和体改委，最大的相同就是设立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推动改革，保证改革顺利成功而“生”。但是相较于体改委的从属于国务院系统，深改组地位更高，直属中央，甚至有可能由习近平、李克强二人中的一人掌舵。并且体改委侧重于理论探索，而领导小组则不仅要提出改革方案，还需要部署和协调推进。
此前曾分析习李究竟谁将可能领导这个重要的改革领导机构，猜测习近平是因为小组名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公报内容也透露出这轮改革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此外，本届全会也是习近平亲自向中央委员做汇报，高于此前几届三中全会的规格。猜测李克强是由于直至今天，李仍被认为是目前高层内部最坚定的改革派。而在以往中共传统惯例中，主管经济、国务系统的总理，都是改革的持旗人物。而且李克强今天也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在这种情况下，李接掌深化改革小组，将财经领导小组取消或者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显然操作难度要小一些。但是当把眼光放到更为宏观的中国改革史中，这种人事分析在就显得有了一些“小气”，无论是习，还是李，只要能在万众齐呼的改革声中顺应潮流而动，能让“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名副其实，能让中国在2020年实现所要实现的目标，能让历史在35年后谈起这个机构仍然带有赞许和敬意，那就意味着这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可以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看齐，成为了中共党史中另一次改变历史轨迹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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