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纸公告，让混战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人们停下了口诛笔伐，中共正式宣布对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将今后中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5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以改革为标签，全面铺向社会各个领域，甫一面世，就被人兴奋地称为第二个“十一届三中全会”。
众所周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会成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态，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为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生产力解放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它的成功，是中共勇于在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对自己动大手术刀----通过解剖自己，查找病因，并敢于用猛药彻底清理病灶，才实现了如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呈现出耀眼的活力。
而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否历史留名，就在于它是否能让中国再次激发新的活力。一方面对生产力进行第二次解放，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再跃进，另一方面更要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能否满足人民的需要，它能否在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赢得优势。这需要中共及全社会再一次重整对中国现状的认识，对过去35年间固化了的利益结构与社会体系认真检讨，对其进行“解构”，并“重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社会新结构。
35年间，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为特色的改革开放探索中，既成就了让世界瞠目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滋生了钱权捆绑式的深度腐败，以及由此产生了公平公正严重失衡等消极元素。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判断和社会衡量标准让人们困惑于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时至今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社会矛盾变得尖锐。由利益关系凝结成的利益群体构成了新兴权贵阶层，利用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不合理占据资源的情况频频发生，弱势群体对改善自我命运的机会感到沮丧，失望的情绪激化了社会冲突。《决定》中列举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中共自身的官僚、贪腐之风突出等问题，都在严重影响着中国是否还能坚定不移地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向更高级的目标挺进。
因此，中共必须坦然面对改革之后所产生的各种新挑战，而不是采取被越来越多人诟病的鸵鸟政策。但过去的一二十年，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在邓小平所留下的改革框架进行发展，他们都没有很好地回应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更没有魄力去改变正在形成的利益结构。因此，江胡时期的改革只局限在某单一领域和方面的修修补补，除了朱镕基的一些特大的社会改造政策之外，根本性、系统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使得人们对整体性改革期望的上升与实际改革力度的不足之间形成一个开口巨大的“剪刀差”。
要弥合这个“剪刀差”必须要拆除（甚至是强拆）多年累积形成的利益阶层，打破陈规旧制对资源配资的垄断。虽然这个“破”的过程不是要清算什么人，但必须彻底取消旧的游戏规则，以便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游戏规则。此次习近平主导起草的《决定》，改革的范围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甚至被认为阻力最大的军队和中共自身都在此次改革的范围里。可见相对于前任，习近平表现出毫无历史包袱，至少过去35年逐步形成的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对他不构成阻力，时代的发展又恰恰给予他大刀阔斧改革的本钱和契机。
有魄力“破旧”也必然要有能力“立新”。什么是“新”？那就是透过解放思想，建立全新思维，对利益格局进行再认识，对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重新进行定位。
如何“重构”中国的社会主义利益体系，习近平给出了一个关键词：公平。在《决定》中可以看到，“公平”一词共出现了20次，均涉及底层民众和资源配置，无论从行业到职业，还是从钱袋子到身份地位，均以“公平”为准绳。虽然公平还不算是社会主义，但它是社会主义重要内容之一，只有透过生产力与公平的共同发展才符合社会主义的标准，就算是在初级阶段。公平最简单说就是人与人之间合理、平等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根据人所拥有的资本作为其社会地位的标准，本质上就是不公平的，因为人的社会存在和作用不可以仅凭资本作为唯一的准绳。显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说法在新时期里将有着不同的理解。
此次中共在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明确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表明了“重构”的主要方向，而我们认为它应该体现在“三个有为”上。
一是市场要有为。
《决定》中被认为具有突破性的一点是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首次使用“决定性作用”的提法，以往中共所强调的是“基础性作用”。在西方经济学概念里，市场通过供需关系的相互作用、自由竞争的价格机制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此次公报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首先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性，使生产要素在市场交换中能够更加有效配置，减少由于行政干预和人为因素所发生的资源浪费和经济低效运转、重复建设；其次，减少政府的人为操控、减少在调配资源过程中产生垄断与贪腐的机会。《决定》同时强调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更多地是“放任”的，重点是效率，对“公平性”没有多大关注。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只要有效率，公平就自然而然产生，这种过时的观点都已经被历史事实所否定。中国在强调市场的效率意义时同步突出“公平性”，说明中国的市场概念与西方的概念不同，就是将市场从意识形态复归为帮助推动资源配置的工具，是“工具型”的市场。
我们都知道，不少参与中国改革讨论的人对市场力量极度崇拜。对于《决定》提出的“决定性作用”他们都非常欢迎，大加赞扬。然而，我们担心这种赞扬是建立在对《决定》的错误解读上。或许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在他的《说明》中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而是要全面、深刻发挥市场的工具性。“决定性作用”与“全部作用”之间的差距，就是在于“决定性”不是必然性、唯一性、绝对性，而且还包容了让其他因素在决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其实，市场本来是资源配置的绝佳手段，但在现实里，市场却往往被各种人为因素阻碍其合理配置，制造各种配置失衡。更重要的就是市场的任务是资源配置，它并不承担配置会否根据社会的需要同时提供公平性，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就算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被提倡。因此，“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是指“市场原教旨主义”。
二是政府要有
为。
《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见，要想发挥市场的充分作用，政府的角色以及它和市场的关系是关键。中国是从全面计划经济逐步转入市场经济的，中共的最大顾虑就是任何类似苏东巨变的震荡都会对社会及中共自身的统治地位产生严重破坏。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被证明是成功的，但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弊端。
政府既是政策制定者，同时在不少领域又对资源有所垄断，客观造成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大行其道，“以GDP论英雄”使官员的政绩日益脱离民间疾苦。此次三中明确指出，在过去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的问题在于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现在要想让“工具意义”的市场展现活力，就要“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我们认为政府的“有为”至少要做到几个“不是”。首先，它不是越俎代庖，也就不是国进民退，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与要适可而止。政府经常在民众的日常生活里管得过多，是有官僚主义在作怪，必须要从帮助“市场有为”的角度去认识“政府有为”。其次，它不是袖手旁观，放任市场去决定收入的分配，这会让资本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力量，社会不公和市场扭曲成为社会失衡的常态。政府的存在就是要保证社会的公平发展，制约包括资本在内各种企图更多占据社会资源的消极元素。政府的有为就是要发挥领导作用，让人民形成这个国家要“走什么道路”和“向哪个方向走”的共识；发挥保护作用，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发挥建设作用，完善制度、法律、文化多方面的建设，让人民安居乐业。
过去一年，民意普遍认同新一届政府呈现出极大政治魄力，已经看到在各个领域提供非国有力量的发展，让民营经济和社会组织提升各自的竞争力，加快了国有经济在不同领域退出发展的主导地位。《决定》中更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种表述正是企图将政府的职能与过去进行厘清，政府的角色产生了很大变化，从紧抓不放，到大抓小放，再到只抓关键，政府的作用是在宏观上保证市场的社会主义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有为”的标准不是多与少、大与小，而是政府的角色在不同领域里是否恰当，是否能够起到积极作用而尽量减少它的消极意义。
在市场有为和政府有为的共同作用下，就可以从“技术”层面上赋予中国第二次解放生产力的契机，使中国经济有机会再次大发展。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共识以及人们对政府合法性的支持也才有了更合理的土壤。这也是此次三中强调“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用意所在。
最后，是社会的有为。
社会的“有为”有两个层次的意义：首先是“社会”必须在人民的生活幸福方面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意思是各个社会阶层和组织，它们应该在推动社会目的实现中扮演积极角色，成为主角，政府和市场都是为了让他们成就自己的责任提供帮助和资源；其次，就是社会的目的必须被政府和市场所重视，而且是以社会的需要为它们各自存在的前提，社会的追求为它们的追求所在。由于社会的有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再是两极的或线性的，而是让国家的发展在这个三角形的运动中找到平衡。
中共一直提倡“人民当家作主”，这必须是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都坚持的原则。因此，必须推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优化，让国家资本将更多精力放在促进社会的大发展上，鼓励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形成有效、多元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建立适当渠道让这两种社会的存在形式能够在国家发展中给力。它的目的就是要在行政力量、资本力量之外建立社会力量，促成有效的均衡，成就“国家----社会”这个综合体的整体发展。只有调动起社会力量，让民众加强在社会管理中参与的热情，才能更真切地体现社会主义内涵，进而更广泛地加入讨论中国道路，这是民主的前提，也是民主的基础。
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结果，那么现在习近平就需要通过市场、政府、社会的有为，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成为民主选择的结果，从而逐步形成明确统一的社会价值共识。
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习近平作为中国建国革命家的第二代，他代表的正是要延续先辈理想主义的革命后人。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建国和立国的一代，那么习近平就是要开启强国的一代。然而，中国传统思想并没有为这个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提供指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没有解决立国与强国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的依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本，中国这个主体还是在被解释中，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就好像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它缺乏了主体的能动意义。当我们要进行顶层设计，也就是说主体的能动作用在认识获得提升之后成为了中国发展的最重要能量，这是实现强国的必然路径，就好像我们不能够只是依赖“摸石头”一样。
前35年经济飞跃，人们朗朗上口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或者“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都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手段的强调，而太过专注于经济发展过程，就使社会主义这个有实在内涵的目标变成了抽象的理想，也使社会失去了或忽略了在发展中讨论社会主义的机会。从这次《决定》的内容看，这一任政府显然希望更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既然如此，中共有必要抓住这一轮的发展契机，为建立清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好铺垫，让社会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对道路的问题给予更多意见，在交锋中寻找社会的共识，只有民众深刻体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拥有的实质内涵，才能让这次大改革获得全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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