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虽然毛有时会批评她，但总体来看，毛对江青的行动是相当放纵的。为何如此？是因为她受到毛的宠爱吗？事实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干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欲方面失宠。
江青为何在“文革”中能横行霸道？
1949年江青35岁时，虽然风韵犹存，但她与毛在中南海丰泽园中已分居两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顾了。这当然与毛泽东一贯在婚姻上有始无终、喜新厌旧的特点 有关，但也与江青的妇女病不无关联。那时江青得了严重的子宫颈口糜烂，后来又被诊断为子宫癌，而不得不去苏联治疗。
面对性欲极为旺盛的毛泽东，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地失去了毛在性关系方面对她的依恋。毛泽东碍于其“领袖”形象而不便离婚，但又想满足婚外性欲，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认。当然，这种默认也自然伴随着丈夫对其名义上的妻子的某种补偿。
以毛氏夫妇的地位，在一切生活开支均可由国库支付的情况下，毛若对江作金钱上的补偿，并无实质性意义，最可能的就是在政治地位和权力方面作出补偿型承诺。据陈小雅考证，毛江之间的夫妻关系的演变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
据在毛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文革”中的回忆：“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 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为了适应这个调整，江青对外也大造舆论，宣称自己和毛泽东早已没有“夫妻生活”，他们的关系只是“政治夫妻”；对此，毛泽东也不讳 言，予以配合。
江青奉命打击叶剑英，毛泽东为何“撤火”？
70年代初，各地的掌权者，尤其是军队干部，纷纷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友“开后门”，安排入学、参军。这股歪风邪气成为全国民怨沸腾的一个焦点。1974年 初，毛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原本意图是，帮助江青等毛的嫡系帮派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手里夺取更多的国务院和军委的掌控权。
1月24日、25日，江青和迟群、谢静宜等人连续召开了军队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会上江青公开点名叶剑英“开后门”送子女参军上大学的问题。 之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又在《人民日报》和地方报刊上登出一系列高校清查“开后门”学员的文章，比较有名的有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的“一份申请 退学报告”等。
当时江青等人抓住这一问题，向确实有腐败问题的叶剑英等人开刀，既能赢得民心，又可在军内扩充势力，甚至可能在毛的支持下对军队大权重新洗牌。面对这样的压力，叶剑英在1月30日向毛泽东写了关于自己的“严重错误”的“检讨”。
但是，在“走后门”问题上，毛泽东却出面帮叶剑英的忙，妨碍了江青等人打击叶剑英、插手军队事务的盘算。毛在2月15日给叶的复信中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
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毛的说法显然又是强词夺理，故意曲解。江青、 迟群所批判的是“走后门”这种方式，并没有给“前门”或“后门”进来的人定性。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后来成了“开后门”之风的护身符，对全国性的党风 腐败起了极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毛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显然，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说，“我没有办法”，不得不“开后门”送她们上大学，显然是因为与这些“女友”之间有约定的“权色交易”。据当年北 大历史系的范达人回忆：“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3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3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 细，3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
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后来这些女孩子告诉范达 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据范回忆，这类和毛直接有关的神秘女学员，北大还有好几 个。另据中共资深干部沈容回忆，毛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
显然，毛自己因为有“权色交易”，带头“开后门”送了为数不少的“女友”上大学，所以他无法抓“元老派”“开后门”的把柄、藉此整倒他们。像当年为“女 友”任凭林彪排挤听命于毛的肖华、杨成武一样，这一次是为“女友”而“放”叶剑英“一马”。当然，在这件事上退让，并不意味着他就不想打击叶剑英。
两年后，他还是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叶剑英“生病”，“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然而，这时候才剥夺叶剑英的军权，为时已晚。叶已经 赢得了在军内苦心经营两年的时间，他“病退”前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资历尚浅的陈锡联根本无法压制或者忽视。毛死后不久，他生前竭尽全力扶持的“文革” 派就栽在叶剑英势力的手里。毛若再世，当悔之莫及。
“毛办”“负责人”：“陪睡丫头”张玉凤谈到毛在“文革”时期的私生活，就不能不涉及他与其晚年的“宠妾”张玉凤的关系。据李志绥回忆，1970年毛与林 彪发生摩擦，结果导致来自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失宠，此后张玉凤正式调入中南海。在她陪伴毛度过其风烛残年的最后6年时光里，张在中国政治尤其是宫 闱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她从毛的生活秘书变为“机要秘书”，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此柜里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材料反映了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人的“生死簿”。
在高层政治斗争中，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泽东的家人，获得了实质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锦云能进入毛的房间，而且只有张才听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讲话。
而毛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文件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以致于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几年前张 玉凤的一则回忆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了毛之后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 作了记录。
该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毛的这一荒唐昏乱的身后安排，当作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临终 前对自己的宠妾的一种表面性的政治安慰（看起来更象是毛当着张的面所做的临终授命），因为这种安排绝无可能实现。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张在当时中国政治中 的地位以及她含而不露的政治企图心，否则她为什么不当面拒绝毛将她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安排？这一安排也有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结果。
从1970年到毛去世，张对毛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陪睡丫头”（江青对张的蔑称）的范围。张实际上扮演着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着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对她的依赖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实上从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只剩下一个徒具虚名的“妻子”名分。
了解张玉凤的真实地位，对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层政治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那时，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讨论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 必须经过张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由于毛晚年根本不愿见江青，江青曾不断地对张“巴结”、“献殷勤”，即便如此，张和江的关系仍然不和谐。
一方面，她们之间的“大妇”和“小妾”的争宠夺利关系极难缓和；另一方面，张也是个醋劲十足的泼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为怠慢了毛的一个“客人”而与毛互相骂“狗”，大吵一场，结果曾一度被毛赶出中南海。
这个“客人”其实是毛以前的一个文工团“女友”--陈姓女士，此人后来去香港后在报刊上披露了这一内幕。从目前极为有限的已公开披露的材料来看，张玉凤 （包括孟锦云）都未在毛面前为江青美言。例如，孟锦云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和她（指张玉凤）慎重地谈过与江青公开离婚的打算。
另据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张玉凤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张保管的毛泽东的几百万稿费发生严重冲突。江青甚至公开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张管，要远新 管。”“文革”中毛对江青最严厉的批评（即批评“四人帮”）正是发生在此次冲突之后。不难猜测，张玉凤在毛严厉批评江青一事上很可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本文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四期，未完待续作者：宋永毅）
江青在1975年1月7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 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 “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1975。1。7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 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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