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骯髒的低雲下的河岸碼頭上，默默地走動著面無表情的中國人。”1881年，第一次來到這個東方古國的一位荷蘭商人這樣寫道，“他們深顏色的破爛衣服僅僅能夠算做一塊勉強遮羞的布，只有在和你進行交易的時候，他們的小眼睛裏才出現一種機警的光亮。但是，他們的討價還價是把手指藏在衣襟裏進行的，即使最激烈的爭論，在他們的臉上也完全看不出來。”
----一位首次造訪中國的荷蘭商人如是說
中國人的政治冷漠症
最近翻了翻《史記》，發現裏頭無論是本紀、表、書、還是世家、列傳幾乎都無一例外地充斥著大大小小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史記》是中國的第一部“正史”，因其作者司馬遷的特殊身世成就了這樣一部既非批判性又非歌頌性的著作，故其所載史實的可信度在歷代“正史”中是最高的。
但這就極易給後人留下這樣一個印象，即中國人熱衷於政治並樂此不疲。
東漢的皇甫謐在《帝王世紀》裏所錄的“中國最早的一首詩歌”（《擊壤歌》）則完全是另外一種觀點：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照此來看，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根本就不把皇權政治放在眼裏，而這與《史記》的價值取向就有了本質的區別。
看來，中國歷史也搞“雙軌制”，所謂的“正史”，不過是士大夫們的歷史。
《史記》作者司馬遷是太史令，其父司馬談也是太史令，這是一個典型的士大夫家庭，政治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他們最熟悉最關心的也就只能是歷代的政治風雲了。儘管司馬遷從二十歲那年便開始了全國漫遊，但他尋訪之處也都是禹的遺跡和孔丘、屈原、韓信等政治人物活動的舊址，並未充分地與大眾接觸。後來，司馬遷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辨護觸怒了漢武帝，慘遭奇恥大辱的“腐刑”。此後，司馬遷把恥辱化為撰史的動力，但他所能做，也只能是把帝王將相們的歷史寫得盡可能地真實。 由於《史記》在史學界的巨大影響力，後世的史學家們爭相模仿，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國歷史，便有了這樣一些令人肅然起敬的文字：“學而優則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很顯然，這些都是士大夫們所關心的，但在基礎教育遠未普及的時代，廣大勞動人民並不關注這些文縐縐的“豪言壯語”，他們最關心的是一家人的衣食住行、眼前的一畝三分田，他們的最高理想是《桃花源記》裏面所描繪的“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無政府境界。
中國人的政治冷漠症是農耕文化的必然產物。儘管在東周列國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出現過五花八門的文化流派，但他們的核心價值觀都大同小異，全是小農經濟的產物，其中尤以老莊楊朱的思想最為典型，其核心思想就是：哪怕寡廉鮮恥如浮游生物一般也要活著，用時下流行的一句俗話來說就是“好死不如賴活著”。老子最怕亂，喜歡靜，在他的心目中，穩定壓倒一切，他則認為：“絕聖去知，民利百倍；以知治邦，邦之賊也。”（《道德經》）
但現實往往不能如願，皇權所及之處，老百姓常常被苛捐雜稅壓得喘不過氣來；一旦遇到荒年吃不上飯，就有一些膽大的農民起來造反；但即便是造反，農民起義軍最感興趣的也還是“苟富貴，毋相忘”、“均貧富”、“開倉放糧”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經濟綱領，卻從未延伸至“更高層次”的政治體制層面。
這就是中國人骨子裏的政治冷漠症，其病灶是小農的鼠目寸光。它不僅遺傳，而且極具傳染性----你冷漠，我也冷漠，大家漸漸都學會了“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理他人瓦上霜”的處世之道 ，悶聲發大財。試想一下，連街坊、鄰居有事都不肯幫忙，對待玄而又玄遠而又遠的國家民族就可想而知了。
在歷次的農民暴動中，多數農民對本階級中“揭竿而起”的這“一小撮”也是深惡痛絕的，認為他們是“賊寇”，是“叛賊”，是“亂臣賊子”，人人可得而誅之。因為中國農民的基本觀點是：“甯為太平犬，不作亂離王。”然而，“造反”的一旦鬧到快要做皇帝了，“識時務”的中國人便都又祭起了“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幡兒。如在太平天國的鼎盛時期，“鄉民”們就普遍認為：“不論咸豐或者天王做皇帝，于我們都沒有關係，只要讓我們過和平的安靜的日子就夠了。”（見呤利所著《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上冊，第230頁）其結果便是“長毛”來了要殺，“曾剃頭”來了也要殺，而老百姓只能洗淨脖子等那裏。
由幾句綱領，幾個數字構建的變革往往缺乏說服力，以至於一個世紀以後的人們可以從現實出發，肆無忌憚地妄評，故而，這裏很有必要簡單引述一下一百年前最普通、最普遍的真相，這是我們在正史中看不到的真相，一個外國旁觀者看到的真相。1860年一個叫史密斯的美國人親眼目睹了中國民眾的對於國家政治的普遍冷漠，他們甚至對於主流史書中一直濃墨重彩的“夷夏之辨”都毫無感覺，對此，史密斯一度大惑不解：當時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時，馱炮的騾子是竟然是從山東人那裏用很便宜的價錢買來的。天津商人也和英法軍隊簽有協定，“只要不侵犯他們的利益，他們可以為聯軍提供一切幫助”。清軍也抓了一些聯軍，所抓獲的俘虜中，大部分竟然是中國人，這些協助聯軍進攻自己國家都城的中國人是聯軍花錢從中國南方雇來的。”
史密斯還記述了1851年發生在中國京城一家客棧裏的奇怪的事：幾個洋人在與幾個中國人就皇帝的問題聊天。當時中國的皇帝剛剛“駕崩”，洋人們問中國人對誰來繼承皇位有什麼看法，一個中國人慢慢地站起來說：“這是衙門裏的人關心的事，他們拿的是這份俸祿，和我們有什麼關係？”（《中國人的氣質》，（美）亞瑟亨史密斯著，張夢陽、王麗娟譯，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 史密斯說：“中國人麻木不仁和缺乏公共精神。”他列舉了一系列關於中國人“冷漠”的細節，它們來自於這種精神狀態所導致的公共秩序和國家政治生活的異常：中國人都對“公共的”不感興趣，國家的、公共的一切都可能成為個人佔有的對象----“鋪路石不見了，城牆上的方磚不見了，某個港口外國人墓地的圍牆不見了，北京皇宮曾經發生過一起著名的盜竊案件，因為紫禁城房屋上的銅頂不見了。”（《中國人的氣質》，（美）亞瑟亨史密斯著，張夢陽、王麗娟譯，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8～79頁。）
斯密斯或許還不知道，道家的一支楊朱學派還為此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據《列子》上說“楊朱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這其實就是老子的“小國寡民”思想的一種細化。
楊朱道出了戰國時期老百姓的心聲，一度成為當時的顯學，現在看來，他這番說辭已經很有點兩千多年後胡適所說的“爭你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的思想境界了，而這才是中國人骨子裏最真實的想法。儒學成了做官的敲門磚和做人的虛飾之後，楊朱才落得一世駡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了自私自利者為自己辯護的托詞，這句話在清代以後才流行起來，殊不知它最早的出處原意卻是“人若為己，天誅地滅” （施耐庵•《水滸全傳》第十五回）。
不過，在某一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中國人的政治冷漠症也有可能暫時性地“痊癒”，但接下來便是其後遺症----政治幼稚病的大發作。
做官的患上這種後遺症，影響就更為惡劣了。 明末遼東總兵吳三桂先為一已私利投降農民政權，背叛了明朝；後又為一泄私憤自毀長城，讓清軍長驅直入。他竟然“天真”地相信滿人打敗李自成後，會遵守約定：割黃河以北的中國歸他吳三桂，而黃河以南則歸明。吳三桂做了漢奸，“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冤魂不會原諒他，最後這個賣國賊也不得善終，他的家族因他而慘遭滅頂之災。
眼前的現實利益最重要，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都可以放一邊，我想，這大概就是為什麼中國每遇外族入侵漢奸總是層出不窮的關鍵癥結所在吧。
近百年來，中國屢遭外敵入侵、殖民、欺辱，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鴉片戰爭時，英國海軍和清廷水師在鎮江江面交戰，岸邊聚集了許多當地人圍觀，當清軍艦船被擊沉時，岸上的百姓竟然發出喝采聲，英軍登陸後，百姓們還爭相將食物和淡水賣給英軍。英軍指揮官百思不得其解，便問中國翻譯，翻譯答曰：“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
1894年，日軍入侵遼東半島，中國內陸大都不知道（或不關心）中國和日本開戰的事；偶有風聞，也認為是“外夷之犯順”，而不信有日本國侵略中國的事。
到了二戰時期，張愛玲在《燼餘錄》一文中記錄了日本全面侵華後中國大學生的心態，“至於我們大多數的學生”，她輕鬆地做了個比喻：“我們對於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張愛玲還在文中記錄了親歷的一次險情：日機投下的重磅炸彈當街爆炸，差點把她炸死。然而，對於這段生死攸關的情節，她只是輕描淡寫，一帶而過，通篇找不到任何激憤之處，似乎自己所遭遇的僅僅是一場從天而降的冰雹。在這篇文章裏，日本侵略軍對“東方之珠” 的空前蹂躪被張愛玲寫得妙趣橫生！而她這套做法正是道家信徒們通過自欺欺人，把心態從強姦調整到順奸的經典演繹，作為一國精英的大學生對於國破家亡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的普通中國人了。
甚至到了1944年，全國抗戰行將結束之際，日軍在經過河南的一座村莊時，竟有好奇的村民擁上前來打聽----“你們是張作霖的部下吧”。
常常有人認為十年“文革”是中國人政治熱情最為高漲的時期。其實不然，“文革”是中國人政治冷漠症的必然結果，是政治冷漠症的後遺症----政治幼稚病的全面爆發。明明是荒謬絕倫的政策，明明是慘無人道的迫害，但許多目光短淺的人對此不僅視若罔聞，甚至還積極支持、參與，而另一些居心叵測的人則將“文革”視為爭權奪利或公報私仇的大好機會。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非理性”的中國人最後都分批分次地嘗到了自釀的苦果。試想一下，當時的中國如果有遇羅克、王申酉那樣成熟的政治頭腦，還會有文化大革命嗎？即便是一九八九年的“八九民運”，又有多少中國人是真正為了民主，而不是出於對大學生這個群體的信任、好感與同情，或是其他一些非政治的因素呢？我看很少，就是在大學生中這樣的人也很少。中國歷史上許多看似轟轟烈烈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和政治運動，只要一和中國農民這個巨大的存在相提並論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以前說的明末抗清、辛亥革命，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八九民運”，在我們的正史中完全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意志，但實際上，當時其真正的參與者連中國人口總數的零頭都不到。
時至今日，中國人的政治冷漠症依然存在，就連海外華人也不能倖免。在一個法制相對健全的民主國家裏，這一民族遺傳病倒也無傷大雅----海外華人個個“悶聲發大財”，一門心思賺錢，大多成了富人，比“原住民”還要風光。然而世事難料，印尼政局說變就變，無權無勢的印尼華僑成了暴徒們洩憤的工具。繼六十年代 印尼排華事件之後，1998年5月，大批印尼華僑被搶、被奸、被殺。印尼華僑在兩次浩劫之後痛定思痛，一些人才醒悟過來，開始聯合起來，組建華人的政黨。
中國人的政治冷漠症由來已久，根源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至於什麼時候形成的，又是怎樣漫延開來的，無從確切考證。但這種瘟疫般的陰霾籠罩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上，給本已死氣沉沉的中國歷史，憑添了許多的悲涼。在中國帝王們的眼裏，老百姓是一種財富，同這片古老土地上的一切資源一樣，誰搶到江山，就歸誰所有。統治者們把人民比做“樹苗”、“雛鳥”或“水”什麼的，就是沒把老百姓當作“人”。所以就連“愛民”的孔聖人都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咱們老百姓也不爭氣，總是逆來順受，自輕自賤，在殘酷的壓榨下只會苟且偷生。前面提到的《擊壤歌》，說的只可能是一個理想國或一個偏遠地區的生存心態，跟大多數中國農民的生活無關，雖然人們常在夢裏憧憬這一切，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唯一能做的也只是邊感歎“苟政猛于虎”，邊盼著“聖主”、“明君”、“真命天子”快快出現。
所以，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並沒有贏得多少民間的尊崇，倒是激起了歷代君王們的一致憤怒。至於“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君之視臣為草芥，則臣視君為寇仇”以及“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這些亞聖語錄，就連農民起義軍領袖也都視之為大逆不道。“造反”出身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就曾為此大為光火道：“這老頭兒要是活到今天，非把他法辦不可。”中國最偉大的民本主義思想家卻得不到中國人的真心擁護，真不知這倒底是誰的悲哀。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在福建上杭縣，一個叫廖荻甫記錄了當地人對於“光復”的不同反應：“老成人以為滿清的江山就會一旦之間被哪些革命黨推翻掉嗎？光復，光復，決沒有這樣容易的事情。那些幹革命的人，將來一定會遭受喪身破家的大禍；有的人認為幹這些把戲的，大多是有神經病知識份子和流氓婪子。從今後，家無主，國無王，世界不堪設想了。惟有青年知識份子則感到惡劣的專制政權推翻了，我們漢族翻了身，抬了頭了，莫不痛快雀躍。”（何書彬•《先鋒國家歷史》）難怪就連一向相信民主的孫中山在屢屢受挫之後，也不得不如此勉勵進步青年：“你們要實行自己的宗旨，不要處處遷就民意，甚至與民意相反，也是勢所不恤。”（孫中山•《在廣州全國學生評議會的演說》）因為這就是中國社會的變態，非暴力革命不足以動搖。 讀罷《史記》，不難發現，普遍患有政治冷漠症的國人是世上最馴良同時也是最恐怖的一族----只要有飽飯吃，我們一般都不會有什麼非份之想，對國人而言，這便是“太平盛世”了。只可惜這種政治冷漠症縱容了中國的統治者們，試問有哪個獨裁者不想騎在老百姓的脖子上隨心所欲呢？這樣一來，被逼上絕路的國人就會週期性地揭竿而起，對這個非理性的世界進行非理性地報復、洩憤。
就這樣，中國人的命運便在歷代帝王的喜怒哀樂間被決定了。當一個接一個的滅頂之災接踵而至，誰也不會去究其根源，防範于未然。人民不是“聽天由命”，便是“鋌而走險”。新的王朝上臺了，“輝煌”一陣，又蛻變成舊的王朝，然後又由更新的王朝來替代。就這樣，有得吃便吃，沒得吃就忍，就盼著下一個“太平盛世”從天而降----中國老百姓習慣了做沉默的羔羊。
然而，“開元盛世”只有二十八歲，“康乾盛世”也不過百來年，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只是“曇花一現”。正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於是一代又一代不明就裏的中國人便在這“一亂一治”的循環往復中永無止境地上演著一幕又一幕的人間悲劇。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