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全港的九龙城“内地人拐带婴儿案” 经过警方连日来的调查终于水落石出。在社会上很多人都不放弃希望，展开全民搜寻之时，却发现事件由始至终竟然是婴儿母亲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孩子早在“案发”前一个星期就在家被闷死，女婴母亲将尸体弃置堆填区后再欺骗公众，其行为令人发指。事件中半岁女婴的离世让人潸然泪下，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在真相未明之时，人们是否应该让偏见与歧视压倒一切，让激进与盲目的自我认同取代理性的判断与思考？一宗看似普通的社会案件折射出香港这座城市隐藏的毒瘤和无法承受的痛。
必须承认，香港市民在这次的“拐带婴儿案”中所展现出的互助精神的确非常值得钦佩，也让我们见识到了公民社会中踊跃的群众参与，而香港警队以极高效率侦破了案件，更是令世人赞赏。然而，在钦佩和赞赏之余，人们是否又应该思考一下事件能够引起如此强烈共鸣的原因是什么？“拐婴案”能够以如此快的速度扩散，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成为香港近来少有的城中热话，一方面是固然是由于香港治安一向良好，以往绝少出现类似的案件；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因为事件中牵扯到内地人。女婴母亲报案口供中的一句“被一对操内地口音的男女截停问路”激起千层浪。一些香港媒体和本地坊间论坛上“内地拐B党杀入香港”、“放宽自由行的后遗症”、“一切都是大陆人的所为”等标题显得分外刺眼。在对内地人的指控面前，香港社会显示出超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似乎这就是案件的原罪。
其实，“拐婴案”的故事由头至尾都是编的，女婴的母亲根本无需加上“操内地口音”这一可有可无的细节，唯一的解释便是她认为加上这一句话会使整个剧本更完美，更可信。事实证明这一伎俩在当今的香港的确很有效，即使该宗案件中存有诸多明显疑点，也有很多人鉴于“拐子佬”的身份而不去深究，凸显出在不少香港民众心中对内地人仍然存有一份固执的偏见。
毕竟，正常来讲，当罪案发生后，人们都会搜集案件中的相关资料，通过理性地分析来梳理案件中的各种疑点，从而发掘出最终的真相。然而，当事件在社交网站上疯狂转载，不少评论竟上纲上线到反自由行、反中港融合、反新移民、反中国大陆文化，甚至对所有针对疑点提出不同看法的人都扣上“替中共维稳”的帽子。舆论已经完全超出了一般“内地人在香港犯案”的新闻价值，再一次演变为对内地的口诛笔伐。一个号称崇尚自由民主的社会，一个号称以法治见长的社会，此刻却犹如街市泼妇不分青红皂白地骂街，更谈不上包容不同的文化与观点。曾经多元化的香港变成了“偏执狂”，悲剧的程度远超事件本身。
仔细思考，案件中吴姓港妇的表现也很值得玩味。这位出身草根，家庭背景复杂的未婚妈妈一句“操内地口音”即刻吊起香港众多人的胃口，颇具媒体人的“潜质”。她准确掌握了中港矛盾是当下非常火热的话题，并充分运用了港人对内地的歧视心理，轻易获得港人的同情，在舆论上就会得到“声援”。而事实也是如此。在一些传媒“同行”的完美配合之下，她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竟成为令人同情的悲愤。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二奶”，一个害死自己孩子的母亲，一个欺瞒事实的坏人，竟然可以如此轻易地玩弄众多香港文人于股掌之间。而如此轰动的效果并不需要什么聪明智慧，只要一点点心机懂得借力而已。也可以说，是社会的氛围提供了她十分简单的操作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社会的这种氛围难道不正是帮凶吗？！这不能不说是极其可悲的。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事件中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性，最后抽丝剥茧揭开罪案的恰恰是那些文化人平时看不太起的“老粗差人”。良好的教育和文化在迷茫的时候，其为害可能更大。
想深一层，是什么因素让香港社会中充斥着对内地人的反感情绪，就连知书达礼的文化人也不能幸免？关于这个问题，香港民众想必可以倒出一肚子的苦水。内地由过去他们眼中的“穷亲戚”变为如今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剧烈的变化让优越感一向很强的港人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而近年两地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密，内地的一些暴发户来港炒房投机，推高本地楼价的同时，也将腐败文化和请客拉关系的不良风气带到香港，这些举动令崇尚廉洁的香港民众更添厌恶；再加上“自由行”开放后，“双非”孕妇来港分娩，疯狂抢购婴儿奶粉这样占用本地资源的行为层出不穷，都使“内地人”这一群体在港被标签化，也因此，几乎所有坏事都落在了他们头上。
公允地讲，这种针对内地人的歧视和对立感在香港普遍存在，并非港人无理取闹，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及社会根源的。今天的香港在内地居民的一些恶习面前的确有炫耀的资本。港人出于守护核心价值的目的，对内地的一些不良文化心生抗拒，而导致自我保护意识升级也绝对情有可原。其实，所谓暴发户文化在经济和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往往难以避免。香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时期也曾孕育出许多暴发户，贪腐现象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也屡见不鲜。暴发户文化产生的温床是“势利心”，这即使在今天的香港文化中也不少见。香港的经济起飞比内地早，很多方面都先于内地发展。因此，只要意识到两地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就会理解内地与香港民众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时差”，行为作风有所不同属正常现象，理应将其视为强国富民历程中的一种“阵痛”，而非令它成为对抗情绪的催化剂。
但不幸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利用了香港民众“守护家园净土”的心理，凡事都以“700万港人的利益”作为攻敌利器，占据道德高度上的制高点。而一些偏颇的报道也加剧了部分港人的非理性情绪，议题经由网络无限放大后，社会上自然一呼百应。于是，一切冷静与理性的声音都显得是那么的渺小，被攻击的群体也很难有还手之力。这种鼓吹冲突的做法表面上团结了港人“共御外侮”，实质却同“民粹主义”别无二致，是对民主和自由的极大侮辱。
香港一直以“法治社会”自诩。但从之前的“蝗虫论”到这次的乌龙“拐婴案”，现实表明只有“法治社会”而没有“理智社会”，这个社会依旧是倾斜的，跛脚的。香港也常常针对内地骄傲于自己的多元化，然而没有了理智又何来的多元？！近年来，香港面对社会深层次的矛盾，面对经济转型的彷徨，面对内地的赶超，面对以往光环的消退，整个社会心理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集体性焦虑得不到正确的排解和良性的疏导，结果是体现出越来越不理智。而作为社会舆论的媒体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内地极端发泄的“蝗虫论”、“拐婴案”，这些并不难分辨是非的话题，竟都可以引发香港舆论不分青红皂白的共鸣，都只能说反映出社会理智的缺失。这种缺失甚至一度成为“港独”论的温床。
香港不乏法治，此次乌龙“拐婴案”的及时破解也说明这一点。但香港社会缺失的是理智，“拐婴案”引发的舆论喧嚣也同样说明这一点。理智是法制的基础，试想如果理智没有了，法制又能于何处立身？
“法”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规范，而“理”来源于人与人相处的生活实践。人们正是在这样生活实践的规范中形成法治。所以当一个社会完全丧失理智，法制体系也必然走向崩溃。长此以往，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亦将不复存在。
香港回归15年，但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与内地的关系上却出现一些不可忽视的疏离的倾向，这种倾向同上述的理智缺失有相当的关联。需要真正警觉的是类似“拐婴案”中这位“二奶”的“嫁祸”手段，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利用两地间的裂痕为自己谋利，利用社会的非理性浑水摸鱼，挑拨离间。如同目前日本的一些无良政客上蹿下跳，试图离间中国这个“暴发户”与美国这个“势利眼”之间的关系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万里江堤会溃于蚁穴，中港两地关系以至国际政治中的各国关系又何尝不会受损于“小人”呢。而理智是弥补间隙，清醒应对妄言、妄语的最佳良方。
的确，内地有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内地也有很多与港人不同的生活习性和文化差异，这些都会增大两地的误解及矛盾，我们不能奢望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扭转对内地民众的偏见，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另一方面，香港民众亟需意识到这座城市的核心价值中除了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之外，还包括了公平公义和多元包容。内地人的身份不是原罪，不要让自己的思维僵化、固执。面对两地之间文化习惯等诸多差异的冲击，人们需要的不仅是用时间和耐心换取理解与体谅，更要拥有在博大的文化发展中寻找契合点的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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