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4日至5日清明节期间，大批北京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纪念活动背后有人操纵，定性为“反革命”性质。5日，在广场的群众发起大规模抗议，与清场的民兵、工人、公安发生冲突。当晚，北京出动1万多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驱散了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史称“四五事件”或“天安门事件”。事后，中央政治局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认为邓小平是事件总后台，撤销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4月8日后，全国各地开始学习中央的两个决议，进行政治表态，组织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
1976年4月8日后，全国各地开始学习中央的两个决议，进行政治表态，组织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图为山西太原的游行旧照。
1976年4月8日后，全国各地开始学习中央的两个决议，进行政治表态，组织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图为1976年4月9日，哈尔滨军民在人民体育馆（前红卫广场）声讨邓小平罪行。
1976年4月9日，哈尔滨军民在人民体育馆（前红卫广场）声讨邓小平罪行。
1976年4月8日后，全国各地开始学习中央的两个决议，进行政治表态，组织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图为北京游行声讨时的工人方阵。
1976年4月8日后，全国各地开始学习中央的两个决议，进行政治表态，组织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图为天安门前的声讨活动。
1976年4月8日后，全国各地开始学习中央的两个决议，进行政治表态，组织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图为1976四五事件后全国各地的声讨游行。
湖北日报对北京游行的报道。
接下来的图片，为读者还原了四五运动整个案件的始末。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1月15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悼词。而毛泽东鉴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小平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国务院总理的邓和张春桥排除在外，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2月初，江青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随后华国锋也批评邓小平不坚持阶级斗争。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邓小平。。1978年，四五运动获得平反。
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去世后，遗体遵其遗嘱火化。灵车沿长安街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时，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的数十万群众聚集在也举行了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周恩来骨灰于1月15日由一架安-2运输机机载着邓颖超分三次分别撒在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及黄河入海口（山东滨州）。
3月19日，随着清明节的临近，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学生最先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许多群众仿效，几天内天安门广场放满了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人们写挽联、祭文、大字报等表达哀悼，文体以诗歌居多，一时情绪激愤。
与群众自发的纪念活动形成对比，“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刻意压低对周恩来逝世纪念活动的报道规格。更有传闻称，在2月6日，姚文元控制的政府媒体《内部参考》还转载香港杂志上攻击周恩来的文章，这些做法引来全国范围的不满。
3月5日，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转发新华社纪念雷锋的报道，但遗漏了周恩来为学习雷锋的题词，许多人认为这是刻意而为。25日，《文汇报》头版显着位置发文不点名批判邓小平（代以“那个走资派”和“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文中“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一句本指邓小平和周荣鑫，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被普遍理解为影射“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
几天后，南京的学生、工人首先上街揭露和声讨《文汇报》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影射周恩来的事件。28日，南京大学400余人抬着周恩来巨幅遗像和大花圈前往梅园新村悼念，途中大批群众加入游行队伍，掀起了全国抗议《文汇报》和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
3月29日，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数百名学生在街道张贴“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大标语，30日在南京火车站工人帮助下，将标语刷在列车上，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呼声传向全国。
南京三·二九事件后，警察开始少量逮捕天安门广场的悼念者。4月2日，警察累计已逮捕26人，包括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小字报《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作者）。政府设立由北京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组成，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一座三层小楼的联合指挥部掌控局势。
4月4日（清明节）～4月5日北京民众为纪念周恩来，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演说、诗歌悼念周恩来。据后来政府人员估计，最多时约有200万人。人们隐讳地攻击张春桥、江青等领导，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有人表示支持正被批判的邓小平。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华国锋认为“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吴德认为“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政治局最后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影射攻击中央，个别非常恶毒，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凌晨，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用许多卡车运走花圈，联合指挥部派人清场并逮捕在场民众数人、封锁天安门广场。有人焚烧了几辆汽车并包围联合指挥部希望谈判，指挥部拒绝，随后指挥部小楼被民众焚烧，指挥部人员从南面窗户逃离，无人受伤。联合指挥部人员前往中山公园成立新指挥点，决定使用武力清场。
4月5日晚上，一万多民兵、工人纠察队、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集结待命，手持木棍、皮带，前往天安门广场清场，广场上民众大部驱散，少部分被捕。根据官方报道，由于清场人员仅携带木棍未携带枪支，且当时毛泽东在群众中还享有崇高的威望，故未发生流血冲突而事态得以解决。
4月6日，天安门广场上已没有花圈，天安门广场持续戒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7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指示：“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中山公园停止开放。
4月8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发表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该运动的群众说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
4月28日，《人民日报》梁效发表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写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旗帜的。……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原来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中的东北小组讨论会上提出：“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因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所以陈云的发言得以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全体出席者很快地知道了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
因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表现积极，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所以东北组勇于支持陈云的发言。陈云的提议引起了巨大的共鸣，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因此，依据党内多数的意见，华国锋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受迫害及被捕入狱者获得平反。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四五事件被写入中学历史课本，定性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北京市民“十里长街送总理”也被写入小学语文教科书。
在此次运动中的目标表面上是纪念周总理实际是抨击四人帮，大多数民众都对压制纪念周总理表达强烈不满。当时毛泽东可能采取措施控制局面，因此事态得以草草收场解决。事件发生后，四人帮主导的中共中央、北京市委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四人帮被逮捕之后，此事件得到平反，并被定性为“革命事件”，与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集会并称“四五运动”。许多人认为，此次运动打击了毛泽东的心理，鼓舞了群众以大规模运动的方式参与国家大事的热情，是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迅速失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四五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一次民众自发反对运动。
政府在平反此次活动后，将天安门广场以及各地流传的诗歌编辑出版，名《天安门诗抄》。山西太原坞城路铁三局机电队青年王立山的《扬眉剑出鞘》成为名作：“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11年后，邓小平谈起这件事时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
原北京市长吴德在回忆录中，谈到“四五事件”时指出，4月5日晚的广播，没有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只是用了当时通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提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在当时还是知道的。4月7日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在4月8日发表我的讲话稿时，加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
4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我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为了执行政治局出动民兵的决定，我提出要做些准备，就提前退会了。
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我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
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中，诬蔑了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是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和认识，是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
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了，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四五运动罕见旧照。
四五运动罕见旧照。
《人民日报》对于“四五运动”的报道。
四五运动罕见旧照。
四五运动罕见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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