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帮助?”“带人来朝鲜,为我们讲课。”
一些民间组织正在试图帮助朝鲜,澳大利亚商人米歇尔受邀参加的新加坡高丽交流会是其中之一。过往4年,这个NGO组织往平壤派送了约30个志愿者导师,向朝鲜官员和普通年轻人传授有关经济政策、国际商务和金融方面的知识。米歇尔决定参加2013年9月初为期6天的项目。
高丽交流会是新加坡人杰弗瑞·施于2009年创立的。接受《人物》第二次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刚从朝鲜罗先考察归来。罗先是一个位于中俄朝边境的城市。杰弗瑞还没从寒冷的天气和简陋的住宿条件中缓过劲来,显得有些无精打采。
2007年,杰弗瑞还在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读书时,报名参加了一个由丹东前往朝鲜的中国旅行团。一位会讲几句英语的朝鲜女导游私下跟他透露很想开个小店,她恳求他,如果有可能,下次带一些商业书籍—他再也没见过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但“从她身上看到了梦想,超出了我此前对这个国家的想像”。而后,杰弗瑞不断寻找渠道和朝鲜取得联系。
杰弗瑞注意到,2009年元旦,朝鲜政府通过广播第一次向民众承认货币改革失败了,不可抑制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体系崩溃。“希望你们能提供给我们一些关于经济金融的咨询。”2009年一封来自朝鲜贸易部门的信件开启了杰弗瑞的朝鲜项目。他回信:“你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帮助?”“带人来朝鲜,为我们讲课。”
课堂上的棘手状况
朝鲜最高学府金日成大学使用的是苏联1970年出版的经济教科书。只有少数贸易部门允许订阅《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年轻的学生们说着一口 “仿佛来自19世纪英国的古老英语”,谈论非常晦涩的金融词汇。“图书馆里的书太旧了。”尽管早有想像,但是现实还是超越了杰弗瑞的想像。
米歇尔面对的学生却是这个国家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精力充沛,对商业世界充满好奇,有极强的进取心。大部分人能够使用英语。他们喜欢事实,有一些强烈的措词能表现这点:“你最好多告诉我们一点”或者“我们想要更多现实例子”。
学生们由政府考核选派,最初多是银行金融系统的公务员和管理者,这两年出现了一些希望从商的年轻人。
课堂上,除了讲课,老师们被禁止询问太多,下课后,也不能跟学生一起吃饭聊天。
英国人蒂娜在中国从事公关行业18年,主讲如何通过营销将品牌影响力最大化—令她感到震惊的是,“广告”、“公关”这些词汇,朝鲜人闻所未闻,街头商店以“米店”、“副食店”划分,没有品牌,没有Logo,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广告发布平台。最近两年,平壤才零星出现几家颇具现代感的餐厅,出售味道类似玉米甜浆咖啡的饮品的店,可以边唱KTV边吃饭的民族餐厅。唯一一家汉堡店的老板娘是金正恩的姨娘,汉堡包在当地被称作“面包和切片肉”。
为阐明公关概念,蒂娜因地制宜:“你们政府就是最好的公关能手,每一栋大楼都有自己的标语,每一份报纸上都登着他们想说的话。”
最尴尬棘手的状况是讨论政府或者朝鲜自己的经济问题是绝对禁忌。“我们不会说‘你们必须这样做’而是说‘建议’。”安德雷很谨慎。
来自《经济学人》的HT老师曾虚拟了一个国家“天堂岛”,它面对着货币危机、疯狂的通胀、病态的国企、失败的日用品价格,同时和南边的邻居越来越疏远。他想把学员分成小组,讨论厘清这个岛国的问题。一位在场的监督者表示不能进行自由讨论,他担心控制不了局面。
最剧烈的一次冲突是一位老师问:“你觉得我们如何看待你们的国家?”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站起来:我们很幸福,你为什么要批评我们?我们有很好的系统,你们误会我们了。”
朝鲜学生的商业名片
私下,朝鲜学生会偷偷跟来访的老师们承认,这个国家运行着两套系统,纸面上规定的法律法规和实际运行的规则。
在信息闭塞、资源匮乏的创业条件下,朝鲜创业者们表现出坚韧、执着与灵活的品质。高丽交流会每年发布一份报告,他们观察到,最近4年,朝鲜出现前所未有的创业热潮。安德雷认识一家咖啡馆的老板,他没有经过任何专业培训。“只是一个西方人曾经来到这里,带着做了3天咖啡,他就学会了。”安德雷赞叹。最近一次课程结束后,一位女孩跑来告诉杰弗瑞,她打算辞掉工作,开一家餐厅,她不是课堂上的学生,是场地管理员,她偷偷旁听了全部课程。
这种亢奋乐观的氛围让米歇尔感到有些不安,她感觉,当今的朝鲜和1980年代她刚来北京时的气氛相似,从高层到民间,体制逐渐瓦解,但不同于中国,朝鲜当权者没有做好准备全面开放。“很多人的梦想是虚空的,所有人想开始干事情,却不知从何开始。”
杰弗瑞和安德雷经常接受西方和韩国的媒体采访,这个组织树立了一个朝鲜商业专家的形象。但同时,他们承认和其他人一样,对朝鲜最高领导人一无所知。依靠有限的信息,他们猜测,年轻的领袖金正恩正在“铲除异己,树立权威”。
而在米歇尔看来,朝鲜生活的特殊一面是,这是一个政治主导的国家,普通人忽然面对选择,“该进体制”还是从商?”很难抉择。一种奇异的感情
在平壤的最后一晚,米歇尔和同行的老师们一起去酒吧喝酒。喧嚣的乐曲响起时,翻译李小姐小声问她:“我该怎么做”到底是听从父亲的意见进政府工作还是跟着母亲做生意?
“你的国家在发生改变。不管你看见也好,没看见也好,它都在变化,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国家,你需要为未来的任何改变做好准备,以不变应万变。因为我看到中国有同样的变化,1984年当我刚到中国开始商业之旅时,如果我说,2013年中国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的母亲一定会指着我的脑袋说‘你疯了,我要把你锁起来。’”
李小姐靠在沙发上,开始东张西望。“她害怕被窃听,但又竭力在听。”和《人物》记者讲述这件事时,米歇尔的眼圈红了。整个旅途,李小姐是他们交流最多的朝鲜人,也是米歇尔最不喜欢的朝鲜人,她脾气暴躁,行为粗鲁,代表体制内的严苛面孔,但当亲眼目睹这个23岁的女孩谈论梦想还要担心有没有被窃听时,米歇尔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悲伤。
她继续说,“你太凶了,这6天,每当你责备我们的时候,我都会对你说:“冷静下来。”我给你的建议是:你要对人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但是大部分都有很好的动机,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去相信别人,就算你从事商业,不相信别人,是不会有进展的,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改改你的个性,这是今后的你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学会做的第一件事。
送别时,李小姐买了一盒进口饼干送给米歇尔。“我们比你有钱。”米歇尔推辞。但李小姐固执坚持。
谈论此行的意义总是令人沮丧,但所有人相信,做总比不做好。“我面对的是一群生活在极端艰难环境下的个体,为之努力改变的也是这群普通人,这对我意义非凡。”安德雷安慰自己,坐在北京朝阳区星巴克咖啡店里,他说与朝鲜人相比,我们—所有人—都是拥有特权的孩子。
【教朝鲜人经商】过去四年间,新加坡高丽交流会往平壤派送了约30个志愿者导师,向朝鲜官员和普通年轻人传授有关经济政策和金融方面的知识。在信息闭塞、资源匮乏的环境中,朝鲜的创业者们仍然表现出坚韧、执着与灵活的品质。在这个政治主导的国家,一群普通人正在努力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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