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到底倾左还是倾右？自2007年他被确认为接班人以来就被猜测不断。中国研究院2013年10月28日于纽约举行第四次研讨 会，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等十多位学者与会，一同探讨习近平的思想路线与 根源。
以下为根据录音整理的研讨会发言。
冯胜平（续）：中国的第二个前途，就是有序地解体。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结束走的都是这一条路。有序解体有三个特徵，第一是共产党下台，第二是 经济滑坡甚至崩溃，第三是国家分裂。但它的好处是没有军阀内战，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清算。军队统一，70％～80％的政府官员来自于旧政府，是有序解 体的基本条件。如果第一条路走不通，中国很可能走这条路。但现在看来，不到万不得已，习近平不会考虑这条路。
我曾写文章把中国分为党国、军国和民国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是“党国”，现在接近“军国”，而最终的目标是“民国”。“党国”靠意识型态控制。“军国”靠 金钱和暴力来控制。对军国来说，“凡是能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不了的矛盾，则用暴力解决。
毛泽东之后，中国再无信仰。今天的中国人除了金钱和权力，什么都不信，而“军国”恰恰是一个用金钱和权力来统治的政权----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它 可以在和平时期维持统治，一但危机爆发，“军国”的作用就是控制大局，保证中国不乱。换句话说，“军国”平时可以维护社会的治安，乱时可以维持社会的稳 定。
中国的第三个前途，就是无序地崩溃。这是伟东刚讲到的，也是最坏的一条路。关于这条路，郑孝胥的“三共论”讲得最清楚：先共和，后共产，最后共管。 1911年共和灭大清，1949年共产灭共和，现在就等共管。所谓“共管”，指的是中国崩溃，被国际社会共管。有趣的是，多年以后，王力雄、李劼和芦笛各 写了一部政治预言小说，都有一个结局：中国在一场核战争中崩溃，被国际社会共管。他们在写小说之前互不认识， 也没有读过“三共论”。中国最怕的就是走向这条路。（何频：这条路是不是南斯拉夫的路？）南斯拉夫死了25万人。刚才有人讲到化学武器，中国现在至少有 400枚洲际导弹，一旦发生内战，北京这样的城市，只需一枚核武器，不会有人活下来。
陈小平：你受芦笛的影响太深啦，现在世界上打了几枚核导弹？共产党杀的人比这要多得多。
高瑜：胡锦涛上台后，让中央党校搞一个课题，就是“党主立宪”。推出来一个月，自己就关了。
冯胜平：只要中国不发生革命，它迟早要回归常识，走到立宪这条路上来。很多朋友说宪政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集团，事实并非如此。既得利益集团是中国宪政的最大动力。原因很简单，只有立宪，他们才能保得住他们的生命财产。
高文谦：我就问你，一个人刚把东西吃到肚子裡，你要他吐出来一点，他干吗？共产党手裡拿着权，享受到改革的成果，非常滋润，满嘴都是油，他所考虑的，是他退一步的话就可能被清算。
今晚很难得，这种思想的交锋非常需要。中国的情况跟你讲了半天的美国、华盛顿不一样，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权贵利益集团怕被清算，他们背的罪孽太深重！胡乔木1989年时在我们内部讲：退一步就退两步，退两步就全线崩溃。
现在你对习近平讲这番道理，人们心裡都很清楚啊，你就是忽悠他们。他们这帮人对局势看得清楚极了，你别想忽悠他们。1989年和现在的整个局面都不一样了，1989年共产党才有多少利益？无非就是老干部有点离休的特殊权利。而现在呢，他们的利益之大，人们不敢想像！
高瑜：胜平你是有产者，你要立宪，是要用宪法来保护你的财产。但你的财产来源跟中共权贵集团完全不一样，你是在宪法下靠劳动挣的，他是在一党专政下利用暴力机器掠夺的。他能跟你一样希望立宪吗？
高伐林：诸位，请胜平讲完。
冯胜平：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宪是富人的本能。 一百年来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原因很多，其根本是国家的贫穷。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裡，革命永远具有最大的感召力。改革开放30年，中国脱离贫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拥有一切，唯独不拥有未来。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会被“双规”；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无疑会清算他们。前有暴君，后有暴民，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宪政是唯一的出路。搞宪政，他们会比谁都积极。正如300年前的英国贵族，他们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光荣革命，他们放弃公权，保留特权，换取了财产与人身的安全。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利剑之下，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极度缺乏安全感，自我利益决定了他们是中国宪政改革的最大动力。
既得利益集团是推动宪政民主的正能量。习近平搞运动反腐，他们是阻力，跟你拼命；习近平搞宪政改革，他们是动力，为你拼命。
跳出“运动治国”的惯性思维，需要时间和试错。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循的也是运动治国的思路。以贪腐公务员为目标，廉政公署用运动方式治理腐败，结果造成香港社会的巨大溷乱。三年后，廉政公署痛定思痛，意识到已经长到身上的肉不可能割下来，实行大赦，对1977年1月1日前犯有腐败罪的公务员免于起诉，同时四管齐下----教育，让人不想贪；制度，让人不能贪；法律，让人不敢贪；高薪，让人不必贪----一举把香港从世界上最腐败的社会变为廉洁社会的楷模。今天中国腐败的程度远远超过当年的香港。吴思做过一个统计，以5％的贪腐比例计算，即每创造100元GDP，贪官拿走5元，十年来被贪官非法攫取的财富是十万亿。若以贪污100万元作为判死刑的标准，要杀的人就达一千万。反腐的阻力何在，不言而喻；宪政的动力何在，也不言而喻。
最后再讲一遍，除了金钱和权力，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没有人能够重建国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没有人愿意发起一场诸位希望的革命。这是一个“人人要发财，个个想腐败”的国家（芦笛）；这是一个全面溃败的社会（孙立平）；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小时代”（郭敬明）。吊诡的是，正是在这个人们不再谈论家国天下的“小时代”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了运动的资本，却阴差阳错地获得了立宪的本钱。
当人们什么都不信的时候，立规就成了必需；当人们害怕失去的时候，立宪就有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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