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媒盘点2013十大神逆转新闻时，所配的文字说明是“有图未必有真相”。包括北京老外撞人事件、济南市民哄抢菊花事件、香港女婴疑被外地人拐走事件、三门峡村支书性侵留守妻、网络大V薛蛮子被抓、城管“打死”商贩街头诈尸、清洁工中暑小女孩撑伞、保温箱“烤死”婴孩死于感染、京温商城女孩坠楼事件、深圳“最美”女孩当街给残疾乞丐喂饭事件……如果要继续叠加，当然还可以将新快报陈永洲事件以及央视《焦点访谈》提到的官员下乡调研带鞋套因皮鞋太贵算在其中，因为从一定程度上来看此两者确也够得上神逆转。
北京老外撞人事件现场图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李晟更愿意探讨媒体如何利用修辞权力这个问题。以读者的角度发问则是：你看的是新闻，还是“修辞”？因为这些神逆转新闻的始作俑者，并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身做任何直接的虚构，而仅仅是依靠修辞的手段精心构建了“词”与“物”的分离，让读者自己以为发现了事实，却不知道词所指向的物早已名不副实。
此类神逆转新闻之所以能急速蹿红，基本上沿袭了固定的套路。要么是揭露国民性的，如北京老外撞人事件伊始，不少尚且难明真相的网友附议“国内没有生意了，做海外营生了”、“这位大妈是第一个逼着外国人签下不平等条约的人”、“走自己的路，离大妈远点。”要么带着刻板成见集体对抗公权的，如城管暴力执法、医院戕害人命、京温女孩坠楼、官员调研带鞋套、陈永洲事件等，盲目跟风于此类博眼球话题，多数网友为的不是辨明真相促进步，而是将口水吐向公权力。当然还有三门峡村支书性侵留守妻、深圳女孩当街喂饭等，则完全是媒体想当然后自产自销的恶果。
作为第四权力的大众媒体规范着人们的认知，缩小范围放在一个新闻事件中，这样的权柄则握在了亲历者手中。对其他人来说，某一“事实”能够被认定，是因为将其作为事实的某一种表述能够被认可。所以传播者也就很巧妙地抓住了人们的思维定势，牵引进而征服这一群体跟着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前进，并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
在北京老外遭大妈讹诈事件中，最初就是由亲历者送来的“事实”，当日晨间腾讯网和凤凰网率先在首页重点展示《外国小伙北京街头扶摔倒中年女子遭索赔》一稿，后者更将标题细化为“老外扶摔倒中年女子遭讹，衣服被抓烂”。最初版本的描述来自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旗下国际在线网站，亲历者的描述显然附带了很多想当然的修饰，外国始终是受害者角色，一边“急忙搀扶女子”一边“大惊失色”、“被急哭”。而东北口音大妈则是一副讹人相，不仅“死命抱住骑车不撒手”还“多次瘫软抽搐”。这样的修辞在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面前成为了一种悲凉的点缀，但最初确实迎合了很多围观者的口味和态度倾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语言和文化的革命，延安整风是一场文风和学风的革命，当前也需要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进行一场彻底改变文化生态的革命。
这场文化大革命，不同于毛时代喊口号式的大革命。后者虽然喊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但最终只是以一种虚无的道德观念存在。“大跃进”时，毛泽东相信党就是一种工具；文化大革命时，他失去了这种信仰，号召红小鬼去攻击党。强调“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放手发动他们去“砸烂旧世界”。这些得到了最高领袖授意的红卫兵，首先攻击的目标就是文化领域。他们砸庙宇，抄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地主的家，意在寻出一些“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来。虽然文革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文化”革命，但对文化领域的池鱼之殃不可谓不大。经过十年浩劫，文化也随即成为一片荒原。
以史为鉴，带有很强毛泽东色彩的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需要掀起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再是一场高层权力争夺战，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场以文化为轴心的革命。以改观一切以价值观先前，不问对错的文化生态。习近平负责起草的十八大报告中之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三大自信”，还应该追加上“文化自信”。后者对于扭转舆论的高度不自信，社会道德混乱和价值观失范，以及过度批判的趋势，起着关键性作用。
当下中国，思潮纷然涌荡，各种政治力量明里暗里正在博弈。对于这种激烈的政治变动，有人认为是三岔口时代，左右执政；还有人在关注各社会阶层的分化，比如城乡分立或者一国两制；另一些人则把目光投注到今天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分歧，例如读书界、知识界的焦虑和一般草根大众的焦虑。林林总总，构成了“中国语境”。在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许章润看来，中国语境决定着“优良政体”成效几何。
为此，中国需要开放和建设三大市场，夹在市场经济和政治市场之间的，便是思想市场。其为时下中国所缺，最是要命。如何在开放、公平、公开的情况下，让中国的思想力量拥有言论自由的保障，从而能够健康成长，形成中国的思想力量，是建设“现代中国”的关键一步。按照许章润的总结，经济中国、思想中国、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乃是作为支撑“现代中国”这一家国天下的四维支柱，缺一不可。现如今，经济发展了，思想市场的开放还在亦步亦趋，政治中国的建设取决于思想市场，最终的文化中国，作为终极目标更是存在诸多变数。
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思想市场之开放，亟需要来一场文化大革命进行推动。虽然革命没有办法改变人们怎么想，但至少可以从源头上引导亲历者怎么运用中国语境“摆事实”。或者再遇到老外被讹类神逆转新闻时，人们的第一反应不再是将事实真相抛诸脑后，想当然地给被妖魔化了的大妈扣上“讹诈”的帽子。
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大革命业绩给出了不一样的阐释。在作者托克维尔看来，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少得多。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只是它将一块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
对习近平来说，这场早该摆在日程表中的文化大革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能会经过一阵痉挛式的阵痛，也可能在摸索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意外”。但如果此时不针对文化进行一场大革命，日后也可能在诸多力量的倒逼下不得不革命，如同当下的改革。主动的革命，与倒逼的改革，不管是收获的民意，还是领导者的斡旋空间，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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