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急速转型，除了带来财富增长，也造成了社会价值观的急躁冒进。近期曝光的老外撞人、官员“鞋套照”等“反转”事件，就是讽刺国人缺乏冷静思考的理智、盲从道德暴力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期间民间舆论一哄而上推波助澜，而中共官方媒体则在一边倒的舆论中选择冷静“调查”，扮演了回归理智澄清真相的角色。在人们看来，面对社会价值观的“简单粗暴”趋势，中共正在悄悄发起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但它不是如毛泽东时期的文革蓄意挑起集体不理智和斗争狂热，也不是通过激烈的运动去彻底撕裂社会形态搞“重建”，而是政府在以一种“让真相说话”的人文方式呼吁民众保持清醒，以舆论为助力“化育万民”，柔性树立并推动新社会文明形态和公民社会的形成。
“群氓时代”的暴力
自媒体时代的信息泛滥将人们左右舆论环境、甚至“塑造”事实的能力不断推演放大。12月初北京街头一名老外驾车撞人，然而事情的起初竟是被冠以“老外街头扶摔倒大妈遭讹1,800元”的噱头迅速蹿升到舆论的热度榜。“遭讹”，几乎所有人以一种可怕的惯性思维宣判了被撞大妈的“死刑”。
类似戏码今年在中国大陆重复上演，暴露了在社会剧烈转型、社会矛盾激烈碰撞的当下，人心根深蒂固的一种偏执：与其说他们相信真相，莫如说他们更相信自己的判断，或者说一种价值判断。当自媒体借助于某些噱头成为“煽情主义”的策源地时，人们内心深藏的集体无意识的粗暴和盲动，就可能怂恿一种具有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人群拒绝理性思考，整个社会便会跌入被“煽情主义”绑架的群氓文化形态中。
数年前，大陆作家赫连勃勃大王曾出版《群氓时代》记述了他平日生活中发生的故事：追逐名牌、购买轿车、淘宝收藏、网络性行为等等，旨在揭示当今中国人的思想现状：奢侈、势利、焦虑、恶俗、虚假、纵欲、跟风。人群中这些浮躁而盲动的思想状态，是一个“群氓时代”开始的标志。在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消费主义文化便是如此瓦解并渗透到每个人的骨髓中，现如今这种消费潮已经逐渐将触角伸向国民情绪。
“新文革”推理智成熟社会形态
庆幸的是，悬案的最后总有水落石出之时。只不过，上述种种只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风气浮躁的冰山一角。事实上，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特定的社会文明价值形态，有的是乃是全体国民社会实践的自发结果，如美国民众有其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根深蒂固的民主信条；而有的则更多体现政治权力的干预与引导。近百年来，尽管中国动荡不安，但当局从未间断在裂变时代的社会文明重建，只不过其中多以失败告终，甚至付出惨烈的代价。孙中山亲自改风易俗，蒋介石夫妇躬行“新生活运动”。此后，中共上台，文革中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度登峰造极。经此种种，社会文化其实在几经反复，不断摧毁重建。在胡温执政的时代，当局为填补改革开放社会剧变下的价值观“空洞”、实现成熟社会形态也做了一番努力。比如利用宣传平台的话语垄断掀起学习雷锋运动，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但是单纯的说教很难在社会上广泛奏效。
于是，在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肩负重新整合官方主流价值观的体制内媒体渐渐学会在全民躁狂的时代安静地审视判断舆论和真相，转向以事实说话平复群氓文化暴力。这是一场有意义的革新，预示中共不会再陶醉于隔靴搔痒的行政蛮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控制网络打击虚假自有其净化社会空气的积极意义，万不可一棍子打死，指责其钳制舆论打压异见。在之前的文章中称，无论从官方媒体还是中共自身，全社会实际上正在进行一种文化反思或者说文化革命。只不过这种文化革命不同于当年毛泽东的文革大革命，尽管中共最高层都是两次文化廓清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其一，二者发起的背景以及对象不同；当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是因为错误地评估敌对力量对社会主义挑战，至少是扭曲地认为，毛泽东自身的政治权威受到了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威胁；而当下的“新文革”则是顺应了社会需要----急剧转型造成的普通民众的思想混乱，躁狂风气泛滥成灾。从此角度说，社会文化（包括政治风气）才是“斗争”目标。
其二，在手段以及民众角色上二者的区别则更为明显：毛泽东时期的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极为激烈的暴力运动手段，群众的狂热被高层政治意志所激活并酿造了十年浩劫；而“新文革”则是以舆论平复已经狂热的社会神经，并进而净化整个社会文化体系，向现代成熟理智的公民社会方向进化。
总之，今非昔比，中国当下的社会形态包含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激烈磨合与互相适应调整。在此阶段，意识形态的剧烈分化乃至思想焦虑阻碍一个成熟的社会形态的形成。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位后提出“中国梦”的政治愿景即隐含了重新集纳和整合早已分裂的社会文化的勃勃雄心。习近平稍早前考察山东手抚儒家经典似乎绝非偶然。在外界看来，在历经新文化运动、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市场经济思潮的反复糅合后，中国社会也亟需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形态与国民个性，推动廓清风气并重树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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