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希望国企提升经济参与程度、希望国有领域规模更大，以解决中国面临的众多挑战，哪怕许多挑战源自国企（不平等、人口过剩和污染）。
八年前我曾在《金融时报》发表一篇文章，说到中国民营企业只能在国企阴影下存活。
电力等公用事业领域仍由国企主导。出于对民众负担能力和其他社会原因的考虑，国企并未按全价收费。
现在我的看法未变，但有一点与当年大不相同的是：过去八年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大大提高。
过去十年，中国80年代起实施了二十年的改革，在过去十年几乎悉数打回原形。
西方国家的普遍看法是中国国企腐败丛生、效率低下，而且在意识形态落后，因此面对民企的竞争必然节节败退，逐渐由民企占据上风。
但事实并非如此。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最近在《彭博简报》发表文章，把中国国企与民企的财务表现做了对比。他援引国家统计局资料，得出的数据不出所料：去年国企资产回报率（ROA ）仅为4.6%，远低于民企的12.4%。
但我认为，这些数据过于片面，并不正确。
国企的最大组成部分是银行。内地银行市值占股市总市值的近半，银行净利润也约占所有上市公司合共净利润的一半左右。其他上市或未上市的重要企业包括国有大型保险公司、石油企业和电信运营商。
中国银行的平均股本收益率（ROE）约为20%，是国际同行的两倍。保险公司总体表现良好，电信运营商享受超级特权。那么，国企的财务数据为何会比不上民企？当然，有人或许会说银行之所以能盈利，完全是因为政府实施利率管制。这样说没错，也很公正，但事实是国企ROE仍远高于民企。
拉迪用ROA比较国企与民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银行本身就是一门高负债的生意。究其本质，银行的ROA本就应该较低（约2%-3%）。我们不能用银行的ROA去与其他行业对比。 ROE才是适合用来比较的标准。
拉迪的方法还有另一个问题。每年内地都有成千上万民企破产或结业。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它们就不再被列入统计数据。所以说，只有生存下来的民企才有财务数据。可是，我们可从没听说过有国企被关闭。
竞争环境不公平
国企不仅受益于规模经济，也得益于范围经济。国企作为一个整体，就像一个巨大的联合企业，因为多元化、低成本借贷和政治优惠措施而受益良多。
国企与民企所处的竞争环境并不公平，整体上对民企不利。
而且，中国还有不少合资公司，令国企与民企间的界限变得模煳。
最后，国企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它们的存在与活动对整体经济和社会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
自由派评论人士对此可能并不认同，但国企成立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达到财务比率目标。
例如，国企在公用事业领域（电力、水、天然气和公交）占主导地位。出于对民众负担能力和其他社会原因的考虑，相关企业并未按全价收费，因此财务回报率就被拖低，但财务比率不能反映它们的运营效率。
国企提升经济参与度
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国企主导经济违背公众意愿。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中国公众希望国企提升经济参与程度、希望国有领域规模更大，以解决中国面临的众多挑战，哪怕许多挑战源自国企（不平等、人口过剩和污染）。
就连最近的中共三中全会也未提到民营行业，这点拉迪也承认。
官方数据显示，去年政府税收占GDP比例已达22.3%，比十年前的12%增长近一倍。这种情况差不多是前一个二十年经济自由化的大逆转。
但西方经济学家没有提到这个让他们不自在的事实。中国由国企主导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如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拥有定价权的行业，而民企则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打拼，如低端制造业、零售业、服务业及（部分）地产业。
情况显而易见：如果给过去十年民企与国企的竞赛打分，民企对国企为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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