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藏人通过自焚试图表达某些政治诉求不同，越来越多的自焚案例发生于中国底层人群之中。抗拆迁自焚、不满交警执法自焚等血淋淋的悲剧一再上演，当底层人群的生存权利遭遇死胡同，死给你看或者同归于尽成为这些人最后的呐喊。当前，中国政府在反腐、经济改革等统领大局领域捷报频传之际，如果忽视对个体悲剧的认知，那么对于这些人群境遇的同情恐引发更大范围的民怨沸腾，如果当局仍以简单个案处理试图维稳的做法无疑会欲盖弥彰，一旦民怨触发共振频率，因小失大的概率也将随之上升。
底层人群自焚频发
中国近日连续发生自焚事件。在福建省政和县，一位41岁的男性村民试图被推土机轧死，遭劝阻后，拿汽油泼身自焚身亡。家人称，其自焚原因或与征地有关。当地政府则表示，死亡原因系生活和精神压力大。据了解，死者余吉兴性格内向，目前陷于征地纠纷中，失业、经济困顿和负债，也是其压力来源。
另外一起自焚事件发生在河北唐山，一辆电动三轮车在唐山市一路口被执勤交警拦截，车主在与交警争执过程中，突然从车上拿出汽油瓶，将汽油洒在身上并迅速点燃，还抱住上前阻止的交警。火焰随后被其他交警和群众扑灭，两人因烧伤正在医院救治。当地警方称，受雇于快递公司的53岁车主郭某因非法上路多次被查，在车上存储汽油伺机发泄不满。
极端抗法事件在当前中国并不鲜见，此前发生的冀中星炸北京首都机场以及摊贩怒杀城管等案例都归于此类。这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遭遇制度封堵。可以想象，上述自焚的快递员今年53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承担家庭生计的年龄，生存压力可想而知。当交警试图没收其作为谋生工具的电动三轮车，也就意味着断了其糊口的途径，长时间挤压的情绪瞬间爆发，死给你看或者同归于尽成为这些底层人群发泄怨愤的选择，这最后一声呐喊包含了对境遇的极度无奈和对体制的强烈不满。
对底层境遇的心理“共振”或引发蝴蝶效应
曾经引发中东政局动荡的“阿拉伯之春”就源自一位突尼斯小贩的自焚。虽然不能简单的以此做类比，但“市井小事”引发的“政局动荡”，应该成为对于中共执政的启示。回到上两则新闻上来，当地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自焚系生活压力大以及因非法上路多次被查而发泄不满情绪。单纯客观强调当事人的动机而回避引发这种极端行为的深层原因，让本就情绪上头的民间舆论一边倒的倾向同情当事人转而痛斥制度之恶。如何处理极端暴力事件，一方面考验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与媒介智商，更重要的是能否以此为鉴，正视这背后存在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公平正义失衡、道德水准不断滑坡等等深层次问题，并切实拿出承诺与措施改善底层人群的生存空间，保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共振是物理学上的一个运用频率非常高的专业术语，是指一物理系统在特定频率下，比其他频率以更大的振幅做振动的情形；这些特定频率称之为共振频率。在共振频率下，很小的周期振动便可产生很大的振动，因为系统储存了动能。这种物理现象其实正在中国民间酝酿，一旦对底层群体境遇的同情引发更大范围的感同身受，民怨共振可能导致群体事件爆发的概率将大大上升。
管大事也需重小节
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正着力于对大事的管理，在反腐、经济改革等统领大局的领域可谓捷报频传。
但与《新闻联播》中宣扬的成绩相比，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来自底层的呐喊往往容易被政府忽略甚至作为简单的个案去处理。
有分析人士指出，自焚与自杀都是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来不是因单一的因素导致。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尤记此前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事件，在富士康媒体发言人在回应外界时，力图将死亡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死者个人和社会，对工人工作和生存状况闪烁其词。一些所谓的心理专家，居然拿整个社会的自杀率比富士康更高来为这家私人企业开脱。
当这十一个年轻人纵身一跃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身后存在着许多无形的推手，富士康里的这些年轻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帮他们卸掉这些负担，企业的责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会也有一份应尽的义务。
一个社会底层人的生存状况好不好，如何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政府的责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如何来保护，甚至是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如何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用它来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负面效应，这是很重要的。
正所谓“知政失者在草野”，假如执政者失去了对于草野小节的关注，假如执政者过于自信甚至自以为是，底层人自焚引发的蝴蝶效应，其实并不意外。国外小贩自焚引发政体翻船的现实，理应成为中国执政者及政治家们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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