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全体政治局常委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还是1994年，彼时正值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期，要确保农村稳定，才有了延续下来的会议。而本次会议，也正是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点，“七巨头”集体出席在强调粮食安全的同时更意在凸显农村在下一步改革中的关键作用，但新土改与此前社会乐观的预期相比却显得保守，是审慎推进还是惧怕利益集团误导改革方向？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悉数到场，是继1994年之后规格最高的一次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充分强调了农业在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关键地位：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事实上，虽然以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手段的农村改革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社会意义，但是自十八大抛出城镇化概念后，很多人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农村土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憧憬从城镇化带来的土地盛宴中攫取财富，并认为“新土改”将是中国继城市化带来的房地产盛宴之后的又一个暴富机会。但是，城市高涨的房价已经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高房价也从不同层面带来了广泛的民生问题，强拆等问题更是加剧了社会对立情绪。因而，在推进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最大程度上规避利益分配失衡和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团左右成为决定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
因此，在本次会议上，除了常规的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重要性外，更多把注意力放在了设定改革底限上，主要集中在确保粮食安全、重申土地属性、完善食品安全、确立农业方向和保障农民利益等问题上，从顶层设计上落实全面深化改革中“三农”问题的原则。这其中尤以重申“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为甚。
这实际上是给外界普遍寄予厚望的新土改盛宴套上了紧箍咒，旨在防止改革被简单的“土地财富效应”所误导。因为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存在着巨大的价差，而十八大提及的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推动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统一，让很多人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毕竟现今中国的房地产造富效应依然在持续。诚然，建设用地转让和集约使用是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中关键的一环，但是把目光过多聚焦于此，反而会把改革目光导向短期化，并有陷入既得利益集团掠夺农民利益的中国式“圈地运动”的危险，为长期发展埋下隐患，这显然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涵，必须扭转这种错误的导向才能保证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序推进，明确土改不涉及所有权就是第一步。如何用好土地依然是改革面临的关键环节，这不能用简单的经济学角度去衡量利益。单一的、完全以家庭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已经束缚了中国农村进一步的发展，规模农业是必然的发展方向，但也必须看到现代化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固然能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但因此可能造成大量离地农民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在考虑社会整体效益后，规模化生产带来的整体效益反而会被大幅抵消，根据中国发展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的推进才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不能过度强调规模农业的关键原因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分布没有做好对接劳动力进城的准备，大量农民涌入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在短期内不现实，规模适中的农业生产依然是缓冲就业的蓄水池。这也是为什么本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提出“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的根本原因，改革必须避免大跃进再现。
中国人对大跃进发展模式的危险可以说有着切身的体验，水要一口一口喝，饭要一口一口吃，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工业化将带动城镇的发展，而城镇的发展必然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农民绝对数量的降低倒逼农业经营生产的现代化。因而谁来种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农民数量与农民素质成反向变化，最终完成会议中提及的由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换。任何一个环节的拔苗助长，都有可能导致整个升级路径被破坏。而把眼光过度集中于土地的短期利益，盲目城镇化和耕地过快集中都将带来民生上的灾难，城镇演变为贫民窟并不是危言耸听。
因此，从目前看，在土地所有权的明确和重申并不应该理解为新土改趋于保守，设置改革底限恰恰给下一步的改革探索拓展了想想的空间。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上海自贸区批准设立后，负面清单制度开始正式登陆中国行政管理体系，虽然没有正式在更广的范围展开，但是其核心理念却经常在改革政策中隐现，为新土改设置底限也正是这种行政管理思维的体现。
农村土地改革社会风险重重，改革要在不动摇中国社会基础的前提下进行，最大的风险恰恰在于潜在的农民利益被操纵和掠夺，避免这一点是改革最起码的底限，因而在此问题上强调所有权和家庭承包主题地位，本质上是为改革列出了负面清单，在此之外，各地可以充分发挥改革活力，探索改革方式和方向，与传统的面面俱到的政策相比，反而是大幅提升了的改革自由度，便于因地制宜的推进土地改革、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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