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一次对香港特首赴京述职给了香港人一个有悖于往常习惯的印象。从他和李克强分别与特首会面后所传达的信息，还有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与梁振英会面之后，主动向传媒表示今后会要求特首的汇报不要多讲成绩，而是要“找到不足”的表现，梁振英应该确实感受到中央要求其改善香港管治的压力。香港媒体对此做了突出报道，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个别政客也并不例外，他们都尝试对此进行解读。然而，这些解读只是再次证明中港之间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差距巨大，它构成中港之间矛盾和香港内部政治混乱的核心缘由。如果要香港问题得到解决，必须敢于面对现实，而不是如鸵鸟一般，将头埋在沙堆里，这样的批评对香港和北京都同样适用。
不少人说中国官场有个陋习，就是报喜不报忧。其实，任何不负责任的官员都习惯报喜不报忧，不论是做汇报的还是听汇报的。这同什么地方的官场没有关系。习近平上任之后对一系列官僚恶习发动改革，已经让内地官员警觉。大陆官场的风气已然“处处闻啼鸟”，而梁振英与香港的政客们却还沉醉在“春眠不觉晓”的自恋中。他们以为“一国两制”就是为己所用，遇到麻烦只要用“一国两制”作挡箭牌就可以蒙混过关。从香港政客对最近一系列事件的反应看来，这样的心理还普遍存在于香港的政治圈内。
经过这次事件，或许我们能清晰看到存在于香港普遍认识中的两个迷茫。
首先，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认识确实肤浅。认为只要香港不出什么大事，国家就会“少管闲事”，因为内地的问题已经够多了。这种观点的背后有一种认知，认为中共对香港是一种“马基雅维利思维”，注重的是政治功利，只要香港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万事大吉，其它事根本不想管，也不用管,“两制”嘛！就是这样的观点误导了香港。甚至舆论认为政改的目的只是要保证将中央不喜欢的人拒之门外，而不是为香港寻找最佳的管治制度。这种认识曾经被过往的江式、胡式、廖式的“一国两制”实践所巩固，他们被认为不是撒手不管、用人为亲，就是敌我分明，只对自己人言听计从。结果回归后的三任政府各有缺点：董建华的有为但糊涂、曾荫权的无为又无能、梁振英的傲慢与偏见。
在回归之后的十六年，香港经历了大起大落，中港关系更是在这段时期沦为重灾区。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香港市民对自己承受转变的能力预期过高，对香港回归后要面对的挑战准备不足。在这期间，中国发展速度惊人，香港反而是稳步衰退。但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问题的根源是香港经济基础单薄，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社会沉醉于一股浮躁和傲慢的气氛中，无法正视自身不足，结果是只懂得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种态度又如何可能将问题解决。香港的问题与中央政府无关，也并非因为香港不是民主选举制度。问题根源是社会缺乏方向，难以凝聚共识，加上政客们倒行逆施，缺乏良好领导力，更从根本上缺乏领导者所需要的视野和洞见，这样的香港又如何可能大步向前？
事实上，习近平想要回归的是邓式“一国两制”的初衷。或许我们已经忘记了它的特色，那就是“实事求是”，既有原则也具备灵活性。当年邓小平对英国的态度就是坚守民族原则、毫不动摇，1997的红线一寸也不能过；但在一国两制之下，马可照跑、舞可照跳，五十年不变。当年只有邓小平的权威和深思熟虑才能够做出这样有创意的决策。这一切的出发点都在于对香港负责，为香港好。那么今天的习近平，在过去一年中于国内管治上努力重建责任感的他，为什么就不能够秉承邓小平方针，本着对香港负责，为香港好的原则对特首进行批评，甚至训斥他在管治方面的缺失。这难道不是在反映香港民意，难道是违背《基本法》吗。
陈方安生认为这种做法有损特首尊严，那么是否她才有批评特首的“特权”，才是“两制”？这完全是逻辑不通、颠倒是非。陈方安生对“尊严”的理解与她的民主口号显然是矛盾的。难怪当年民主派元老司徒华指责她是“忽然民主”，因为在她的血液里至今还留存着殖民地买办的基因。
香港特区政府是根据中央“一国两制”方针行使权力，前提是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管辖地区。中央政府根据宪法制定政策，《基本法》是对香港表述庄严政治承诺的法律文本。其中已经考虑到香港开埠一百多年的历史，以及香港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意识形态。特首是香港的行政首长，他根据《基本法》对香港进行管治。中央政府根据宪法级别的法律文件对特区政府提出要求无可厚非。在关注香港民意的基础上中央政府表达对梁振英的不满，要求他“查找不足”更是自然，是负责任的行为；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是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中央对香港保持繁荣稳定有所要求，实属份内之事。
中央提出的要求也凸显了一个政治现实，即使前几任国家领导人没有对香港表达积极的关注，抑或曾经以消极态度处理香港事务，都依然没改变中国对香港拥有权力的事实。假设习近平对香港的管治模式确实与前任有差异，以更积极的态度根据《基本法》处理香港议题，这是否就违背了“一国两制”？或许有人会这样“感觉”，但不曾使用权力不等于丧失或放弃这些权力。建制派的田北辰认为，习近平对梁振英的态度是中国政府转为更重视“一国”，因此是对曾经强调“两制”的历史有所改变。这是典型的政治幼稚：将“一国两制”当作“一国”+“两制”来理解，认为可以二中选一、轮番使用，体现了对“一国两制”的最大误解和歪曲。从建制派田北辰和民主派陈方安生的反应看来，他们的幼稚和偏见都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缺乏认识，只会自说自话。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指手画脚，香港政治焉得安宁？！
再来看香港的第二个迷茫。
香港今天的政治文化有其历史原因，在殖民地时期发生过的经济奇迹,加上港人早期对内地依赖香港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印象，都让香港对内地有着极大的优越感，这或许可以解释港人对内地自大和傲慢的缘由。但时至今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香港民主政治扭曲发展，民粹政治生态逐渐成为香港主流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就好像是为建制派政客量身订造，政治免费午餐成为这些人的专利，只能够在他们内部分派。这种制度的特色是“朝中有人好说话”。各路人马如果要在香港从政，他们必须知道如何与北京官员“搞好关系”。这让香港社会形成一种不讨好北京就无法在香港参政的消极认知。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以为在香港获得政治权力就要紧跟北京的立场，不管它是否正确，或者是否真是中央的意见。“北京的话”一律被视作“谕旨”，“假传圣旨”的荒唐事件竟在香港屡见不鲜。当然，北京各部委派驻香港的“钦差大臣”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导致香港舆论与思想混乱的一个主要根源。面对这种乱象，有主见和能力的人就会不屑从政，那些对政治具有“奇思妙想”的政客才会乐在其中。
另一方面，香港的民主派因为“六四事件”与中共划清界线。中共后来更认为他们要颠覆国家，甚至指责民主派是外国势力的代言人，两者关系持续恶化。其间，不乏有人蓄意挑拨离间，令民主派在回归之后一直面对政治打压。他们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回乡证被没收，商界的各种政治捐献自动消失，民主派的政治活动被迫走上街头，不管是募捐还是示威。这种困局让一股愈发激进的泛民力量在过去几年急速冒升。令人扼腕的是年青人对这种激进观点颇为认同。我们无法知道这是因为对政治的不满，还是有着民生状况恶化的原因，但两者的汇合不可能对香港有任何积极意义。
两极分化是今天香港政治的客观现实，更为凸显的是一股“抗中拒中”的“本土化”浪潮正在形成。
“本土化”是一个地方文化自觉成熟的象征，本身是积极和进步的；但如果“本土化”成为排外的，而且是对中国主体文化的否定就是一种逃避，是对时代变化的扭曲反应。对此管理不好，香港将百害而无一利。如果香港不能够同时消除建制派的免费午餐文化和改变民主派的激进化走向，让以“本土化”之名的民粹政治受到抑制，香港的大部分政治问题仍无从解决。“本土化”的激进思潮只会恶化，建制派更会唯我独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乱象难以根除。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擒贼先擒王”，也就是不能用“先易后难”的方式，要从最重要的政治层面和制度层面让中央与民主派消除以往的误会和恩怨，让免费午餐成为绝响，孤立激进力量并予以严厉打击。对中共来说就是要以专业的思维和开放的胸怀公平制定香港事务决策新机制，使中央不会被香港内部政治所羁绊。只有将建制派和民主派放到同一个平台上，将精力集中到社会和经济议题，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准臆断中港两地的是与非，香港的政治环境才能清朗。
中央方面必须承认香港问题的根源也有来自中南海的原因。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有两个用意：一方面他要让香港人放心；另一方面他要北京的决策者认识到香港回归的政治意义，防止用传统的执政思维来处理香港事务。这除了对台湾有启示意义，还因为香港经验对国内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改革都有研究价值，香港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在这种思路下，如果对香港撒手不管是对“一国两制”的消极认识；对香港过多干预又违背《基本法》。其巧妙之处正是要体现“一国两制”的总体综合作用。关键是如何以宽容的心态来面对发生在香港的，各种与国内政治文化有着显著差别甚至冲突的实践。动不动将个别问题上纲上线，以意识形态作裁判，甚至与不同政见者断绝沟通都是违反“一国两制”精神的行为。取消回乡证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愚蠢行政，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更是政治公关的败笔，只会凸显霸道，让人们有机会将各种问题和责任推到中共身上。
香港的政治团体，特别是民主派，应该深刻反思自己存在的目的，将自己的政治信仰和香港人的福祉平衡好；认清香港的政治现实，也认识中共的政治文化，懂得强硬手段往往适得其反；要学会政治上的从善如流、以柔克刚。如果将中共对港施政假想为“马基雅维利思维”，认为中央只注重牢牢掌握权力，不惜牺牲港人利益，就只会让自己错误理解中共的真正意图，低估它的实力与智慧。历史经验证明，强硬手段无法迫使中共就范，这是下下策。试想，连欧美政府都无法成功的方法，特区的一股政治力量就认为自己可以做到就太不自量力。民主派的绝大多数，特别是民主党，都曾经积极支持香港回归，也是当年反殖民地统治的核心群体。他们真心诚意希望香港得到发展，只不过他们的政治信仰与中共有差距。然而，中共希望香港繁荣稳定这一点不应该被怀疑，用阴谋论理解中央对港政策只会让民主派找不到方向，不断原地踏步。而彼此建立互信的前提是民主派必须改变对中共的偏见，不要怕让步吃亏。中共则应该区别对待民主派的不同群体，将他们全部推向敌对阵营是大错特错。双方都应该以促进香港人福祉为最高纲领，以诚恳和开放的态度去认识自己与对方的政治差异。民主派须“无欲则刚”，中共亦须“有容乃大”，以此推动与对方的政治谈判才是香港之福。
对于一向标榜“紧跟”中央的建制派，习近平的施政理念会让他们很难继续享用免费午餐。建制派本来就是一个杂乱的群体，各种利益纠结。从纯粹强抢豪夺的乡事派，到企图窃取利益的公务员官僚体系，以至利用统战骗吃骗喝的大商家，都使有一腔热情但缺乏政治智慧的民建联和工联会成为政治点缀。这种局面不是中联办和各路“钦差大臣”那种蜻蜓点水式的了解可以明白的。同样，中共如果不对建制派内部各个派系清楚划分，就难以根本上分清敌我，只会被各种矛盾和斗争牵着鼻子走。中共应该抱着彻底整顿香港各派系格局的心态，打破建制和泛民的僵化分类，而是根据社会民生立场划分香港的政治界线，让香港的政治议题复归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而不是只揪着政制改革和中港关系不放。唯有如此，香港才有机会摆脱政治空耗，香港才能够扮演好“一国两制”的角色。
香港的政治有两个“老板”，一个是香港的人民，另一个是中央政府，这是政治现实，也是法理所依。如果有些人硬要摆脱《基本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只会消耗自己的政治本钱，得不到任何回报。在政制讨论中，这更是必然的结局。试想，让政制原地踏步好还是一步一步向前走好？答案不言而喻。反思当年民主党和中联办达成的妥协就是积极的作为，也证明了民主党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中共的诚意结合可以双赢。“一国两制”是成功和伟大的概念，要借助其实践来巩固这个概念就需要政治家的睿智和勇气。这对中央政府、香港市民和真心为香港发展的政治家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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