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3年，是一个充满转折意味的年份。在这一年，很多在过去几年已经被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都开始有了转变。一如金融领域，过去数年一直秉持较为宽松货币政策的央行，却在2013年攥紧了印钞机，使得银行业突遭“紧缩”之痛。与之类似，当大小政府官员对于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不以为然之时，不承想十八大之后颁布的“八项规定”落实力度会如此之大。
整个2013年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纪委等中央部门至少出台了14部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规定，涵盖了他们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悉，自2013年3月起，中纪委已先后4次对32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此外，已经查处两万余名“顶风犯案”的干部，这其中也不乏付晓光这样的副省级干部。的确，政府是改革最大的变量，故而，当改革仅仅是进入前奏阶段，公务员们就能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到“变化”的来临。对此，有官员表示，随着中央关于生活作风的规定越来越细，公务员将越来越不好当。
有人用“官不聊生”来形容2013年中央整顿吏治的行动，这固然有选择性忽略“矿泉水瓶装茅台”现象的嫌疑，但至少在一个趋势上，公务员在职业准则和道德规范上所面临的压力，的确是越来越重了。很多时候，趋势本身比现状更加具有说服力，不可否认，以今天公务员群体所享受的普遍待遇来看，对于体制外人们依然具有强烈的诱惑力。但假如依照2013年的趋势继续发展，那么求职人群对于公务员的期待就会走低，而这也将在客观上证明了“官不聊生”存在的可能性。
当然，就现阶段而言，“官不聊生”只是一种基于“民不聊生”的调侃而已，在政府掌握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今天，企求“官不聊生”的想法只能说明言说者并未介入现实。理性而言，通过设定监督机制，明确公权力的范围和行使边界，即通常说的“把权力关进笼子”，才是真正可以争取的目标。
进一步言之，假如“把权力关进笼子”本身是一个有意义的目标，也是中央整顿吏治的初衷，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目前的整顿吏治行动是否能够持续行之有效呢？对此，公众的反应不免充斥疑惑。但正如北理工法学教授胡星斗给出的分析：“在目前法治不健全、也没有完善的民主监督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整顿吏治的魄力，官场则会一派萎靡，腐败成风。”所以，在法治不健全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背景，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情况下，以“下发文件”的方式规范官员的生活作风，是符合改革的现实逻辑的。
符合现实逻辑当然不意味着就要远离改革的最终目标。如何将行政动员式的整顿吏治之举，引向常规性的法治监督局面，始终是一个改革者和改革的关注者们所共同关注的议题。因此，依然要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力监督固然十分地奏效，但自下而上的广泛监督才能真正地持之以恒。向官员施加压力，给民众监督空间，并以法律的形式定格这样的权利，才是顶层改革最终应形成的方向。
毫无疑问，如2013年这般大规模的反腐举动，必然能够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与信任。直白地说，反腐既是一种目的，也可能是一种手段，但根本上，应该作为目的存在。反腐能够迅速聚拢流失的社会信任，但反腐的最终目的是要营造一个政治清明、权力有序，即无腐可反的局面。在改革的前奏阶段，回收行政权力，聚拢社会信任，都是启动改革，为改革成功保驾护航的必要之举。但总体上而言，整顿吏治需要逐步地过渡到依法行政，通过设计制度化的监督手段，最终将权力牢牢关进笼子。而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充满耐心且对任何微小进步都感到欢欣鼓舞的中国民众，一定会给改革以充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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