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的经典著作《论自由》，对共同体中公民所享有的自由，做出了扎实、有力、全面、系统的论述。他认为自由限制了政府和社会权力的边界，惟有出于免受伤害的目的，才能对个体自由予以干涉。个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才必须对社会负责，在仅仅关涉自己的部分，他拥有绝对的独立。因此，每个人思想、意志、良心、品味、志趣，无分贤愚高下，都可以自我作主。他还特别论证了意见自由的必要性：我们并不一贯正确，即使公认的意见全是真理，也应该经过认真有力的挑战。他也注意到个人自愿联合结社这一自由的意义，它是抵抗暴政、免于奴役的重要保障。
可见，密尔非常强调个性的、多样化的生活，他认为只有这样，人类的理性和活力，才可能生长起来。他害怕真理沦为僵死的信条，常识变成不加反思的偏见。有意思的是，他所致力于捍卫的自由这一重大的真理和常识，恰好也遭遇了同时代的一位法学家的猛烈批判。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这位密尔早期哲学的追随者，在密尔《论自由》面世将近十年后，根据自己的经历，经过深入的思考，认为密尔已经背叛了英国保守自由原则的传统，其对自由的论证简单肤浅，漏洞百出，于是专门写下了《自由、平等、博爱》一书，对密尔的自由观及其平等与博爱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驳斥。
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斯蒂芬在书中讲述的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有人在山里迷路，进入一间茅屋，里面全是被施过魔法的武士，他们躺在地上，全副武装，战马立在身旁。一块石头上放着一把剑和一支号角，这位不速之客被告知，若想率领这支军队，他必须对这两件东西做出选择。他选择了号角并吹响它，武士和战马立即消失在旋风之中，不速之客两手空空，回到凡人生活，他身后的风中传来声音：‘那个天生的胆小鬼真操蛋，他没有拿起剑，就吹响了号。’”斯蒂芬的结论是，谁都没有权利吹响号角发出战斗号令，除非他首先拿起剑，知道如何自保和显威。
这就是斯蒂芬秉持的政治哲学。在他看来，自由、个性、宽容等词汇，听上去很美，似乎只要给予自由，人类就能奔向美好光明的前程。但它们不过是在鼓吹一种“人性教”而已，是一些空泛而无法落实的心愿。因此，有必要从现实和经验的角度正本清源，而不要自欺欺人无所作为。要研究自由的可能，就必须先了解自由之不可能的缘由。
斯蒂芬由此阐明了他的核心看法：“权力先于自由----自由从本质上说依赖于权力”，这是基于他对人性结构的深刻体察。斯蒂芬认为，密尔对人性的评价过高和过于乐观，有悖于众所周知的道德体系，不要以为只要有自由、有个性，人的创造性就能充分激发出来。恰恰相反，过度的自由往往带来人的平庸，多样性不一定是好事，怪癖往往是卑贱而非坚强的标志。“习惯性的努力才是人格最强烈的兴奋剂，这样那样的限制和强制才是对努力最大的激励因素。”“充满危险、起伏和不测事件的生活，才是能够培养首创性和智谋的生活。”没有痛苦和艰辛的努力，幸福不会从天而降。
斯蒂芬还认为人性是软弱的，就像加尔文说的，当人面对善恶时，欲望引导他选择恶，这是“可悲的奴役”“所有的人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时候是既软弱又恶劣的，他们做不该做的坏事，躲避本应追求的好事。”所以，除了自我防卫、免于受害的目的之外，为了给全社会带来好处，为了对被干预者有益，通过引起恐惧而影响别人的行为同样具有正当性。事实上，“全部道德和全部现有的宗教都在致力于影响人类的行为，它们只诉诸希望或恐惧，并且诉诸恐惧要比诉诸希望普遍得多、明显得多。”无论法律惩罚、道德惩罚、信仰惩罚、良心惩罚，都是如此，以不宽容对待罪恶，谁也没有资格说它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
进而言之，“理智一露面，麻烦自然除”的说法没有丝毫道理。“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的不当行为有多少应归因于无知，又有多少应归因于乖戾和软弱？在一万个酒鬼中间，可曾有一个人真诚地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在证明酗酒乃明智之事的自由讨论之后，才这样做的？”无论社会是文明还是野蛮，我们的大多数成果都只能归功于强制。斯蒂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民主政治游戏的洞察：“讨论充其量只起着动员作用，它或许能促使强者运用他们的力量”“议会制不过是强制的一种温和的、经过伪装的形式”“少数派作出让步，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错了，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少数”；即使掌权者往往是开明的人，也只是说明知识是权力的高级形态。
自由的局限还因为人类的偏狭和固执。平等自由的讨论不一定能改善人类的处境，“由人类的天性决定，不管我们采用哪一种善恶学说，世上总是存在着大量的坏人和无所用心的人，他们故意做他们不应该做的事，却把他们当做之事置于脑后。男女女中有自私自利、感情用事、轻率、懒惰的人，有人云亦云、陷于琐碎的日常事务不能自拔的人，先想想这些人占了多大比例，再去考虑最自由的讨论能把他们提高多少吧！”
斯蒂芬因而甚至绝然地论断说：“哪怕给他们天大的自由，也不能让他们有分毫的改进。”“无以计数的大多数人，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形成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能吸引他们，是因为投他们的脾气，符合他们的愿望，而不是因为他们一向有证据的担保，能够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自由不仅与真理探索相关，而且与政治安全相关。自由的这种政治性决定了对自由进行限制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基督徒斯蒂芬在这里举出了《圣经》中的例子：“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彼拉多做得对不对呢？我的回答是：彼拉多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巴勒斯坦的和平，他要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做出最佳判断，并在做出判断后按此行事。因此，只要他真诚地相信----并且有合理依据----自己的的举措对维护巴勒斯坦的和平是必须的，那么他就是对的。承担犯错误的风险是他的职责。”
压制一种意见，可以因为其中包含的谬误，但也可能恰好是因为其是正确的才压制它----在政治领域，真话充满危险：亨利八世压制清教徒，不是因为他假定自己是无谬的，而是基于宗教论战会引发内战的担忧。这是英国贵族斯蒂芬举出的另一个例子。
以上列举了斯蒂芬反对密尔式的温情自由观的数种理由。现在的问题是：斯蒂芬是反对自由本身吗？事实恐怕相反。他声明，自己并不是“奴隶制、等级制和仇恨”的鼓吹者。该书的编辑者沃纳也指出，斯蒂芬的政治哲学，到底是理解为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是充满疑问的。那么，斯蒂芬为什么还要对密尔进行如此严厉的批判呢？我想他本人给出的答案是某种双重必要性。
一方面，斯蒂芬认为，“自由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就像火这个东西好不好一样，在我看来都不是合理的问题。它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这要依地点、时间和环境而定。”这说明，斯蒂芬真正反对的，就是把自由提到至高无上的神坛，而无顾其在具体语境下展现的可能性和深度。前面概括的各种反对自由的理由，都是以此为基点的。斯蒂芬对此有一个整体的回应，他说：“讨论自由，其实就是讨论与它对立的因素。用这样的讨论去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就像通过探索黑暗和寒冷去发现光和热的性质一样。”
为了限制自由，需要优先考虑人性的自利、盲目甚至邪恶，需要优先考虑权力的运作机制本身。这就是斯蒂芬所言的第一重的必要性。在这里，他承继的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政治哲学传统，这一传统的当代继承人是福柯。权力和自由都得去道德化，才能认清其中的真相。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停留在这一必要性上，以为权力及其对自由的压制就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我们总喜欢在宫廷斗争的意义上、在丛林法则的意义上、在有权就是老大的意义上解读斯蒂芬，也这样来解读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却遗忘了他们更为关切的出发点和目的。
斯蒂芬既然反对自由成为邪恶装潢的可能，他显然会更加反对权力被异化滥用的可能。这有什么好疑问的呢？他用再明白不过的话语提醒道：“只要有人大肆张扬自由，我们就可以确信，也总会有人大肆反对自由，他们热衷于考虑自由名下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缺陷。这些人在为权力的行为唱赞歌之前，应该扪心自问相反的问题：谁被授予做什么的权力，通过什么手段？或者，如果用来咱们的词是‘秩序’和‘社会’，他们也应该问一下，他们赞扬的是哪一种秩序和社会？”
的确，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另一方面，斯蒂芬的第二重必要性。人们崇拜自由，但人们更容易崇拜权力。人类的悲剧不仅在于自由的放任，更在于权力的放肆。斯蒂芬对此洞若观火，他说：“为权力指明正道，是政治论说的首要目标。”他具体例证说强制虽有必要，但强制在以下情况是有害的，一是强制的目的时有害的；二是强制的目的是正确的，使用强制手段不适合达到目的；三是强制的目的正确，手段也适合，但付出的代价太高。
正因如此，这位先前同情理解彼拉多的作者，现在却指责奥勒留等迫害基督徒的行为。其实两者并不矛盾。斯蒂芬认为，罗马皇帝和奥勒留之所以错了，是因为它们的做法失之残忍和简陋，他们的迫害足以激发他们的对手，使对方获得一连串道德胜利，却不足以镇压和根除他们。其次，他们没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当时基督教已经深入人心，他们的傲慢和坏脾气妨碍了他们找出它的根源所在。“罗马帝国对整个宗教问题的麻木不仁----这来自它过多的财富和权力----才是它真正应该受到指责的地方。”
是的，罗马当权者的悲剧，就是权力傲慢的悲剧。我想这正是今天的我们最需要重视的教训。权力之所以可以限制自由，这种限制之所以对权力和自由都不至于造成危险和伤害，恰好是因为权力从头到尾都在尊重和敬畏自由，而不是以无视和傲慢的心态来践踏自由。任何不适当的权力，如果任性而不节制，不仅是在斯蒂芬所言的家庭爱情友谊领域，都会“像试图用钳子从眼球夹出人的睫毛一样，这会把眼球拽出来，但绝对得不到睫毛”。
斯蒂芬不天真幼稚，粉饰太平，也不醉心权势，同流合污，他说，“好人和坏人、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的品质是不同的，而且他们确实是相互对抗的。他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本质性的、永恒的冲突。”这是基督教的现实主义。他选择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折中平衡的健康状态，既不将冲突绝对化，也不试图把冲突彻底灭绝。我想以下这段话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铭记玩味：
“有无数的差异显然增加了生活的乐趣，没有它们，人生会变得单调乏味，让人不堪忍受。此外，有一些差异，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不经冲突而得到解决，还有一种真正的差异，相关的冲突与其说是善恶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善的不同形式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心胸狭窄的狂热分子以外，人们唯一需要的是寻找机会，以平和的心态去检验自己的力量和技巧。卑鄙下贱、懦弱胆怯的性格的最可靠标志，就是在参与争论时，不能以公正、平和、仁慈、友善的态度对待对手，缺乏欣然接受公平的失败并充分利用它的决心。英国人的特殊品质，他们足以弥补许多恶行的美德，就是我们在实践中普遍承认这一条伟大的真理。”
自由是什么？自由就在于这种尊重公平竞争，但又坦然接受失败的状态。自由一种美妙的权衡，是分寸感、敬畏心、情感、利益、代价等的综合考量。它是实用主义的，因为要解决生活中具体遇到的难题，它又是原则主义的，因为它相信如果问题要解决得好，就必须有一些更为长久的眼光、判断和追求。
斯蒂芬为此给出了精辟的总结：“人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受制于也应当受制于一套原则，而不是受制于杂乱无章的世间万象。”“在人生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我们都要经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适当的谨慎通常会使我们有正确的作为，这种过程也会面对一些终极问题，逻辑、分析、经验以及各种思想方法都无法帮助我们，但它们的价值取决于我们给出的答案的价值。”
我极大地受益于斯蒂芬的这本书。读完这本书，我反而更加确信：密尔的真知灼见，历史经验证明并不是空泛的自由理想；斯蒂芬的深刻体察，如果执于其现实残酷的一端，反而可能导向绝望虚无。只有把斯蒂芬对自由的批判与密尔对自由的正面阐述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了解自由的全貌，才能以务实的姿态、进取的心态，去为自由而争取和付出，这就是自由过程的意义所在。无论我们生活在多么糟糕的土壤里，都应该相信斯蒂芬的话：“社会现状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由单独哪一方决定的，当然也不是进步力量本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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