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上,曾经有一位将军,回师北伐,南昌起义,建立根据地,率部长征,抗日救国,解放战争。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都有他指挥若定的身影。但是人们口耳相传最广的,却是关于他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他就是贺龙,中共开国十大元帅之一。他一生戎马倥偬、战功卓著,而晚年却在文革中受尽迫害,凄惶窘迫,甚至到他去世的时候都秘不示人,以化名王觉,草草火化。2009年贺龙女儿贺晓明面对媒体道出父亲文革遇害真相。图为1947年,贺龙与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贺晓明在一起。

贺晓明回忆道,父亲贺龙参加这个中华革命党是1916年,那个是孙中山,孙中山先生创建的这个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后来的国民党是这么一个顺序。所以呢,在没有共产党之前,我父亲加入的是中华革命党,他那个两把菜刀起义,当时的原因就很朴素,受压迫就要反抗。图为1964年,贺龙与女儿小明在游泳。

父亲的性格其实很细,非常,就是别人就说老说他这个人是不是很粗啊,老说粗口啊,其实不是的。因为他呢,不愿意正式归属于谁,他从来不愿意,就说他加入共产党以后,他真是一心一意的听党的话了,在这个之前他没有这种事,他没有这种事。他番号很多,大家也知道,不是一心一意。图为1951年,贺龙全家在重庆。

1926年,贺龙接受广州政府命令,率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参与北伐,连克数城,队伍愈发壮大。贺龙本人也因为他的进步和民主的倾向,成为了共产党人争取的对象,当时负责这个工作的人叫周逸群。周逸群来了以后,我爸爸非常高兴,哎呀这是他选择的那个方向。然后周逸群到了第三天,我爸爸就正式向他提出来,我要加入共产党。图为1939年,贺龙与心爱的战马。

1927年春,在北伐军向河南胜利进军的过程中,南京和武汉两方面的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反共潮流正在发展,许多北伐军的将领,已经在他们管辖的部队和区域中进行“清共”。在这种情势下,贺龙表示,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继续工作。1927年7月初,贺龙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图为1938年10月,贺龙在延安机场,左起:关向应、萧克、罗荣桓、滕代远、邓小平、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徐海东。

所以在这时候,你说我爸爸,我爸爸当时的路是很多的,不是说就有一条路,就你去参加南昌起义是你的选择,他可以坐山观虎斗。因为我不是属于共产党的这个正规军队,对吧,而且我是这个兵强马壮,我那时候是一个这个战功累累的一个将军,谁都来找我。你说汪精卫找他,蒋介石也找他,各派势力都来找他,他是处于那么一种状态,应该是说他这辈子属于一个小高峰,小高峰的时候。图为1949年,贺龙在庆祝“八一”建军节上讲话。

贺龙的坚决态度,使在九江的几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进而决定贺龙率第二十军,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1927年7月28日以前集中到南昌,在南昌举行暴动。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之后,随即成立由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7月31日贺龙列席了前委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的会议,决定8月1日起义,口令是山河一统。图为贺龙在晋察冀前线接见记者。

周恩来他们来了以后,就觉得他是非常可靠的,为什么南昌起义为什么一个是吸收他参加,一个是任命他为总指挥,起义军总指挥,叶挺是前敌总指挥。这就是因为根据他的态度,他出身也是贫苦的,当时我说我把张国焘的书翻出来看,张国焘那时候他们有几个人还在议论,说他是土匪,他要参加中共跟你干,你要不同意他干的话,他反水,要翻脸就麻烦,他是这个态度,张国焘。周总理他不是这个态度,所以到吸收他入党,都是周总理在这讲话。周总理主张就是要把他,不是应付他,不是说安抚他的意思。图为1948年9月,与邓小平、聂荣臻、蔡树藩合影。

贺晓明回忆说,父亲对发展体育运动的支持,其实不只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时,早在战争时期,贺龙对体育就有着和大多数人不同的理解。他太懂锻炼身体的需要了,你说他就说过去的体育,过去的体育是为战争服务。你锻炼这个刺杀,军事训练和身体锻炼,他从来都分得很清楚,那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图为1948年,贺龙与儿子贺鹏飞、女儿贺晓明在一起。

有一次在先农坛北京市体委,那个体育场看打篮球,那个篮球呢,是八一队不知道是和哪个队打,荣主任也在场,也在看。那球没大好,打得个乱七八糟的。而且八一队后来急了嘛,开始有点小动作,踩个脚啊,揪个裤子,什么都来了,就是很不像样。图为1959年5月,贺龙与毛泽东、刘少奇等同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合影。

在女儿贺晓明的回忆里,父亲贺龙是一个恬静、安详的老人,革命工作多年,虽是位高权重,却仍然朴实如初。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贺龙的晚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那场,令人们至今胆寒的十年动荡岁月。图为贺龙之女贺晓明。

1965年12月,贺龙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本以为是讨论战备问题,到了会场,他才知道,要解决与他公事多年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的问题。图为北伐时期的贺龙。

贺晓明回忆说,就是在文革之前,有个上海会议。在那个上海会议上呢,当年叫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罗瑞卿有什么问题呀?罗瑞卿不是平反了嘛,平反了嘛。都是被诬陷和诬告了。还是叶群跑到杭州去找主席,哇啦、哇啦讲了五六个小时吧,都是讲罗瑞卿这么啦,这么着、这么着。所以毛主席就说,那上海开个会吧。所以呢,我爸爸和这个会的精神是对立了,对立了。图为贺龙与邓小平、周恩来参加学生活动。

上海会议7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贺龙也多次对人表示,不相信罗瑞卿有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父亲就因为这个老要表态,你对罗瑞卿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怎么。老要表态,所以他很烦。那个会议开得还是比较高压的,也不痛快。开完会以后,血压高。血压高呢,总理说,那你就去休息吧。父亲就到广州了。图为1964年8月,贺龙与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观看工程兵某部比武表演。

从广州以后,他就到渡口,到三线去。他看,他管国防工程建设,他就去那去了,所以在他的照片里,有一张照片,就是在渡口,有一个建设的有一个沙盘,他那两个手这么扶着在那个沙盘上。我看那个属于最后一次微笑。图为1965年10月,贺龙与叶剑英在广州看望“八六”海战中负伤的轮机兵麦贤德。

贺龙考察三线建设,回京后不久,十年浩劫开始了,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横空出世。打倒“彭罗陆杨”的调幅四处飞扬。

父亲愿意工作,父亲不愿意搞那些事情。所以这个回到北京以后,这个文革的那个节奏和那个气氛,就越来越足。越来越足,我认为他是越来越跟不上形势。那个形势是属于一个不正常的形势,他跟不上。所以他第一次跟不上,就是刘少奇,少奇主席。图为贺龙与陈毅等观看火炮伪装。

当时就是党内的另一个司令部,而且呢,还弄出来,这些造反派,还弄出来百丑图,就把这个中央一级的干部群体,都全部丑化。他对这个非常反感。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问题,贺晓明记得当时在家里,贺龙曾经和其他几个老同志一起,议论应当如何约束造反派的行动。贺龙提出,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图为毛泽东为贺龙颁发元帅命令状。

他在家里,那时候中央在开会吧,有王任重,还有李井泉,还有他。他们三个人都在说这个情况,三个人说完以后呢,说我们这个还是要向中央要反映一下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嘛。党内、党外要有区别的,这样不太好。然后呢,我爸爸那时候就让我妈妈到人民大会堂,总理在那办公,就向总理去反映他们的这个意见。图为1964年,在杨勇司令员陪同下视察北京军区某部参谋作业。

那时候我妈妈是我爸爸那个办公室主任。所以她就按照他们三个人,就是我刚才上面说的那个情况,就向总理汇报了。总理也很认真,在那个本子上把这些意见都记下来了,而且还反复问我妈妈,订正说,贺老总是这个意见吗?说是啊,说这是他们的意见,说内外要有别。结果呢,向总理汇报完了以后的第五天,就出来那个“炮打司令部”了。他太跟不上趟了已经,他看不懂,看不懂是怎么回事。图为1960年10月,贺龙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邓的名,会议越开上纲越高,贺龙也要棘手的“表态”问题。

贺晓明回忆说,这个完了以后,中央开会的时候,也是说这个刘少奇的问题吧,主席就说,贺老总啊,说你那个,你表态了吗?然后他这个人,是不会说假话的。他说报告主席,他说我上不去纲啊,他真是心里就这么说,他说我上不去纲啊。他说我不会再说那些很时髦的那些话,主席当时也没说什么。图为1965年12月,贺龙与夫人薛明在广州。

这就是父亲对文化革命那个反应,就是这样。后来打倒的干部,就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越聚越多,那个时候他那个感觉,说怎么有点像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啊。他认为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那也晚了,那他被关起来了,也晚了。

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教唆、鼓动下,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但谁也想不到的是,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当时呢,这个在最关键的就是,同意不同意给贺龙立案。当然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人,是积极主张赶紧就立案的。主席呢,就一直没有下这个决心。就在那个时候,能替我爸爸说得上话的人,已经很少了、很少了。老同志们,还有老帅们,各个自己都不保,都不保,都面临着被冲击。所以阴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图为1960年夏,林彪和贺龙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最后一期少将学员班。

所以最后一次谈话,是在总理家里。你像好多人就说,是周总理把我父亲从新六所接到他家。这中间状态是这样,是造反派,军队口的院校啊、院校口的,还有体委造反派,就一天围着我们那个家就转悠,揪贺龙啊,交代问题啊。那就是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所以我爸爸也知道这个情况,他有点烦了,他在新六所他烦了,他说我去见群众去,有什么不得了的。我就回家去见群众去,他说我不住这了。图为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与中共部分开国元勋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左起:陈云、邓子恢、朱德、毛泽东、林彪、贺龙、叶剑英、徐向前。

贺龙从暂住地新六所回到东郊民巷8号,前思后想之后,他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情况,向周恩来汇报。于是在夫人薛明的陪伴下,贺龙来到中南海,周恩来的住所。

他们那个车就拐进新华门,然后到西花厅了,到西花厅了以后,总理不在,不在他们就在西花厅等总理,然后就在那就住下来了。住下来了以后,总理每天都非常忙,就是最后你不能在这一直住下去,最后贺老总到底怎么办呢?因为我觉得总理肯定是,也是请示过主席了,说就安排我爸爸去西山,就再转移再休息,然后临走前是他和那个李先念和我爸爸谈的话,最后两个人告别了,就在这。说等着秋天我去接你,你到那里,你去休息去、休息去。

从此一别周恩来,这两位老战友再没相见。1967年1月20日凌晨,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贺龙对夫人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

他这么多年,两年来对他的各种迫害,药不给了,药不给,这不是害人吗?还有一个,水不给喝了,谁都知道糖尿病人三多,要喝水啊,不给喝了。而且每天给那么一小壶水里头,喝得出来,里头还加糖了,这更是害人。图为959年5月,贺龙与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观看乒乓球运动员表演。

还有给父亲压力,让他坦白交代,这都是糖尿病人的大忌啊。然后有房子不给住,让两个老人住在地下。冬天人都有暖气,他们那屋子里冷,没有暖气,我妈妈只好把那个皮大衣那个皮,那个袖子给拆下来,就穿到我爸爸的腿上。图为1951年8月,贺龙在云南温泉垂钓。

这不都是迫害吗?不给吃啊,就是一个饭盒,你们吃吧,一扔,就在地下了,街上卖的都是新鲜的菜,给他们吃的糠萝卜。我妈妈只好到外头那个地上去自己拔点野菜。这不是迫害吗?图为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前排左起:粟裕、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程潜、刘少奇、陈毅;中排左起:聂荣臻、高岗、张治中、邓小平、张云逸、刘斐;后排左起:罗瑞卿、贺龙、蔡廷锴、傅作义、刘伯承。

1969年6月9日,监禁中的贺龙与世长辞。后来一直到1974年,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过后,慢慢的这个状态就越来越清楚,越好。主席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就多次讲话,要给我爸平反。因为毛主席吧,我觉得是这样,他就是说,为我爸爸平反是讲过三次话,就是催,赶紧平反吧。最后急了,不要去搞那些材料了,就平反了。另外呢,毛主席能够做自我批评的那个时候有,但是不多,但是为我爸爸呢,是做了自我批评了。

贺晓明记得父亲去世时,床头的病历卡上写的名字是王觉,而之后的火化等一系列仪式,也都秘不示人,全部沿用了王觉这个化名。元帅贺龙生时戎马倥偬,死而默默无名。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元帅逝世6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周恩来不顾重病在身,以赢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主持仪式。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图为周恩来等人出席贺龙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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