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宋彬彬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这是继陈小鲁道歉后的又一起重要的忏悔事件。宋彬彬是文革学生领袖的“符号”之一，她的道歉具有指标意义。据介绍，宋现场很动情，数度落泪。
宋彬彬向文革受伤害老师同学道歉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昨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昨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几位“老三届”学生给文革中遇难的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
宋彬彬 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被人称为“宋要武”。
昨日，宋彬彬在见面会上。
卞仲耘校长
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
在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为贴第一张大字报伤害老师道歉”
昨日，不到10点，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除学生外还有20多名老师。
会议室的一角，放置了卞仲耘的半身塑像，她两手交叠在一起，表情和善温柔。塑像是女附中校友于2007年倡议，由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的。校友们希望能以此表达对卞校长的纪念。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昨日，女附中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
刘进第一个发言。“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话音未落，刘进哽咽，摘下眼镜擦拭泪水。
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声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在见面会上，宋彬彬也数度落泪。她做了约1500字、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
宋彬彬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女附中曾参与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几个同学也临时发言，说自己做过很多错事。
“如果我曾批斗过的高老师今天来的话，我也会当面道歉，她90多岁了，再不道歉，真来不及了。”66届王思梅说。
“母亲生前说学生都是好孩子”
这一天到场的女附中老师，有的也发言表达了对道歉学生的宽容和理解。当年的教师储瑞年认为，情况超出了学生处置的能力，他为学生的诚恳道歉感动，理解她们做过的事情。
女附中文革时期的校长胡志涛的女儿丁东红也来到了见面会。在1966年的8月，校长胡志涛同样被学生批斗。胡志涛在挨打时，仍然在记挂其他老师的安危。
丁东红说，母亲经常提起那些批斗她的学生，有的不止一次点名道姓，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在丁东红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很多问题宁死不弯。唯独这个问题，特别宽容。
这一次，可以说陈小鲁的道歉是一个催化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对他的道歉很认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时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的“师生代表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刘进
对话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
“最感动老师的宽容”
新京报：来参加这次道歉会，首先想说些什么？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新京报：前一天晚上想的最多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新京报：怎么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回国，和几个同学一起参与了对学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调查。在和大家不断交流中不断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
新京报：道歉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宋彬彬：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尤其是听到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生前多次说过，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动。
新京报：你希望这次道歉达到怎样一个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
“40多年两个宋彬彬”
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40多年了，一直有两个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新京报：你有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从来没有。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我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新京报：你说“宋要武”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你怎么看待这种符号化？
宋彬彬：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但我也会想，其实文革时，“右派”也是符号，老师们未必不是符号，他们被当做黑帮被打骂、被侮辱，而他们因为这个符号，有的生命都消失了。这样想，我个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没准备好不会站出来”
新京报：有人将卞校长的死和你联系在一起。你之前写文章，也引来很多质疑。想没想过这次道歉可能会有更多质疑？
宋彬彬：如果没做好准备，我就不会站出来了。
新京报：可能有人会说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的洗刷。你们也说过，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
宋彬彬：无论我走到哪里，身边只要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特别好，无一例外，特别保护我，给了我一个保护壳。这是我走到现在的原因。
新京报：这是一次个人的道歉，还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2014年1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东一楼会议室，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聚在了一起，他们是当年北师大女附中的老师、学生以及部分老师的后人。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时任女附中副校长的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卞老师也成为了文革中第一个暴力致死的教育工作者。48年后，当年的学生聚在一起，在安放着卞仲耘老师塑像的会议室里，对自己的老师、同学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本文作者刘进，是原北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的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
卞仲耘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老三届的校友们：
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冒着严寒来到学校，参加这个聚会。感谢母校老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谢现任领导为我们提供场地和方便，让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师生见面。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长塑像的会议室里，回顾48年前发生的那场劫难，校园秩序大乱，师长被批斗，学生斗学生，黑白颠倒的行为却被奉为革命，直至发生了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残酷事实！我的内心充满懊悔和痛苦。是卞校长的死，让我猛然惊醒，我多次问自己，这就是革命吗？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对不起胡校长、刘校长、梅主任、汪主任，对不起受到伤害的老师、同学们。这种负疚感，让我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上面，归结到运动中的身不由己，或者归结到教育路线，我应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为，是我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是我，作为工作组期间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在工作组撤走以后，没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发起游斗校领导过程中学生发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
我要借此机会，向老师们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道歉，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我也要向校友们表示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你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而道歉。最后，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你们打破禁忌、提供了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实情况，是你们刻骨铭心的自身经历，帮助我在调查和厘清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中，接近和寻找到真相。我感谢许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你们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你们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对阶级斗争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帮助我打开视野、换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观照自己时，有了更大的勇气和持久的动力。
在对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1、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
4、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国家才有安定。
我认识到，直面历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尊重、宽容、互助和大爱，才能使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后我想说，我爱我的母校，爱我的老师，我爱我的同窗校友，感谢你们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
谢谢大家！
刘进
2014年1月12日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这是继陈小鲁道歉后的又一起重要的忏悔事件。宋彬彬是文革学生领袖的“符号”之一，曾在文革暴殴卞仲芸校长，她的道歉具有指标意义。
宋彬彬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被人称为“宋要武”。对于“宋要武”的由来，宋回忆称，1966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了红袖章。毛主席得知她叫宋彬彬后说了句“要武嘛”。事后有媒体采访了她，并发表了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宋彬彬说，文章非自己所写，她也未改名“宋要武”。
据其夫人高宁介绍，宋彬彬道歉时很动情，数度落泪。六年前，高宁曾参与为卞仲芸校长做铜像的策划过程。高宁也是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友，毕业于1965年。现场有多家媒体在场见证。会议室中摆有卞仲耘校长的雕像。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编辑旷野平在微博评价道，“宋彬彬从美国回来道歉，相比大量不敢道歉、甚至没有悔意的人来说，她今天的行动是值得肯定的。”
宋彬彬之父宋任穷，原名宋韵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宋任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此前，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期间批斗校领导道歉，引发媒体持续广泛关注。陈小鲁谈为文革公开道歉时反复强调，文革基因从来没有远离。陈小鲁是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的第三个儿子。虽有着这个响当当的“红二代”身份，但陈小鲁真正进入公众的视野，成为关注焦点总共有两次：一次是最近，他向自己的老师就文革中的所为进行公开道歉；另一次则是在47年前，他提议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即文革中名气很响的“西纠”—“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2013年8月，陈毅之子陈小鲁为参与文革道歉，称“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陈小鲁在文中自述，作为当时的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他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现在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真诚的道歉。
更早之前，《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潇湘晨报》、《新京报》在内的许多媒体先后刊发红卫兵的忏悔故事。北京时间8月14日，《中国青年报》亦刊发河北邯郸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的忏悔文章，引发关注。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