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香港媒体1月13日发表评论指出，梁振英上任以来，因本身没有政党经验，跟建制派的磨合亦不够深刻，所以在泛民主派的围攻下，经常四分五裂，施政举步维艰。而2017年普选特首非灵丹妙药，难以改变香港的政治困局。不过，要改变特首孤家寡人的现状，关键是北京要破除特首不可有政党背景的迷思。该篇文章全文如下：
早在1980年代就积极参与基本法咨询工作并提出政制方案的香港商人罗康瑞，日前公开演讲，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大意是行政立法胶着的现状若不改变，特首若继续孤家寡人，则2017年普选特首亦非灵丹妙药，难以改变香港的政治困局。我们认同这个观点，要改变特首孤家寡人的现状，关键是北京要破除特首不可有政党背景的迷思。该篇文章全文如下：
有一些资深左派人士认为，从起草《基本法》的年代至今，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直对政党政治相当忌讳，特首按基本法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等同向领导中央政府的中国共产党负责，如果特首同时又属于一个香港的政党，岂不是会出现“双重效忠”的问题？万一中共和这个香港政党在某个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立场，特首该听谁的？而且，香港并无单一政党可代表大多数港人，立法会长期呈现多党林立的局面，特首不属单一政党、没有明显的政党背景，岂不是更有利于协调各党派利益？
先谈“双重效忠”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不论谁人出任特首，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特首都要同时承担“一国”和“两制”的规限及约定，按照“一国”的原则，他直属中央人民政府，向中央负责，按照“两制”的原则，他领导特区政府，向特区市民负责。前者要求他尊重中央的意见，照顾内地的政治现实，所以他不会公开批评内地的各种问题，更加不会参加六四晚会，要求平反六四；后者要求他尊重香港主流民意，照顾香港的现实，包括法律、经济及政治现实，所以他不能够把在港没有犯法的法轮功组织取缔，不能够像内地的市领导人那样指挥商界财团参与政府牵头的发展项目，不能够强行通过一条在立法会内拿不到大多数支持的法案或拨款建议。特首因受制于香港的法律、经济及政治现实，无法对中央政府言听计从，并非对中央不忠诚，亦非忽视“一国”，而是为了落实基本法的设计，照顾“两制”的差异。
香港需要逐步发展政党政治，藉着搭建在议会内和社会上均有广泛代表性的执政联盟，理顺行政立法长期僵持对立的关系，实现稳定而有效的施政，这是当前香港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其实，梁振英虽无政党背景，但他上场后亦要积极拉拢民建联、工联会、经民联、新民党等建制派政党，但因为他本身没有政党经验，跟这些建制派政党的磨合亦不够深刻，欠缺共同理念和愿景，遑论共通的施政纲领及承诺，实质上只是松散的利益组合，说得难听一点，是乌合之众，所以在泛民主派的围攻下，经常四分五裂，施政举步维艰。别的不说，单看近日扩建堆填区工程拨款文件在议会的命运，就清楚说明了问题。至于没有单一政党可代表大多数港人的问题，其实也是伪命题。实行政党政治的社会，不一定要像美国那样，由两个超级大党（民主党及共和党）轮流执政，更多的是像欧洲的民主国家那样，由多个政党组成联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联合政府内的政党一般是理念较接近的，但也可以是理念不同、政治定位相左的，例如近日德国的左右大联盟，默克尔总理就成功把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的政党纳入内阁。
香港现时建制派与泛民主派之间的关系，的确可以楚河汉界、剑拔弩张来形容，很难想象有合作空间，遑论组建执政联盟；不过，假如2017年普选特首能够实现，在普选中取得大多数港人投票支持的民选特首，若邀请个别温和民主派政党加入政府，组建一个跨越传统建制派与反对派鸿沟的新执政联盟，谁敢说一定没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成功，特首就不再是罗康瑞先生担忧的孤家寡人，行政立法长期胶着的现状就有可能改变。
就算这个大和解、大联合的局面在2017年不出现，温和民主派政党害怕与北京或特区建制有太大的意识形态分歧，贸然改变反对派定位会失去群众支持，不敢加入执政联盟，他们对待特首和特区政府的态度和策略都会有变化。到了2022、2027年，跨越鸿沟的执政联盟还是可能出现，只要有这个可能，议会的政治生态就会起变化，民主派人士会看到，他们并非注定一世当反对派，他们可以选择在适当条件下加入建制阵营，理性的政治洽商和妥协就有机会取代无止境的拉布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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