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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日本外交积极有为连续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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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安倍近期因拜鬼而引发的骚动,北京方面迅速采取了毅然决然的措施:中国的宣传机器为应对日本已全面开动,中国外交官也四处出击,一时间,一种近几十年来罕见的积极态势已经呈现出来,这与习近平政府试图表现“积极有为”形象的心态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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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日本问题时,习近平政府已经选择了与以往不同的路线

长期以来,在面对日本就钓鱼岛、靖国神社所发表的讲话或其他发言时,北京当局虽能做出回击,但往往要慢上半拍。中国外交部等部门更大多以“抗议”这一固定方式表达不满。尤其是在近几年来,中国在外交问题上虽然显示了大国强硬姿态,但总的来说,中方仍未在外交活动中脱离“韬光养晦”的根性。

当然,中国展现如此姿态是有原因的:他在2010年后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也使得中方在历经了多年的韬光养晦后终于有所进展,然而,中国前一任政府,即胡、温当局仍坚持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态度,为此,中国固然为其“和平崛起”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但此举也难免令外界将其态度误读为软弱。直到习近平政府确立后,伴随着在钓鱼岛等问题上的“攻势”,外界才由此察觉到了其中的强硬之处。

在习近平政府2013年3月正式确立后,中方在外交及周边安全等领域的活动力度就远超以往,仅就海警在钓鱼岛近海的巡航频度而言,其上半年的巡逻密度就可与2012年一年相提并论。加之中国海军也多次大举前出西太平洋,一时间,在2010年遭遇撞船事件的中国在2013、14年间就已经实现了对这一海域的有效控制。不过,这对于谋求积极有为形象的习近平政府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分析人士指出,就当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和现状而言,习近平政府在国际上不能只是“有所作为”,而是要“积极有为”。众所周知,习近平政府对于毛泽东极为推崇,而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上就是主张积极有为的,譬如“三个世界”的理论、两弹一星的发射以及成功推动了对抗美苏的万隆会议等。而这也是习近平的强项:他的外交性格与国际观与其前任明显不一样,自然也会有不同的策略。

对试图改变形象的中国当局而言,最好的手段莫过于在外交领域的策略调整。此前,中国学界对于外交问题已有一种推崇“创造性介入”的趋势,在习近平政府确立后,这一思路更被逐渐运用在外交领域的具体操作中:中国负有周边责任、国家责任,同时还有国际交往的需求,而这一点也就决定了中国在外交领域已经很有必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自2013年以来,“王道”一词已不止一次的出现在了用于评述中国外交的评论中。此语可算是“创造性介入”的一种直观体现,而北京的外交攻势也显得更为突出。

很快,当安倍晋三(Shinzo Abe)当局针对日本宪法、历史等敏感问题发表了令中国不满的言论后。中国外交部开始了完全不同的攻势:中方除抗议外,就已开始在舆论上抢占上风向,在中国驻英大使发表“军国主义是伏地魔”这一言论后,以往紧跟日本抗议的中国宣传机器竟成功夺取了以往被日本和西方控制的宣传阵地。而日本此后紧紧咬住“伏地魔”这一言论不放,更显示出中国在更换策略之后于中日间已经逐渐趋于优位。

不过,就中国这一轮的外交攻势而言,在“伏地魔”身上取得的优势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目前,伴随着中国以理服人、道义至上的需求,他更已经开始将其诉求向国际世界广为传布。这一点在中国外长王毅7日前后于非洲诸国的讲话中显得更为明显,他在讲话里开门见山的强调“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仅中国就因日本侵略死伤了3,500万人,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并“希望日本领导人尊重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的底线”。这一直观发言就已经向非洲国家昭告了日本的残虐历史,而日本在此后的媒体行动也又一次的占了下风。

于是,尽管习近平政府在外交等领域的努力也许才刚刚开始,但是,中国近期在中日、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上的表现已经大不相同。寻求积极有为的北京当局就已经不满足于继续韬光养晦了,习近平政府自就任以来,就已经显出了相当的务实,而在敏感问题上的攻势也就成为了新一代政府积极有为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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