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的性别

既然性别也是出于人的创造，人们又是为什么要和性别体制相依为命？

对于美国先锋性别理论家与实践家凯特・伯恩斯坦 (Kate　Born-stein)，我们只能称之为TA，因为曾经的阿尔伯特（他），如今的凯特（她），在一生中经历了四种性别：男、女、不男不女和又男又女，尝试了我们目前可以想到关于性别的每种可能。更准确地说，是超越了性别的规范与可能。

像凯特这样经历过性别转换的人，目前通常被称为“跨性别者”（transgender），作为一个典型的依靠不确定性来铸造自我的人，凯特认为性别也像水一般可以流动，他的第一部著作《性别是条毛毛虫》出版于1994年，是跨性别类书籍的始祖和经典。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GenderOutlaw：OnMen,WomenandtheRestofUs，直译过来就是“非法性别：关于男、女及其他”。对于多数人来讲，性别甚至只有唯一的选项，从出生时起，便被赋予了无法更改的第三人称代词他/她。其他的可能虽然被抹杀，但无关痛痒，但这些可能性对于跨性别者来讲，却至关重要。

因为自身没有需要，便置身之外；因为与己不同，就将少数人视为异类，这是自私者的惯用伎俩，而今被越来越多人所正视。正如凯特在书中写到的，“对跨性别者不动声色、遥遥观望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跨性别者正在为自己争取文化的空间。”性别究竟是什么，又因何而存在？凯特的看法足够直观：性别是文化丢给人的旧衣服，我们却被迫穿起来。

文化与性别

“在这个文化中，合法的性别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如果你哪个都不属于，你就会被毫不留情地要求二者选其一。”文化造就的性别并未给跨文化者留下空间，在名为outlaw的边缘地带，跨性别者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色。性别作为一种秩序为什么会存在？因为许多人需要借由确定性来获得安全感，不确定性则会让部分人的自我认同消散，性别恰恰是最易获得的确定之一。

凯特是这种文化观念的挑战者，TA的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最终放弃了男性角色、异性恋以及科学论派，并且皈依了佛教。流动不仅是TA的性别观念，更是TA人生的注脚。《性别毛毛虫》的译者廖爱晚这样解释流动对于人的意义，“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角色，这是人生的多义性。性别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太约定俗成，仿佛浑然天成，但这个浑然天成是一种假象。因为社会性别本身就是一种建构，只有当你能看到性别不是自然现象时，你才能知道，你必须去解构与之有关的个人秩序，重铸自己的思维。”关于性别的谎言有很多，而或许性别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谎言，大多数人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谎言中仍然可以生活得很好，但它的弊端在于人们从中得出一个不合理的反证，即认为性别的秩序是绝对正确的。

凯特意识到了这一点，“我逐渐看清了文化所制造的性别体系，它是一种居心不良、挑拨离间的结构；而文化无法质疑性别，虽说这是它自己的产物，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危险。文化不失时机地指定了代表，但这些代表所进行的研究仍然是以观察为基础，而不是以对话为基础。”当文化中并不存在可供跨性别者扮演的角色时，跨性别者只能自己来争取这样一个角色，因为“文化不仅仅在为天生具有性别的人创造着角色，也在创造着有性别的人。”

性别的非此即彼

既然性别也是出于人的创造，人们又是为什么要和性别体制相依为命？凯特・伯恩斯坦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基督教科学论派”的成员（一个通过完成等级课程和培训，实现认识自我和精神完善的宗教体系）。这使得TA独具识别邪教的一双慧眼，并且越来越倾向于“性别即邪教”的论断。这个结论的得出并非出于武断，凯特对它做了几项测试，其中一个例子是，邪教团体和其他团体一样，需要定义自己的边界，而性别作为一种邪教，也在如法炮制。而最重要的，“在一些邪教中，表达忠心的方式常常是对这个邪教的敌人发起攻击”

“性别这种邪教里面最明显的暴力就是男性至上主义和对女性的蔑视。”凯特说，我们的文化要求人们，男人的首要戒条是“你不应像个女人。”女人的首要戒条则是“你不应像个男人”。许多人都遭到过以性别之名的恐吓，而性别秩序的僭越者则被视为洪水猛兽和性别的恐怖分子。但事实上，凯特认为性别的捍卫者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需要依赖墨守成规来维护自己脆弱的安全感，却以蔑视和迫害他人为代价。

跨性别者希望被如何看待？这因人而异，但也有共通之处。整形医生喜欢用“上帝把灵魂放进了错误的身体”来解释TA们的选择，但凯特认为这一说法仍旧是蹩脚的，因为错的是不是人的身体，而是大众的性别规范。对凯特来说，TA的目的只是让自己的外观符合自己的自我认同和期望。事实上，“跨性别”一词本身也具有双重含义，译者廖爱晚解释到，狭义的跨性别跨越的仅仅是性别，而广义的跨性别所跨越的是人的社会关系。你的自我认同与身体属性未必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人都是跨性别者。但需要警惕的是，人人都是跨性别的论断在今天弊大于益。因为当一个群体的特殊性被消解，得不到特别的关注，也就会在某个历史阶段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死亡与重生

自我认同不是生而就有的，尤其是对跨性别者来说。而身为一个犹太人，凯特・伯恩斯坦面临的困境更甚，或许没有人比犹太人更爱非黑即白的二元论，而要游走于性别的河流上，凯特必须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养分。“我行过受戒礼----犹太男孩的成人仪式。如你所见，收效甚微。正因如此，也出于很多其他的原因，我的精神信仰慢慢转向了道教、禅宗和佛教。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而写作这本书也让凯特距离答案更进一步，追寻的过程比答案本身更重要，正如《性别毛毛虫》的译者廖爱晚所说，“TA的自我来源于下一个问题，而不是上一个答案”。融合的概念深入凯特的骨髓，性别的二分法就此在TA心中破除。“所有的跨性别者在一点之上都有共通之处，那就是我们都违反了一项甚至更多的关于性别的律法：我们的共性在于我们都是性别逃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把我们井然区分的企图，无异于把固体的定律强加给液态的物质：正是流动这一特征让我们彼此联结。正是这种不息的流变和持续的涌动，造就了这个日新月异、海纳百川的跨性别社群。我将甘愿成为一个社群的成员，但前提是这个社群以这种永恒的变化作为自己的原则；成为一员意味着要遵守更多规矩，但是围绕性别而订立的任何规矩都让我心有不甘。”

出于这种不甘，凯特写了这本书，不是为了跨性别者，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是为所有人。与任何学术专著或者自传都不同，书中有理论，有故事；有诗歌，有剧本，但每一页又都包含诚意，TA甚至在书中这样表白：“要是你在这本书里读到的任何东西让你觉得自己是坏的、错的、渺小的、羸弱的，那么请记住，这是因为我错了。……你的性别认同和你表达自己性别的方式只有在你自己认可他们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在凯特看来，她的个人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开始质疑性别。人类的身体细胞每过七年就会完成一次彻底的自我更新，也就是说，人作为一个物种，每过七年就经历了一次死亡与重生。而在这样的循环与往复中，人们对自己性别困惑并没有错，对自己性别的选择也没有错。而凝固许久的性别规范，却需要被解构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