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11月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高层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引海内外高度关注。中国军方研究人士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日前发表长篇文章，对成立国安委的原因和工作重心进行分析，并称新机构将主要应对西方国家和分裂势力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篇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后的安全管理》的文章1月13日首发于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
公方彬在文中首先引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会议《决定》中的解释，称设立国安委是“应对现实内、外威胁”和“补短板”的需要。《决定》曾指出，中国现有的安全工作体制已“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公方彬表示，这说明中国国安委的设立时“应时、应势、应需”。
在简要对比美国和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况后，公方彬指出，中国国安委的职能非常清楚，即“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他称国安委职能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相似，但“资源调动范围更大，领导层次更高”。
公方彬猜测，中国国安委的职能将介乎于美俄之间，但由于中美国家体制差异较大，中国国安委“会更倾向于俄罗斯模式”。
文章分析国安委成立背后的根本原因。文章指出，在各方呼吁十几年后，国安委终将得以成立，主要是由于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安全威胁已有别于以往，有很高的关联度和复杂性，有的威胁甚至带有虚拟性。面对新威胁，单一政府部门已无法独立应对，必须建立具有相当权威性，具备统筹各种力量的上位机构国安委。
有媒体报道指，1997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曾有意效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中国自己的国安委。江的想法最后虽未能实施，但中共还是于2000年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并由总书记兼任小组组长。
文章分析称，对于中国来说，传统安全威胁如外敌入侵和军事冲突等已经下降，且可依赖现有的军队系统予以应对，所以此时成立国安委的主要推手，将是应付“非传统安全威胁”。
文章列举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五种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中包括强势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带来的文化安全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年侧重的网络安全威胁，分裂势力和恐怖活动引发的安全威胁，冷战结束后、单一话语体系环境下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非传统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所引发的“演化过程中的威胁”。对于外界所普遍关注的国安委的权力、执行力及其运行方式，文章指类似问题将在国安委正式成立并进入运行后逐步回答，并称在一定程度上，这将由最高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所决定。文章猜测称，国安委未必会被赋予更多执行权，尤其不会以委员会执行力替代相关政府机构的执行力。
文章最后指出，只要国安委不进入实体化，它就不会发生更大的权力和执行力，并只负有筹划协调、咨询建议等功能。文章同时表示，中国现有权力运行机构很成熟，且权力很大，国安委未必能获得既有强势机构的权力让渡。同时，这些强势机构能直通中共高层，且高层也要依托这些机构来落实决策，所以预计国安委需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文章发出后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论坛等官方网站转载。中共中央级党媒求是网13日下午也曾推荐《学习时报》文章，但主题是习近平全面改革任务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的演变。该文至次日上午仍在求是网首页醒目位置，并被列为“重点文章”。
官方网站资料显示，公方彬曾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正师职研究员。他曾3次参与边境作战，荣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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