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民国时期好像大都处在战乱之中，没有什么突出的风情，最突出的莫过于大上海。其实不然，在民国，女性们开始学习西方，穿着上很有时尚风，就连作家林语堂在他的《中国人》稿中指出，中国女性在装束上的变化变现为：“烫头、英式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国丝袜、高衩旗袍、乳罩（代替了以前的紧胸衣），以及女子的游泳衣”。图为1920年在海滩的中国女郎。
达官贵人始终是民国时尚界的主力军。蓝妮曾是孙中山儿子孙科的二夫人，生于澳门，生来貌美，人称“苗王公主”，为解父母之困嫁给一个毫无志向的男人，后离婚。蓝妮曾只身闯荡十里洋场，叱咤商界。图为穿泳装的蓝妮。
图为民国年间的公务员江芳苓泳装在重庆北碚大磨滩。
图为民国影星黎明晖泳装照。
长衫是民国文人的必备单品。它是一道独特的景观，承载着文人的历史文化底蕴。蔡元培、胡适、刘半农，甚至孙中山、蒋介石，无人不穿长衫。图为1936年，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会成员。
随着“西风渐进”，西式婚礼也逐步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新的结婚时尚。中国人婚礼上本来忌讳白色，但是这种忌讳很快就被打破了。图为1915年，一场西式婚礼上，新娘以及伴娘和友人。
蒋介石的照片，常见的是穿长袍或者军装的，很少有西装照。在他和宋美龄1927年的婚礼上，蒋破例穿了西服，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宋美龄选择西式婚纱。
民国年间，集体婚礼也颇为流行。鼎鼎大名的杜月笙的公子办的也是集体婚礼。图为1947年杜维翰迎娶严智多之女严仁芸、弟弟杜维宁迎娶另外一位女子的婚纱照。
老舍曾写过一篇短文：“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似乎还过得下去；设若没有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法活下去！”图为1925年，广州，一位中国女摄影师和她的搭档。
民国年间，照相是一件时髦的事情，出现了很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照相馆。个体的摄影师非常少见，而能够拥有自己的相机的，绝不会是普通人。图中这个有自己相机的女人名字叫闵勤。
在民国，运动也是一种时尚。图为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与妻儿玩球的情景。
1929年，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在进行体育训练。
民国影星胡蝶在打网球。
到户外远足、野餐也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图为宋子文、陈友仁与三个女性朋友在进行野餐。
到了30年代，跳交谊舞在上海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上海的舞厅有百乐门、维也纳、大都会等10余家。“百乐门”被称为“远东第一乐府”。大学生是舞厅的中坚分子，知识分子也是舞厅的常客。图为1926年，在上海某舞厅跳舞的男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上海充斥着各种俱乐部，供有钱人到此消磨时间。吃西餐也成为上海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图为上海网球俱乐部网球比赛间隙，李家三姐妹在吃点心。
黄蕙兰是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妻子，同时也是豪名门媛，社会名流，东方美的代表，对服装材质非常敏感。她的乐趣之一就是创造出新的时装样式。图为1943年黄蕙兰与英国伊丽莎白王后在伦敦的一个展览会上。
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的时尚男女跟随上海的脚步，亦步亦趋地学着上海的式样。图为1935年，参加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他们的衣着穿戴可谓时尚。
张爱玲说过，当时欧美流行的双排钮扣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衩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图为1936年在欧洲旅游的中国女人。
民国年间，一些中产家庭也养宠物。图为民国时期，牵着狗的摩登女郎。
在民国年间，福特车在中国的定价最高，当时福特车的价格是1160两银子。能买的起车的家庭都是有钱人。图为1948年孙科第二任妻子蓝妮在一辆车里。
《上海生活》中讲：“风头派尽可能地赶时髦，模仿，烫发，描眉，连着装都是模仿明星。”图为1947年，南京中上流社会家庭内化妆的妇女。
阮玲玉的人生只有25个年头，因为爱情的无望而轻率地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她生前是主导时尚的，提倡布旗袍、布鞋。却因为一份被愚弄的爱情断了柔肠。
看电影在民国也是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图为1948年，上海，时尚男女路过一个户外广告。
1930年之后，几乎每隔一个月上海就有一个影戏院诞生。大家闺秀是支撑上海繁荣的主力军。“跳舞场、电影院、咖啡馆、滑冰场、游泳池等，要是缺少了她们，就会冷落很多，也许有关门的危险。”图为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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