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在，山河破。
推土机隆隆作响，碾过乡村的土地和信仰。
城市化高歌猛进，许多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湖南湘西托口
千年繁华奈何天，都付诸断壁残垣。
一个因水运繁华千年的古镇，又因一座大坝而永沉江底。
曾经，每一个古镇里都有一个诗画中国。
如今，田园牧歌在城市中国中渐行渐远。
托口虽小，却代表着成千上万座中国乡村小镇，曾经或即将消失的命运。
托口古镇，一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小局部，是观察时代变迁的窗口。
五年,我们记录下托口的一曲乡土挽歌，也是写给所有游子的一份故园乡愁。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2013年4月29日，暴雨过后，沅江上烟波浩渺，薄雾笼罩着托口，如梦如幻，宛如仙境；山上在建，山下在拆，托口变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已经判定了最后的死亡日期，一个在飞速地生长；江上有美景，也有愁绪。
2013年11月16日清晨，阳光透过乌云照在托口老街拆迁后的废墟上，人们正忙着收拾旧房。水电站建设移民涉及到湖南省洪江、会同、芷江和贵州省天柱县的11个乡镇。托口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也将因水坝而永沉江底。
被拆除一大半的万寿宫遗址。万寿宫是在清末由江西油商所建的商业会馆，占地近千平方米，融合了徽派建筑与沅湘本土特色的建筑风格。它曾经是托口古镇最豪华霸气的建筑，清风明月下高高耸立的马头墙见证了古镇的历史与兴衰。
帆樯云集的托口码头。水上船运一直是湘黔边境沅水流域人们出行、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每逢赶场日，托口的码头边停满了从贵州、芷江等地下来的船只，古镇集市上人声鼎沸，各色商品琳琅满目，汇集着来自各地的商贩。
水边人生，一江沅水向东流
托口，成也沅江，沉也沅江；古镇，因水而兴，也因水而亡。一旦水运衰落，也就繁华不再，就像一出流光溢彩的戏剧，渐渐拉上帷幕，最后曲终人散，归于寂寥。
2008年6月8日，端午节。老街外，码头边，沅水浪滔天。
黄豆般大小的雨点如急箭射向滚滚东去的沅江，沿街各码头上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来自湘黔两省四县（洪江市、会同县、芷江县、天柱县）各村的十几支龙舟队，正在江上表演“飞龙争渡”的大戏。
站在托口最大的杨公庙码头，80岁的廖光耀指着江上的龙舟说：“一条沅江，端午划龙舟纪念的人各不相同，上游托口纪念的是杨公菩萨，中游沅陵纪念的是盘瓠，下游洞庭湖纪念的是屈原。”
“你知道为啥一江祭三神吗？”廖大爷点燃一支烟，给我解释：龙舟竞渡早在屈原之前就有了，他放逐沅江时曾在《东君》中写道：“驾龙舟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描绘的就是沅水龙舟的气势。五千多年前，龙舟就已经存在于祭祀当地少数民族共同祖先盘瓠的神话中。托口祭杨公则与“木商古道”相关。
“60年前，这里可是见排不见水，见船不见江，每天都热闹着呢。过去每年端午我也参加龙舟赛，但那时可比现在热闹。”雨雾中，老人的指间升腾起一缕青烟，他凝望着烟波浩渺的沅江，彷佛江上的龙舟带他回到了从前。这个从小就在沅江上放排的老人，也曾感受过“商贾骈集，帆樯云聚”的繁华景象。唐贞观八年（公元634），托口设立朗溪县；宋元丰三年（1080年）设托口寨,“托口”之名，沿用至今；明清时期，繁华之极，是为“可以永久托付万民之口”的风水宝地。民国十五年，形成了九街十八巷，一巷一码头的繁华局面。“那时贵州下来的木材，托口压榨的桐油都是从这些码头上船，然后出洞庭、下长江，漂洋过海的。”老人无限神往地向我们讲述这里曾经有过的繁华旧梦。
从贵州奔腾而下的清水江和从广西流淌而来的渠水在托口相汇后始称沅江。沅江和邻近的酉水、资水、乌江、澧水，如脉似网，连起了渝鄂黔湘等广袤的疆域。托口，好似沅江这根扁担的中间支点，一头借众多支流连起陆路交通十分闭塞的西南内陆，一头乘连绵的波涛远接洞庭长江，甚至东南远洋。
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大量征用苗木，托口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沅江上第一个中转站。因之，上至贵州锦屏、天柱，下至常德、武汉，形成了有名的“木商古道”；清康熙年间，沅江上游盛产桐油，供给船舶、木房做涂料，当时全国有名的八大油号齐聚托口，日夜碾籽取油，行销东南沿海，乃至海外。
“沅江把托口与世界连成一片，让我有机会看山外的世界，因此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家园的意义。”廖光耀从18岁就在沅江上放排运油，会吼沅江号子，会唱排古佬情歌。放木排的汉子赤脚短裤光膀子，个个身强力壮，大大碗喝酒，豪气冲天，俗称“排古佬”。“水上生活险象环生，排古佬与险滩漩涡搏斗，吼出了满江雄性、壮烈的号子；与吊脚楼上的妇人传情，吟唱出一路优美、缠绵的情歌。”
“西南两河汇成龙，沅水直奔入洞庭，扎起木排撑起篙，船儿要下鹦鹉洲??”廖光耀说当年放排的终点是武汉的鹦鹉洲，从托口启程来回要一个月。如今，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越来越少，沅江上的电站越来越多，已经不能放排。但沅江上的号子情歌依旧生生不息。“唱了几十年了，没有它生活就少了很多乐趣。”尽管早已不放排了，但老人还是常来码头怀念他曾经的水上生活。
码头的热闹带来了古镇的繁华。一旦水运衰落，也就繁华不再。就像一出流光溢彩的戏剧，渐渐拉上帷幕，最后曲终人散，归于寂寥。观众散了，只剩下看场子的人还在回味曾经的热闹，他们随着剧场的冷寂被世人遗忘，枯守着没落。
如今，大坝将沅江拦腰截断，这个“剧场”永沉水底，以后连回味都只能是在梦里了。托口，成也沅江，“沉”也沅江；古镇，因水而兴，也因水而亡。
2013年4月4日，清明节。桃花坳，新坟边，愁绪漫无边。
天空依旧下着小雨，已经85岁的廖光耀打着伞来祭拜亲人。“现在高楼林立的新镇以前就是坟山，要修房子，很多人祖先的坟墓就都迁到桃花坳这边来了，活人搬家，死人也跟着挪窝啊。” 廖光耀以前住在大桥街的郭家巷，现在那里已经开始拆迁了，“这几天看着老街房子一间一间地拆，心里就一阵阵地痛。”
眺望远处高耸的大坝，廖光耀老人无限感伤地说：“和我一同放排的老伙计们都已离去，这辈子我再也不能随沅江去一趟鹦鹉洲了”。60年前，托口是故乡，鹦鹉洲是放排的终点，当他从托口启程的时候，一路憧憬着鹦鹉洲上的美景和银子；而到了鹦鹉洲回头眺望，还有故乡的牵挂，还有乡愁温暖他回程的寂寞。
“长街码头应犹在，只是容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沅水向东流。”沅江依旧在呜咽流淌，老人的眼里满是迷惘。这是古镇的最后一个清明节，明年以后的所有清明节，那些码头只能在水底与鱼虾共眠了，“山上还有一块墓碑祭奠，水下却是什么都没有了。”
沅江边的码头船只。托口沅水河床开阔，水流平缓，碧水青山环绕。明清以来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直到今日还沿袭着传统的河街商贸交易。
自托口成为湘黔商贸重镇以来，每逢赶场老街热闹非凡。家住阳荆村的老邓经常会赶着马车往返于码头和集市帮人拖货，每天可以赚200多元工钱。
2009年11月26日，剃头匠蒋明浩正在给顾客修面。他15岁开始学剃头手艺，干这行已有50多年。2010年家人响应政府移民拆迁号召，在新镇修建新房。2012年7月10日，他因病去世，没能等到搬进新镇新家的那一天。
天工开物，满街皆闻手工声
徜徉在托口古镇，满街皆闻手工声，那些在城市中早已经绝迹的老行当依旧在这里顽强地坚守着；但当这座千年古镇沉入江底，这些传承百年的技艺又当何去何从？
2009年农历8月15日，中秋节。托口的赶场天。夏季的天亮得特别早，在一阵鸡鸣犬吠声中，托口老街的店铺便陆续开门了。早餐店的包子蒸笼里冒着热气，米粉在开水锅里欢腾，酸菜肉丝、牛肉臊子已在案板上排列整齐；馄饨、米豆腐、猪油饼等各具风味特色的小食摊前，坐满了四里八乡带着自家山货的人们，过完早，就开始“赶场”。
8时刚过，从贵州来托口做小生意的45岁的张凤英从杨公庙码头走进了场口。她在龙盘街上放下背篓，弯腰把自己家乡的蘑菇、杨梅、土鸡蛋放在地上。此时，四周的商贩们大多已把商品码放整齐，沿着街巷两边延伸，与那些固定的商铺连成一片，只等待前来“赶场”的乡亲惠顾了。
这是托口老街每逢农历五、十，例行“赶场”日中一个最为普通的场面。自从托口成为湘黔商贸重镇以来，每逢赶场日，这条老街便着实热闹起来，让小镇如一口沸腾的汤锅。锅虽然只有一口，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却让每一个赶场的人都能品味出民风的久远，感受到小镇历史的浓厚。
由于当年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水路，所以托口沿河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商业街。白墙、青瓦，鳞次栉比；街道、幽巷，阡陌交错；商业区、作坊区、生活区、教育区、事务区布局泾渭分明，许多商店至今还完整的保留了当年的经营格局。
与商业街紧紧相连的是传统手工业作坊区，又名“邵阳街”。寿材铺、打桶铺、打铁铺、定称铺、榨油铺，一家接一家地分布在老街上；银匠、木匠、篾匠、补锅匠、修鞋匠各自在门槛旁熟练地把弄着祖辈相传的手艺。
在建设街220号，76岁的冯济培戴着老花镜，用一根铁钻在秤杆上小心翼翼地刻“准星”，全然不顾外面的喧嚣，仿佛手中这杆秤便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中途休息时，老人说：“杆秤的准星就是良心，一点马虎不得，要是刻得不准就有失公平，这可是做秤人的大忌。”
看着老人一丝不苟地刻“准星”，我终于明白：精工细作，毫厘必究，只为了手艺人的那份承诺。年复一年，青丝变白发，不变的是那份公道，在秤杆上，也在人心上。岁月漫漫人易老，如今镇上做秤的就剩下他一人了。古街老巷，见证了他昔日的荣耀和自豪，也留下了生活变迁面前难掩的孤寂和无奈。
冯济培13岁时跟随家人从邵阳来到托口，先是在定秤铺做学徒，5年后出师就自己开店铺做秤。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虽然三个儿子在外面开了大超市，让他出去享享清福，但他仍然放不下这项老手艺，不愿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古镇。
在建设街121—3号，74岁的舒代友脸孔瘦削，花白胡子，正在墓碑上刻字。他从16岁开始打碑，用的工具“一担挑不起”。经他雕出的石碑，图案精美，栩栩如生。他不喜欢电脑刻字的墓碑，说“没有转折和起笔，也没有感情”。
在邵阳街，我还见识了一场精彩的打铁场面。铁匠铺里，杨师傅在炉前生火，李师傅拉起了风箱。杨师傅把要锻打的铁器放在火炉中烧红，然后移到大铁砧上，并由他执掌主锤（上手），甘当下手的李师傅握大锤进行锻打。二人默然无语，却配合默契，大锤小锤你来我往，锤起锤落间，有一种金戈铁马的气势。
铁匠是乡村的魔法师，就像能变幻出果实和粮食的大地一样。他们虽未直接参与田间的劳作，而是终日面对一座炉火，但那一把把经他们的手反复锻打才得以成型的笨拙的农具，却亲证了每一个播种的时辰与丰收的日子。徜徉在托口老街上，你会有时光倒流之感，那些在城市中早已经绝迹的老行当依旧在这里顽强地坚守着。但还能坚持多久，大家都没底。一张张“拆迁通知书”冷酷而醒目。当这座千年古镇沉入江底时，这些老行当又会何去何从？
2013年春天，当我再去老街时，手工作坊区的店铺或倒闭，或搬迁，已经没有当年“满街尽闻手工声”的活力了。我向人打听冯济培大爷，邻居说：“去年冬天，冯济培老人不幸摔倒在地，从此卧床不起，上个月去世了。”
在碑刻铺，舒代友和儿子仍在叮叮当当地敲打。“清明节，有几家要迁新坟，订了墓碑等着用。”他只好把儿子叫过来帮忙。乡村世界的美好就是“祖坟依偎着村庄”，活人搬家，也得给祖先找个家，立块碑。舒代友干了一辈子“为人安家立碑的活”，没想到自个儿也要搬家，“这房子马上就要拆了，我也干不动了。”
在新镇，一家家卷闸门的店铺开了起来，但却没有手工作坊了。我碰见正忙着装修房子的杨师傅，问他还打铁吗？“现在大坝一建，地都淹没了，谁还用农具？打铁工具都当废铁卖喽。”
没有铁匠，废铁就不能变幻出农具；没有农具，庄稼就没法耕种；没有庄稼，土地就失去了灵魂；没有土地，农耕文化也就消失了。
冯济培在定秤铺里给秤杆钻孔。老人一辈子生活在托口古镇，从事做秤手艺60多年。2013年春天，他得了重病放下了心爱的老手艺，离开了人世。
刘木匠是托口有名的木匠师傅，打的木桶木盆是古镇每户人家都需要的生活用具。但随着搬迁和塑料盆桶的使用，传统木活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清末明初，众多商贩在托口经常致富后，修建了许多气派的窨子屋，它们融侗族杆栏式建筑和汉族四合院为一体，门饰、壁画、窗雕中西合璧。图中的王规成老窨子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成为朗溪村村部的办公房，木墙上保留的这些文革期间书写的标语口号，透出岁月的沧桑。
民俗信仰，酬天敬地拜河神
灵魂失去了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今日中国半边是滚烫的热钱，半边是艰难的生计；一半正疯狂建，一半正疯狂拆。推土机将土地和信仰连根拔起，魂飞魄散。
2010年2月13日，除夕。托口的年过得跟百年前一样。
清晨，古镇的人们一起床就忙开了。家家户户燃放鞭炮，张贴春联,挂上灯笼。老街、白墙、青瓦，衬着大红对联、灯笼，透着喜庆的古风年味。
家中的老人忙着准备祭品，把公鸡、猪头等放进锅里蒸煮备用；然后在中堂“天地君亲师”的神龛牌位前，点上香烛，摆上供品，一家人鞠躬作揖，敬天地，拜祖宗；同时在自家屋前的街边也放张桌椅，摆上供品，点燃三柱香，祭拜河神杨公菩萨，乞求风调雨顺，福泰安康。祭祀完毕，一家人就围坐在一起吃团年饭。
48岁的杨学芹，家住大桥街，开了一家小吃店，生意很红火。每年除夕在家中祭拜祖先，吃完团年饭后，她都会提上祭品到河街熬家码头的杨公庙。“这个杨公庙是我姑姑建的，每年春节我都会和她一起祭献。”杨学芹的姑姑已经80多岁了，一直生活在托口，“因为和杨公菩萨同姓，就格外敬重它。”
梁云山是托口的文化学者，写作、画画、研究民俗学。他说，关于杨公菩萨有两种说法：一种根据史书和地方志记载，杨公本名杨漱，兄弟三人，籍贯托口，宋时平苗有功死后被封为河神；另一种是民间传说，传说杨公为了刺杀一位暴君，为民除害，遭到官府追杀而亡，后人奉他为沅水河神，沿江各地修建杨公庙，春秋祭祀。
“杨公”这一民间土著神的产生与沅水流域的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年,活跃在沅水流域的船工、排工为求水上平安，把自己的良好愿望寄托在杨公身上，所有水陆码头都建有杨公庙，梁云山说：“杨公庙上庙在贵州茅坪，总庙在托口，下庙在武汉鹦鹉洲，一直管到南京镇江，故杨公又称‘镇江王’”。托口的“杨公”总庙曾经建在杨家巷码头，对面是一座横跨码头的戏楼。每到端午节，杨公庙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那一天小镇万人空巷，庙宇里香烟缭绕，信众云集；对面戏楼上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演员头戴通红面具，上演着“降杨公”的傩戏。梁云山叹气，“可惜这些都是50多年前的事了”。
“托口的民间信仰是儒释道巫傩基督共存，人们酬天敬地拜河神。”梁云山说，沅水流域是巫傩文化最为盛行的地区，昔日屈原沿沅水经沅陵、辰溪到溆浦一带，亲眼目睹了民间的巫傩祭典，著成千古名篇《楚辞·九歌》；诞生于托口的“降杨公”傩戏有很强的艺术性和文化价值，“可惜至今没有受到文化部门重视，演员也年老体衰，一个个相继去世。”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说：“灵魂失去了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生活在这粗粝的世界，那柔弱的人心，是需要一座庙宇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检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你满眼所见恐怕尽是雨水，从天而落，滴透人心。
托口那巧夺天工的杨公庙和戏楼，就是在“革命洪流”中遭受的灭顶之灾。“1958年，为了修建人民会场，拆掉了杨公庙戏楼和两边的过街看台；1969年，拆掉了杨公庙大殿，修建了敬仰馆。”梁云山说，不管是过去的庙宇、戏台，还是后来的会场、敬仰馆现在都已灰飞烟灭，只留在他的画中。
“你晓得235米有多高？”2013年1月12日，63岁的唐广站在托口老镇东南角的一个山坡上问我。朝阳寺的南岳殿在这个山头上建成已近30年，是托口当地最大的庙宇之一，它吸引着洪江周边两省四县市的香客来朝，香火不断。“大殿前面一排松树，南侧的惜字塔，都是香客们捐功德钱弄好的”。唐广早年自愿负责大殿洒扫，吃住都在南岳殿旁，坚持至今。
“从前年年底开始，来南岳殿烧香祈愿的人一下子增多，越到赶集时越这样”，唐广说，“移民们都希望生活能变好”。还有人在烧香时说，“水电站蓄水到235米时，就要比南岳殿的屋顶还高”。
235米，托口水电站规划中的库区死水位，它成了托口镇居民几乎人人知晓的一个代码。但南岳庙的命运怎样还是个未知数，“我们有心，却也无能为力。”
“每个星期天和重大节日，我都会来教堂做礼拜，已有20年了。今天是最特殊的一次。”2013年11月24日，三里坪村61岁的杨金香和教友们在废墟上立一块十字架，依然虔诚地唱赞美诗。“教堂今天拆了，上帝会宽恕的。”
“再坚持一个月就是圣诞节，但教堂和信众们都没有等到。”摄影师尹忠说他在教堂的废墟上看到这些信众为一个古老的信念聚在一起，共同领悟人心向善，过一种超越凡俗的精神生活时，感动不已。“我看到他们唱的是《神保中华歌》，此情此景，让人无言。”
不管是佛教、道教、巫傩，还是基督，都无法阻止信仰者古老的家园沉入水底。“今日中国，一半正疯狂建，一半正疯狂拆”。推土机将乡村的土地和信仰连根拔起，魂飞魄散。
72岁的邓光荣老人（左）在做礼拜。福音堂位于托口镇郭家巷，是洪江市最早的基督教会之一。每到礼拜天，信徒们来这里讲唱赞美诗、祷告等。
传说杨公菩萨是沅江的河神，沿江各地建有许多杨公庙。每年端午节，各地都有巫师主持开展祭祀活动，各村搭台唱戏祭奠杨公菩萨祈求平安。
张明英，1958年出生于托口，1992年从芷江下岗后回家经营纸扎店，店门上的几大字是自己写的。张明英以前是托口龙狮队队长，每年春节都会牵头组织龙狮表演。如今，新镇的房子已经建好，张明英和爱人准备在新家继续开个纸扎店。
舌尖美食，舌在异乡胃认家
所谓乡愁，最撩拨人的是妈妈菜的味道，最让人怀念的是那些节日的美食。这些味道成为酿制“乡愁”之酒的酵母菌和酒曲，在经岁月发酵后形成经久回味的芳馥。
2010年2月28日，元宵节。托口人在美食和龙灯中送年。
一大早，杨学芹和两个帮厨的妇女就在小吃店忙碌起来，混沌、米粉，米豆腐，甜酒汤圆都已经准备好放在案板上。“今天既是元宵节，又是赶场天，四里八乡的人都会来看热闹，这些东西等会怕都不够卖呢。”
27岁的赵俊一早就骑着摩托车从石桥村来到镇上，先去老街上溜达一圈，就来小吃店解馋。“每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来这里恰（吃）一碗米粉和米豆腐，离开时也要恰一回；每次回深圳别的都不带，只带酸菜、酸萝卜、生姜。”赵俊现在深圳工作，从上学离开故乡已经9年了。对他来说，故乡就是这种让他魂牵梦系的酸菜味道。
“米豆腐----拖着长长尾声的叫卖声在街头巷尾响起，男女老少便蜂拥而上，细嫩的米豆腐加上葱花、芹菜、酸萝卜丁，火红的油呛辣子??一个个咋舌吐气，不住用衣袖揩着头上的热汗，那满足，那惬意，真是说不出的爽哟。”这是让画家梁云山念念不忘的故乡米豆腐的味道，还有老街上童年的生活。
“三十的糍粑，十五的汤圆。”元宵节，6岁的蓉蓉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跟着奶奶一起做甜酒汤圆。等蓉蓉长大的时候，也许不会记得汤圆的做法，但那种柔软甜糯的口感，承载着家庭的味道，过节看龙灯的快乐则会留在她一生的记忆里。人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曾说：“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在汉字里，神奇的“味”字，似乎永远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除了舌之所尝、鼻之所闻，在中国文化里，对于“味道”的感知和定义，既起自于饮食，又超越了饮食。能够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味”的，不仅是我们的舌头和鼻子，还包括我们的心。
对于当下很多中国人而言，只能在味觉中找故乡。所谓乡愁，最撩拨人的自然是家里妈妈菜的味道；最让人怀念的是与节日相伴的美食----除夕包饺子，元宵捏汤圆，端午裹粽子，中秋吃月饼??这些节日的味道都成为酿制“乡愁”之酒的酵母菌和酒曲，在经岁月发酵后形成经久回味的芳馥。
杨学芹在店里忙着给人们“解馋”，她的邻居，52岁的张明英则带着龙灯队伍开始给每家每户拜年了。一阵“咚咚呛”的锣鼓声响起，大家扶老携幼来到街上观灯赏龙，每家每户都开门放鞭炮迎接。
听到鞭炮声，先是领头的麒麟灯进入主人家屋内或商铺，象征麒麟送子，接着龙队进屋内绕场一周；热情的主人家继续燃放鞭炮，龙队就会在这家屋外盘旋飞舞起来。一番热闹后，主人家会送上红包或者香烟。龙灯所到之处，街道两旁都被围得水泄不通。鞭炮声，锣鼓声，吆喝声响彻云霄，整座古镇都欢腾起来了。
张明英出生在托口，年轻时到芷江工作，十多年前下岗以后和妻子回到托口，为了养家糊口，学会了纸扎这门手艺。张明英的巧手不仅能用篾条、皮纸，施加彩绘扎灵屋、棺罩等祭祀物品，逢年过节还会扎各种龙灯，狮子，彩船等；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店门牌匾苍劲有力的隶书“芷江佬纸扎”就是自己的手迹。
张明英还是古镇有名的掌勺厨师。每逢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古镇人都会在托口剧院大摆流水席，亲朋好友都会欢聚一堂。这时张明英就会主厨，奉上一道“乡村盛宴”----流水席吃的不仅仅是美味，还有聚族而居的其乐融融，人情的温暖。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随着移民搬迁，古镇的“美味习俗”也跟着“变味”了。“以前哪家人煮腊肉，几条巷都香。”张明英说他留恋老街生活是过去端着碗可以到处串门，吃邻居家的菜，现在各自住进了阁子间，找个人说话都难了。
2013年除夕，张明英也没闲着，带着龙灯队在已拆毁的托口中学篮球场训练舞龙，准备春节拜年。“今年是在古镇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不管怎样，得好好热闹一回，盼望移民都过上幸福生活。”
2013年11月6日，古镇已经停水停电，张明英店前的废墟上摆了四张桌子，十几户人家又拿出各家的饭菜，围坐在一起，就着微弱的烛光一起吃这顿“最后的晚餐。”一杯杯酒下肚，大伙喝下的乡情和温暖，也是伤感和离别。
“街坊领居相处了几十年，那是有感情的。”张明英说，吃完这顿饭，大伙就和古镇告别了，以后这样的聚餐怕是再难召集了。他的新家按照镇里的统一标准建了四楼，一楼继续开纸扎店，“我还要靠它养家，还贷。”
什么是传统节日？一大家子几十口，烹鸡宰鸭，推杯把盏，共叙乡情，这样的故乡才让人有归根之感。我们有怎样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过往文明的态度。无论一个城市，还是一个村庄，如果它的过去总被连根拔起，那么也就无法摆脱未来的茫然。
朝阳寺民间进香祭祀活动后会在庙里摆设斋席答谢捐款的居士。这天孩子们会跟着家里的老人一起到庙里参加活动，礼毕会去吃斋饭祈求平安。
码头边的一家小吃店里，老板娘正在下米粉。托口的小吃主要有米粉、米豆腐、猪油饼、馄饨等；每逢赶场天，店里会坐满四里八乡的食客。
82岁的庾建安原来是托口供销社的老采购员，年轻时走南闯北拍了很多纪念照片。退休后他独自居住在托口老街，把老照片装框后整齐地挂在墙上。他常说：“人生是由无数个难忘的瞬间组成，老屋墙上的这些照片就是我人生的经历”。
耕读传家，中国人的理想梦
“耕读传家”是中国人的理想，而族谱的魅力在于，它轻而易举地解答了最可怕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一份谱牒，足以让一群人安身立命。
公元1190年，宋光宗登基，托口迎来了一群“江西老表”。
“我们粟家祖先于宋光宗元年，从江西吉安府卢陵县迁到黔阳罗岩江，后见朗溪村山水秀丽，田园开阔，便定居于此。历经数代人艰苦创业才逐渐人丁茂盛，成为托口第一大姓。”托口中学的历史老师粟俊说，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族人集资在此修建了粟氏宗祠，匾书“江陵世第”、“江陵望族”。
就在粟氏祖先迁到托口的同一年（1190年），另外一位江西人朱熹被宋光宗授以漳州（在今福建）知府一职。他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提出来，再把《孟子》上升到“经部”，和《论语》汇集到一起，统一注解，遂有“四书”之名；三年后，他调到潭州（今长沙）当知府，重建了岳麓书院，开坛讲学。有了朱熹重校的“四书五经”，开创的书院之风，中国大地才有了“耕读传家”的生活模式；而乡村的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也是朱熹“理学”的重构形态，于是乡村士绅们编家谱、修祠堂、置义田，建学堂。
托口因有木材、桐油两大“奇货”，又有沅江的“物流通道”，各行各业的商家闻风而至，抢码头，建作坊，开商铺，催生了“内陆资本主义萌芽。”而后“聚族而居的家族建祠堂，迁徙经商的同乡修会馆。”梁云山说，托口繁华时期有八大祠堂（粟家、瞿家、蒋家、张家、赵家、唐家、杨家、邓家），四大会馆（万寿宫、应元宫、南华宫、三府馆）。
会馆是一种同乡会性质的民间社团组织，它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德高望重，有经济头脑，具有社会活动组织能力的人出任理事。理事会负责协调各会馆之间的关系，共同管理当地的生产、贸易、教育、治安、慈善、公益事业，使托口形成了一个不依赖政治势力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繁华安定的商贸集镇。
不管是经商的商贾，还是种地的农夫，都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各村各族利用祠堂、庙宇、会馆所大办私学；清道光七年（1828年），乡绅赵大坤、金宗仁在县令杨启德的支持下，创建了托口的公学----“朗溪书院”。
“耕读传家”曾是中国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
“耕读可修身齐家，科举能治国平天下”，这是历代读书人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梁云山说，民国时，曾在郎溪书院受教的一批高才生失去了科举进仕的机会，仍不失报国之志，纷纷南下考进黄埔军校。“黄埔的托口籍学生有11人，最有名的是曹永湘，他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国防部次长。”
历史风云突变，晚清废除科举，民国战乱不断。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主张的“温情与敬意”，都变成了“无情与敌意”。中国传承千年的耕读和宗族文化，被打得“落花流水春去也”。
1949年以后，宗族文化及活动因为有“复辟封建主义的企图”，只能继续遭受灭顶之灾；“文革”时，更有无数宗祠被毁，家谱被当作“四旧”抛进了那个时代的“篝火晚会”。可叹家谱曾与方志、正史并称为中国文学之三大支柱，在火光与尘烟之外，是一代人的宝贵记忆与心血灰飞烟灭。
2013年4月15日，62岁的瞿云归将收藏了几代人的家谱拿出来晾晒，“搬家也得带上，祖先的魂还在呢，还要继续传下去。”瞿家的族人也曾在古镇东边建有漂亮的“将军冠”祠堂，“祠堂1962年开过公社食堂，马上就要沦为废墟了。”
“现在托口有200多户瞿姓人家，只有2套族谱，以后还得靠它续修呢。”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族谱的魅力在于，它轻而易举地解答了最可怕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一份谱牒，足以让一群人安身立命。
2013年6月12日，60岁的粟文光在工地上忙活着。“粟氏新祠堂是去年2月动工的。有千多户粟家人捐了款，最多的个人捐了5万元。计划明年清明节前完工并举行祭祖仪式。”老粟说，粟家后人还是继承了家族团结的遗风。但是，要完全恢复清朝祠堂那样古朴精美的建筑是不可能的。一是很多材料买不到，二是匠人手艺也达不到那时的水平。中国人习惯于在家族中寻找“终极意义”。虽然宗族文化有很多缺陷，但作为一种社会性网络，在维系和改造社会等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或简单否定。也因如此，有学者寄希望于将宗族组织改造成一种根植于中国传统的NGO组织。
如今，耕读传家的生活已成绝响。“耕读人家”越来越少，“耕工人家”倒是越来越多。家里的老人以“耕”维持着吃穿用度，家中的孩子们都跑去外面打工， “读”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如今的乡村里，还有多少人勤于耕读？物欲横流的现代化浪潮中，“土豪”越来越多，“儒生”越来越少。
托口人的宗族意识很强，各家族会集资修建祠堂，逢年过节都会来祭拜祖宗。图中的赵氏宗祠是洪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搬迁中沦为废墟。
2013年4月15日，梅雨季节过后，瞿云归把收藏的老家谱拿出来晾晒。4岁的瞿子轩在方桌边玩耍着现代玩具，与陈旧的家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13年清明节，家住托口朗溪大巷子135号的杨国芳、曹传玲夫妇在家中堂屋桌上摆放各种贡品，在神龛前进香烧纸祭拜祖先。他们说：“自己年龄大了，身体多病，祖坟迁移到了新墓区后相距太远，只能在家里举行清明祭祖活动”。
寻根乡愁，艺术家的怀乡病
乡愁，不仅是对地域故乡剪不断的思念，更多是对精神家园理还乱的眷恋。如今，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当田园牧歌渐行渐远，乡愁引发的文化怀旧开始漫延。
2009年9月，65岁的梁云山开始“用画留住远去的家园。”
这个“乡土艺术家”仙风道骨，精神矍铄，却患上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怀乡病”，为了减轻“病痛”，十几年来，就像《百年孤独》里的马尔克斯去马孔多小镇寻找自己的“灵魂家园”一样，梁云山也不知疲倦地前往故乡托口寻根。“托口是我心中最美的天堂，是一生的眷恋。”2003年，当梁云山听说家乡要修水电站，街道古屋将被淹没时，“心里说不出的失落和惋惜”。为了记录和抢救古镇的历史文化，他购置了电脑、相机、摄像机，用文字、影像、绘画开始了长达十年凭吊故乡的怀旧之旅。
梁云山用3年时间采访了百余位老人，写下了20多万字的散文《闲话托口》，拍摄了几十个录像带；为了将托口申报为历史文化古镇，他无偿向政府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在考察时他全力参与策划、撰文、拍摄，没有工资，也没署名。但梁云山都不在乎，他说：“只要我做的这些对社会有意义，就满足了。”
相比于文字的考释和记录，绘画更具有直观性，更能直接地切入人类情感。2009年，梁云山拿起画笔开始绘就百米国画长卷：《家园随梦远，千古一边城》，他把画面定格在民国托口繁华的鼎盛时期，“想让人们从这幅画上做一次穿越时空的怀旧之旅”。
2013年11月，经过四年打磨，梁云山终于完成了这幅鸿篇巨作：采用青绿山水的写实手法，再现了沅江上游波澜壮阔的旖旎风情；用水彩蕴涵的意趣，复活了古镇老街的沧桑凝重。十年的田野调查和艺术创作，让他有了更多的感悟：“我希望用画唤醒更多人对家园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不至于让精神流离失所。我用十年记录托口，却要用一生来思考。”
怀旧----英语nostalgia来自两个希腊词语：nostos（还乡）和algia（怀想），是指漂泊在外的游子对家乡、故土的思恋情怀。如今的中国，正处于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期，当田园牧歌渐行渐远，乡愁引发的文化怀旧开始漫延，正如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指出的，怀旧“是现代化的一种心理后果”。
乡愁，不仅是对地域故乡剪不断的思念，更多是对精神家园理还乱的眷恋。美国学者瓦特拉娜·波依姆在《怀乡的未来》中说：“初一看，怀乡是对家园的一种怀念，但实际上，它是对不同时代的怀念，对童年、对梦中更为缓慢的节奏的怀念，是一种充满遐想的浪漫情怀。”
置身一个金钱至上、娱乐至死的众声喧哗年代，有谁还会把饱含忧患的目光投向寂寥乡村，且执迷不悟地为之吟唱挽歌？大约也只有诗人才会如此“不合时宜”。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天职是返乡”；诺瓦里斯则说“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冲动，四处寻找家园。”
梁云山作文写诗绘画的动力正是源于一次次精神“返乡”----“我多想回到我梦里的家乡，哪怕只剩下一片断壁危墙”；“托口，你这千年的妖孽。魂牵了多少老百姓的喜与泪，断肠了多少天涯人的笑与悲。” 我想这或许正是这位“乡土艺术家”异于常人的地方。
如果说画家梁云山回托口是为了寻根，那么摄影师旷惠民则是为了寻梦。
1971年，7岁的旷惠民跟随父母从内蒙古包头市搬迁到湖南湘西三线新厂,从辽阔的大草原来到崇山峻岭的湘西山区生活了13年。“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充满了原始野趣而又淳朴温暖的湘西小镇上度过的。”
后来，他踏上了北去求学之路，毕业后留在湘潭工作。但是湘西雪峰山的雄姿，沅江上的山歌号子，河街边的热闹集市，神秘的祭祀傩戏一直停留在他的记忆深处，常常入梦。“2009年11月，我开始往返于湘潭和湘西之间，用相机记录着湘西古老文明与现代变迁。用影像去追忆一些童年的记忆。”
从此，旷惠民一头扎进托口，像嗜血的水蛭，恨不能网罗尽精华。在5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了托口的每一条大街小巷，一次又一次地寻访陷落在时光深处的老屋、故人，记录下了古镇最后的容颜。他用光圈来发掘，用焦距来勘测，用快门来叹息，用取景框来追问，以一种温暖平和的眼光来观察和记录；他的镜头中充满了人间生活的烟火气息，有细腻而温暖的人文情怀。托口，让旷惠民找回了童年的记忆，也找到了精神的家园、梦里的故乡。但这个梦很快就将成为“水中月”，于是他抓住一切机会，去记录即将终结的原乡。“开始一年去托口2次，2012年4次，2013年14次，再不去就没了”，这种时不待我的紧迫感让他实现了一次有情感体温的寻梦之旅；也完成了一次有历史深度的“标本”记录。
如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留住逝去的时间”一样，梁云山用文字、绘画，旷惠民用照片把失去的“托口”留下了----当家园沉入水下，他们所记录的今天的托口，就成为我们后代解读湘西历史的读本，他们的作品，就是一个历史的标本。
残酷在于，此后的托口人也只能像我们一样，到古画和老照片中去怀旧了。
2013年3月29日，家住河街的老铁匠赵嗣超去世，儿女们在桃子坳坟山为老人下葬。托口依旧保留着传统的土葬，也是人们落叶归根的一种习俗。
82岁的罗金娥坐在床上依依不舍。搬迁时，有人出5000元收购这张老床，罗金娥没同意，她说：“我在这张床上睡了60多年，它伴我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
杨茂厚，1938年7月出生。1989年他花一万多元购下了大桥街这间小店铺，扎棺罩、糊灵屋，卖纸钱和香烛，日子过得清闲安逸。搬迁后，他不准备去新镇开店了。他说：“我都75岁了，搬上去租门面开店成本太大，老手艺店没法养活”。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十年前，托口的年轻人进城打工是自然的流动，现在则是被动的无奈：因为大坝让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家园，很多人只能从此远离故土，投入到都市漂浮一般的生活。
2003年—2013年，托口的大批年轻人开始了“出乡村记”。赵俊，生于1983年，家住托口镇石桥村；肖平，生于1984年，家住托口镇大桥街。两人是同学，2003年9月，他们都离开了家乡，分别去衡阳和长沙上大学。“我们这批80后，高中毕业通常两条路：要么继续上大学，要么去沿海城市打工，留在家里种地的基本没有”，赵俊说。
为什么逃离故乡？因为托口和中国所有乡村一样，在时代大潮中“身不由己”。
在赵俊的记忆中，托口曾经有吃不完的山珍河鲜，每年端午有杨梅、中秋有板栗、冬天的柑橘和大红甜橙几乎要把树
枝压断；清水江与渠水交汇处有一个500米长的白沙洲，夏天是孩子们游泳、玩耍的天堂，水中鱼儿成群，一网下去从不会放空，那时的托口真可谓是“田园牧歌的生活”。
生活在古镇上的肖平，印象最深的是老街上曾经有糖厂、瓷厂、印刷厂，大人们每天去厂里上班，生活悠闲而满足，“小时候吃的月饼都是托口糖厂自己生产的。” 虽说肖平儿时的老街已没有祖辈生活时的繁华，但乡镇企业依旧很红火，他也曾憧憬着长大后去糖厂里工作，“糖能吃个够”。
赵俊和肖平们的美好生活，很快就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急剧缩短乃至终结。
90年代中期，大量挖沙淘金船开进托口河边，沅江被无情的钢铁机械挖得遍体鳞伤，渔业枯竭；田地里，农民忙活一年却常常入不敷出；镇上曾经红火的工厂倒闭，工人下岗??托口的年轻人纷纷进城打工，于是田园荒芜，古镇萧条，和中国其他乡村一样，留守家里的是由儿童、妇女和老人组成的“613899”部队。
“游子外出闯荡，故乡却不等你。它要么失去人脉，长眠不醒；要么大干快上，跑得比你还快。”2003年10月20日，洪江市人民政府发布通知，要求在托口盆地海拔250米以下的地方停止建设，托口水电站即将上马。而后，托口人开始了十年的家园保卫战----土地补偿，移民搬迁，拆村并居，进镇上楼。
2007 年，赵俊和肖平各自毕业，又在深圳汇合了，他们都来到这个“梦想之城”打拼。但乡愁依然如影随形，几个同学建立了一个QQ群，常常在里面说说家乡话，聊点童年事；后来深圳工作的老乡陆续进来，肖平把这个群改成了“托口人在深圳”，一群漂在城市里的年轻人，通过网络找到了共同的“故乡”：他们在群里共同追忆故乡的美好，也感叹现实故乡的沦陷----为什么大家曾经“热爱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自己不愿回去或回不去的地方？
因为修建水电站，托口古镇及周边有2.4万人需要重建家园，对这个盆地来说，无论在物理上还是心灵上，都不亚于一场地震，有人甚至将关乎利益的博弈称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008 年，肖平从深圳回到托口开始创业；2011年他家老屋拆迁，重新修房。“我们在古镇的房子是木房子，赔偿很低，一共才四万多块，这点钱怎么够？”肖平说，家里东拼西凑，才把房子修了起来，“因为搬迁修新房，10个家庭起码有8家欠账。小孩要读书，爸妈要养老，年轻人都只能出去打工还账了。”
如果说十年前，托口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还是自然的流动，那么现在则是被动的无奈：因为大坝让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家园，很多人只能从此远离故土，投入到城市无根漂浮的生活。“归去来兮”已成绝响----因为已无田园，也无家可归。“你现在看到的托口是没有灵魂的，只是一排排冰冷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肖平说，虽然现在住上了楼房，但一点都不觉得有自豪感，他更怀念曾经老街上木板房里的生活，那些建筑里有故事，有烟火味，有人情的温暖。
故乡所提供的生活经验是“人应该怎么存在着他才会感觉到幸福”，在深圳生活过的肖平说：“城里不过是住着一群有房屋，没有家园的可怜虫；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和双足的地方。但当托口古镇如今变成一片废墟，即将沉入水底，我知道自己从此成了一个在心灵上既没有城市又失去了村庄的流浪汉。”
现代化与城镇化浪潮齐头并进，席卷而来。托口的乡里人往镇上搬，因为土地被淹，学校合并，小孩只能来镇上读书；镇里人往县城搬，县城往市里搬，“且把他乡当故乡”。赵俊在洪江市里买了房子，但在深圳上班；肖平在新镇修了房子，但一直在贵州凯里做生意。他们俩都已结婚生子，托口，对他们来说只能永存记忆，而对他们的孩子而言，也许仅仅只是一个地名。
电影《云上的日子》里讲了一则古老的寓言：如果走太快了，灵魂跟不上了，你就要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悲哀的是，过去百年间，从革命到建设，从出乡村到城市化，急于赶路的中国人，一次次走丢了自己的灵魂。
2013年8月30日，老街古朴安详。托口古镇曾存有商号、店铺、作坊、豪宅、会馆、祠堂等建筑约三百多栋，被誉为“内陆资本主义萌芽的活化石”。
2013年11月9日，老街残垣断壁。新镇没有修复古建筑的计划，从老街上拆迁下来的青砖、雕花木料、青石板等材料被外地商贩全部买走转运他乡。
2013年11月10日，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托口老街走到了尽头，工人们开始了全面的拆迁。当2万多老街居民离开古镇、告别故土，去新城里面对未知的生活，其内心充满了惆怅和不安；托口古镇的变迁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的话题。大坝之惑，烟波江上使人愁
大坝蓄水后，将会出现“高峡出平湖”的胜景。那些搬迁到新镇的托口人会指着烟波浩渺的西海向游客介绍：很久以前，这水下曾经有一座商贾云集的热闹小镇。
公元634年—2014年，1380岁的托口古镇终于“尘归尘，水归水”。
1380年，这足够让人对托口的历史产生敬畏。托口，这个喧嚣过后归于沉寂、繁华过后走向落寞的古镇；这个经历了战争，经历了天灾，经历了人祸的古镇，终于走了到尽头----这是古镇最后的冬天，开春汛期一到，它就寿终正寝。
五年，我们记录托口，这块盆地是一个剧场，古镇是一个舞台，沅江是一块幕布，大坝是一个剧本，各种喜剧、悲剧、荒诞剧都在这里轮番上演；剧情跌宕起伏，而我们所有人都是演员，也都是观众；当曲终人散，沅江这块幕布重新合上，我们对大坝这个剧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回到故事开始的 2008年端午节，这次龙舟赛的组织者是托口中学的历史教师粟俊。为了续上古镇“文脉”，粟俊和几个人成立了“托口地方文化人民保护协会”，其初衷是为了 “保护托口现存的古建筑及文化”。他们采访老人，收集整理托口的山歌、号子；四处寻找各种古碑刻、石雕；把中断多年的龙舟赛重新组织起来；召集汉剧团的演员重返舞台，演了七天七夜，找回了人们久违的记忆。
2010年，古镇开始搬迁的时候，梁云山和粟俊等一些文化人，多次向政府呼吁，要求将托口的老街和古建筑异地搬迁，进行恢复，“哪怕恢复一条街，或者几栋有价值的古建筑也行”，但却未被采纳；后来粟俊调到洪江市里上班，他们的协会也就解散了。
梁云山说，三峡移民，很多文物、古建筑都得到了保护；乌江上游的龚滩古镇修水电站，古建筑也实施异地搬迁。“历史不能重现，文物不能再生，古建筑更是凝固的音乐，具有艺术性和独特性，大坝不仅淹没了家园，也将文脉剪断了。”
让梁云山和粟俊更加痛心的是：2013年10月和11月，古镇的一些古建筑全都被城里人以白菜价“抢劫”走了。那些精美的雕花门窗，柱础，匾额，被一车车拉走了；老街的青石板，码头的大条石也被撬走了??可怜这些有着千年历史体温的古建筑也和人一样，离开故土，流进城市，成为“被侮辱与被伤害的。”
2013年12月，当我在电话里向粟俊问起古镇情况时，他心情沮丧，“家园都没了，说这些没用。” 粟俊说大坝毁了故土家园，也断了精神原乡。他的闺女在北京上大学，学美术专业，在课堂上她画了一张托口的古宅院，老师看后大为惊叹，想不到湘西还藏着这么美的古镇；可当闺女听说古镇已成废墟，只能留在相册里和图画上的消息，在电话里失声痛哭。
每一个古镇都是一座圆明园，里面都有奇珍异宝，都值得保留，但人类毁坏的悲剧却一直在上演。托口除了文物、建筑被贱卖，还有一些未被发掘的古城、古墓将永存江底。2011年和2012年，湖南省考古者对托口盆地的6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尽管他们梦想挖尽古镇辉煌的历史遗存，但依旧无法将千年托口全部挖出带走。
柔软的水怎么突然就变得那么坚硬，这样一寸一寸将千年的家园、万年的河床封存？我们可以挖掘土层，和古人相见；我们不能挖开水面，去探询故人故土。大坝毁了家园，断了文脉。但让人们更担心的是失去土地后靠什么生活？对于后期的扶持问题，洪江市的措施是：“规划修建了环库公路，将依靠水库打造旅游、生产加工、养殖、种植四大产业。”政府还准备在库区建高尔夫球场，这一点移民们却颇有微词：“什么高尔夫球场，我们老百姓不懂也无福消受，那是富人的乐园。”
今天，包括托口水电站在内的一座座大坝已经将沅江的脉搏生生掐断了，她已经变成了一条被腰斩的沉寂大蟒，卧在群山间，默默无语。江上再没有放排人，随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号子和歌谣，以及沅江与它身边城市的风流韵致。
我们一般认为，水对于人类，不具有独立意志，它只是人类的一种资源而已。所以，我们利用它、改造它、甚至截断它，并不需要倾听它的意见。我们甚至不会承认，它奔流的时候，它干涸的时候，它悄悄死去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个像我们一样微微叹息的灵魂。人类在科技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也许真的需要适当地放慢脚步，回味一下屈原、沈从文在沅江上畅游的朴素心境。
1300年前唐朝的某个黄昏，在沅水连通的武汉鹦鹉洲上，诗人崔颢写下了关于乡愁的千古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人登上黄鹤楼，眼下虽有晴川沙洲、茂树芳草，而家乡在哪里呢？烟波浩渺的江水令人发愁。
托口大坝蓄水后，将会出现“高峡出平湖”的胜景，当地政府连名字都已经取好了，叫“西海”。那些搬迁到新镇的托口人,会指着西海那烟波浩渺的水面向前来观光的游客介绍：很久以前，这水下曾经有一座商贾云集的热闹小镇；而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望着浩渺的江水，也许只剩一句叹息：日暮乡关何处是？
（本文写作参考引用了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云山《闲话托口》，刘海波《托口：3万人与1300多年的一座城》，特此鸣谢！）
托口水电站是湖南省目前在建的最大水电站，由沅河镇清水青主坝和托口镇王家坳副坝以及两座发电厂房、引水系统和通航建筑物组成；正常蓄水位250米，总库容12.49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83万千瓦；2014年大坝蓄水后，托口这个千年古镇永沉水底。
家园随梦远，千古一边城。
这是托口镇画家梁云山所绘的百米国画长卷中托口古镇外貌全景。巍峨的抱雾山下，阡陌连绵，桃李如烟，青山绿水环抱的古镇，记录着千年沧桑的老屋鳞次栉比；一排排吊脚楼临河而立，十五个青石板码头沿江一字儿排开，沿江上下五华里停满了待发洞庭的木排；岸边商船云集，江面上装满桐油的乌篷船络绎不绝的驶向远方，密密的木排如一条巨大的金龙上下不见首尾，浩浩荡荡直向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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