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于1月17日就情报和信息安全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这也是他继2013年5月以来第二次就类似问题发表讲话。在讲话里,奥巴马历数了情报之于美国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亦向外界传达了美国或将调整以往根据《爱国者法案》而展开大规模监听方式的意向。
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外界固然发现奥巴马已“中止”了电话监控,但他在网络领域上的行动也已悄然展开,而以“反恐”、“国土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名义,美国仍能继续进行类似行为。
监控系统为反恐“下岗”
在1月30日即将发表其国情咨文前,奥巴马总统于17日就发表了最新的安全政策演讲,这也是自波士顿炸弹袭击事件和斯诺登爆料后美国方面第一次向公众大范围的谈及其情报、安全策略的调整。而奥巴马在2013年的类似讲话遭遇听众呛声的经历也令外界对于此次发言究竟会带来什么有着相当之高的兴致。
很快,在这场长达43分钟的讲话里,奥巴马公开表示了其“在给定公开调查结果”后就可以不再“提及”(dwell)暴料人斯诺登的“行为与动机”的态度,这一点较之在半年前时“必须让那些违反法律并违背保护机密信息的承诺的人承担后果”的发言便有了天壤之别,他还特别强调自由不应被作为“国家安全祭坛”(altar of national security)的祭礼。但是,当他话锋一转,很快以“9·11事件”作为引发下文的由头时,这一提示便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众所周知,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就是在“9?11”事件后较早通过的反恐法律,而此前美国被外界诟病甚多的监控即与此有密切联系。该法案203 条规定执法部门在未经司法审查的情况下有权获得与美国公民有关的敏感信息;其第806 条规定只要被认定“涉及到国内恐怖活动”,就可以扣押个人或组织财产而无需事先通知当事人。而奥巴马在2013年演讲时遭遇观众抢白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此外,该法令第215条亦允许拓宽监听范围,授权国家安全局(NSA)执行一个大规模收集国内电话、电邮和互联网记录的计划,以遏制“恐怖主义”,而斯诺登的爆料正是揭开了受该条款节制的NSA项目的部分细节。
为此,奥巴马在讲话中便专门表示,称将会建立一种过渡机制以“中止”因《爱国者法案》215条款而设立的国安局大规模监听项目,并使这种机制令美国政府满足其需求又不必维持原有的庞大电话监听网络体系。但他也在讲话中指出,此次中止的是因《爱国者法案》215条款而来的项目,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伴随着215条款的始终存在,奥巴马“砍掉”NSA的电话元数据监听项目更可算是为其反恐大业而做的结构调整。陷入悖论的自由
其实,奥巴马在1月17日的讲话有很多部分与其在2013年的演讲存在着两相对照之处,他本人在讲话中也曾专门指出,他此前“在满足安全需要与保护体现美国本色的各项自由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曾经引发过大范围的讨论。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根据奥巴马总统这一发言,这便意味着美国审查执法部门的权力与职能将可以使其“既能够拦截新型通讯信息,也建立起防范侵权的对隐私的保护”,而这一点能否真正达到平衡自然也就引来了争论的漩涡。
此前,奥巴马曾经以美籍基地要员奥拉基(Anwar Awlaki)为例,指出一名涉嫌恐怖主义行为的美国公民已不再是“一般美国人”(ordinary American),美方对于这种恐怖分子就必须“授权实施打击将他消灭掉”,可美方为武力打击设置的“门槛”却令该犯能在美国成功犯案。
在1月17日的讲话中,奥巴马又举了“9?11”要犯米达尔(Khalid al-Mihdhar)的例子,指出国安局早已查出该犯曾在作案前经越洋电话在美国联系其在也门的同伙,但苦于无法定位,倘有根据《爱国者条款》215条款所设的监控网络,则该犯必将因此无所遁形。
奥巴马指出,设置类似监控网络的用意并非监控良民,乃是针对恐怖组织,而截至目前也没有迹象显示这一大规模元数据遭遇滥用的迹象。不过,单就这一系统的原理而言,这种出于多疑的目的而将眼光射向包括美国民众在内的大范围人群时,它与美国所诟病的“东德般的极权国家”的检阅机制也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诚然,国安局曾在2012年中从监听的总样本中仅筛查了288个可疑记录,并从16个样本中发现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嫌犯,但这与他们存储了上百万人的对话记录也是分不开的。
因此,当总统在发言中谈及监控的对象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各色人等时,悖论就由此而来: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该机制被留下了案底后,当相关机构认定某人或有可能是基地及其他组织嫌犯时,他的记录就可以被警察或安全部门轻易调取查看,这一点与疑罪从无的原则自然是明显相悖的。但是,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也令外界颇为无奈,这一切正如美国一法官所言:“我们对待你的方式,是我们本身自由的尺度。”
网络领域的反恐战争
在调整了国内的监控体系之际,奥巴马总统还借这一机会公开向外界表示,除去美国仍在各国针对其各自政府展开情报收集工作,而美方亦不会因此有成效的行动而就此道歉外,他还将会有条件的停止监听外国元首,而这一停止监听的先决条件却也简单,即美国不会监听“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外国国民及元首。换言之,倘若某国的国民或领导人正在参与或进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行为,美国便仍将对该国展开全面的相应的监视行动,而这个“威胁国家安全”行为的具体界定自然还是他说了算的。事实上,相对于调整此前饱受批评的“电话监听元数据系统”,奥巴马在此次讲话中已经指出了美国所面临的新战线是在网络数据安全上,而近年兴起的“脸谱”和“Instagram”等社交工具已经成为重灾区,这也使得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5月的演讲后已经开始组织专门机构将网络安全纳入专门体系,而在1月17日的讲话中,奥巴马更特别强调美国不仅不能放开其情报体系,更有因斯诺登事件而“假装”(feign)惊奇的“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intelligence services of other countries)正在紧盯美国的各种信息。
不过,对于美国而言,即便全球的间谍机构都已经展开了越界行动,但相比之下,美国却仍凭借着其独特或例外(unique)的能力维持着其“保卫国家,维护公民自由”的行动。也正因为这点,奥巴马在讲话的最后认定这是美国之所以异于中国和俄罗斯之处,而这也令其在新领域的反恐行动中占得了先机。
于是,当奥巴马在2013年向公众提问并质询“当今威胁的性质是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后,他随即就在半年后的今天向外界给出了新的答案,美国在已经成为一个“开拓互联网国家”(nation that developed the Internet)的当下,由反恐而来的国家安全已经延伸至网络领域,为此,他也就调整了电话时代的监控体系,而把反恐的作为转移到了网络空间。这也使得美国继在2013年为反恐战争造成的杀戮而辩护后,又可以把继续监控全世界以这一名义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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