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红人宋彬彬等人集体在北京向“文革”中受伤害母校师生公开道歉，将舆论焦点重新引向文革“道歉潮”。红小将王冀豫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提到：道歉，是一个时代罪恶的一声叹息。“我没有资格道歉，也没有资格忏悔。我就是认账。”
最近几位著名红卫兵的道歉事件，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具有整体的象征意义。他们的事业“舞台”，以“红卫兵”始，又以因“红卫兵”的经历道歉而终。
1951年，王冀豫出生于北京某部队大院，为“根正苗红”的一批人。当1966年红色燃烧中国的时候，王冀豫15岁 ，正是最为“动物凶猛”的青少年。他们一方面颇为自负，认为自己这样的“军干子弟”才是真正的“革命接班人”，而现实处境是：他们的父母又多数都“靠边站”了，那些他们平时看不起的“平民子弟”竟然借着“造反有理”的指示“抢班夺权、翻身做主”了，这绝不能容忍。在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大人们自顾不暇，散布在各大城市无人管教、青春能量急于发泄的青少年成了能被有效利用起来的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他们先是合力“砸烂了旧世界”、推翻了“反动权威”，继而就根据各自的立场分化、互殴了起来，曾经的街坊、同学、工友成为仇寇。
王冀豫回忆，他们一伙人在街头偶遇“狗崽子”的一幕：“一帮人打一个人，打倒了以后就拿靴子照脑袋上踹，真是踹，嘭嘭的。当时给我瘆的，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人脑袋我说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了，太残忍了！后来我就被一个高中的给我提溜起来了，他说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人渣，他是流氓，他是人民的敌人！真是叫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羞愧极了。脑子里马上过了一个最简单的念头，我应该把自己给否定了，应该像他们一样¬¬----我觉得人呐，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干坏事就跟溃了的堤坝一样，我就是那么一个瞬间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混蛋、特别狠，狠到照他脑袋上连着踹！刚开始还有点心里发憷，后来觉得很舒服、很痛快，打人是乐趣。真的，人就可以变成这样，可以变成野兽，瞬间的事。”
文革初期 ，北京的红卫兵派系林立，王冀豫这样的干部子弟们自称“老红卫兵”，简称“老兵”，他们组成的“联动”派和平民子弟为主体的“四三”派势同水火。1967年8月5日，在一场北京粮校的武斗中，王冀豫等一伙“老兵”被一群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开着卡车、整齐地喊着“打倒联动”口号的“四三派作战人员”围堵在一条死胡同里。陷于绝境的王冀豫们发疯般地突围，混战中他脑袋上挨了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青年一砖头，他抄起棒子追了上去。“我就追上去照他脑袋给他一棍子，他就像个布袋子一样，嘣，就特别有弹性，就摔在那个坡上了。滚下来以后他好像才缓过劲来，想爬起来，他的头就在这儿，我就看着他，一棍子打他这个左前额。当时我就特别疯狂地指着他大喊：我说你跑不了了！这个血就一下溅出来了，我那棍子头上都是
血。”
混战在几分钟内结束，绝地反击的王冀豫一伙竟以少胜多。但“胜利”的喜悦只维持了一会儿，当听说死了人、尤其是这人还是自己亲手打死的之后，王冀豫体内那看似凶悍的魔鬼一下子就瘫软了。“我一听当时我就怂了，一下就如五雷轰顶，嗡一下就懵了。这个理性突然又回来了，杀人害命，这都是缺最大的德了，就浑身都发抖，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后来就跑到医务室，再看到那个人的时候，血就那么噗噗地往外冒，嘴巴里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眼睛半睁着，瞳孔散了。能看得出他很结实，也很英俊，小伙子。
那个瞬间躺在床上的这个人他是人了，他不再只是一个敌人了，他是人了，前面没有任何冠词。”
事后，从“四三”发出的讣告中，王冀豫才得知：被他打死的那个青年名叫王雁鸿，19岁，普通工人子弟。从此，这个名字和那张死亡的脸就成了王冀豫的噩梦。当时的乱世，法制几近弛废，警察没有马上找上门来。王冀豫此时恢复了他半大孩子的虚弱本性，他躲在家里，既不敢自首，更不敢告诉父母，想出了一个南下去参加“援越抗美”、到战场上自救的主意。于是他奔武汉、到广州、进海南，一路目睹各地武斗的惨景，停尸房里不仅有“作战人员”，还有很多被流弹击中的无辜路人----卖甘蔗的小女孩，进城的老农民，探亲的公务员……此时他才开始在心中自问：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
1967年12月14日，王冀豫在海南被捕，那一刻他大大地松了口气。他先是被拘押在海口监狱，半个月后被转押回北京半步桥监狱，九个月后，王冀豫被释放转入学习班。出狱后他才从警察和
父母那里得知，自己是在王雁鸿的父母的首肯下，才得以被提前释放的。
红卫兵一代，到现在基本已经超过六十岁，进入了退休年龄。无论年轻时候，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影响之下，有过什么样豪迈的理想，以后大概再也没有多少机会折腾了。从自然生命演化的角度来说，曾经“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这一代人，已经开始进入人生的谢幕阶段。有评论指出有评论指出，他们用了近乎一生的时间，从文革的狂热拥护者，走向了彻底的反对者。他们用“道歉”来否定年轻时的行为。他们是悲剧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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